东亚合作论坛2008年会综述——主题演讲

　　全圣兴教授：

　　全圣兴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特色改革和发展的意义：成为一种新发展范式的可能性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的演讲，全教授将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为：第一，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谋求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换。第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大大提高，而且对外影响也大幅增加。中国的改革被认为是是对形成以美国为中心的新国际秩序的一个重大挑战和核心变量。在冷战后时期，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里，最大的争论点就是“中国的崛起会给东亚或全球秩序带来怎样的变化”。

这就是针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国际层面所带来的变化而进行的研究。此外，还有同样重要的一点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其成果所带来的重要影响，就是在学术和实践层面中国经验给谋求自身经济发展的其他国家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最近，在全世界范围发生的金融危机让各个国家陷入困难时期。从另外的角度来看，通过这次危机，对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提出了一些批判的观点，而要求再探讨这种模式的可靠性。相对来说，大家重新意识到国家领导和政府角色的积极作用。也就是说，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扩散了对东亚发展模式的批判；十几年后，这一次世界性的危机，对新自由主义趋势提出全面的反观。这就要求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国的发展经验。全圣兴教授认为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发展不只是具有独特的特征，而且其经验显示出成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可能性。这对于新国际秩序的形成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全教授将中国的发展与东亚模式进行了对比，他认为中国的改革与经济发展的特征一句话很难说清，但是中国通过推进改革开放来实现经济发展，着眼于这一点，所谓“中国的特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体制转换过程是从“比较社会主义理论”的观点，而经济发展经验是从与东亚模式的比较的角度来分析。他认为从表面上看来，两者共同反映出“国家主导”这个特征，其实在中国经验里所说的国家主导，是除了党的领导这个特征之外，就是在国家控制和权威主义程度上也有所差别。另外，国家对市场的干涉的结构和形态也有差别。在中国国家和市场的关系超越了只把关心放在国家干涉问题上的东亚模式的范围。第二个重要特点是中国的国家主导，不只是靠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角色也很突出。中国推进改革政策的过程，虽然对于私有化采取了一些消极的或保留的态度，但是总的来说，能够调动基层的积极性，主要的机制就是通过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更多的自治权来提供物质上的动力。基于这一点，我们不可能彻底否定其成为一种新发展范式的可能性；但是把它看作为一个完整的固定的模式还是有困难。

　　关于中国作为一种模式的可能性方面，全教授认为同时具有可能性与限制性。如果成立为一种范式的基本条件是要求某种定性的框架结构和形式，那么中国经验很难被认定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因为中国同时包含着互相矛盾的特点，也在时间上显示出变化不一的形态，而且，现在仍然在进行过程当中。但从某种角度来看，中国个案排出了固定的原则和框架，中国模式所提供的教训就是不能照搬西方发展模式，按照同样的道理来看，中国模式同样也不能直接适用于其他国家。这就是“中国模式的悖论”。所以，如果考虑到模式这个用语本身的含义，把中国模式界定为“非普遍性的、非定型化的中国模式”，更为正确。

　　全教授认为对中国模式的考察包括如下含义：第一，中国模式这一概念和问题意识反省既有理论体系，同时扮演刺激其发展性变化的催化剂角色。第二，在实践层面上，中国模式的出现和讨论，本身对于以美国为中心的新世界秩序的形成提出重大的挑战。事实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很关心中国特色的改革和发展，尤其是谋求在权威主义体制下发展经济的第三世界国家，把中国当作一个榜样。这些国家对中国从过去否定的态度转向为友好的态度，以能源方面为中心，强化双边经济合作。与美国不同，中国是在经济合作或提供援助时采取不干涉内政的非政治立场，这也是增加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影响力的有效资源。

　　很多人密切关注中国崛起本身，还有其内涵是和平的、还是威胁的。同样的道理，中国发展本身对于国际秩序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即其发展模式是中国特色的，还是新自由主义的普遍方式，这一点也对国际秩序有着重要影响。对中国模式的考察意味着我们应该要更重视其学术性概念的有用性以及它在实践中的传播效果。中国也在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范围内，没能够置身事外、独善其身。还有，并不排除中国也可能面临很大困境的可能性，但是危机的根源不是起源于中国内部，而是从外部引起的挑战。相对来说，中国受其影响较少。大家很期待中国在克服这次危机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大家很关注摆脱这个危机以后，重新形成的国际秩序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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