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合作论坛2008年会综述——主题演讲

　　金灿荣教授：

　　金灿荣教授从比较社会主义视角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金灿荣教授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与东亚的主题，首先关于东亚对于中国改革的作用，金教授将其概括为五个方面。无论从地理上还是文化上，中国都是东亚的主要国家。其一，从经济作用上来讲，东亚作为中国的主要贸易对象，我们与东亚地区国家的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量的1/3，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这种贸易量占到了60%。从投资角度来看，在80年代，来自华人的投资占改革开放初期接受外资总量的3/4，因而可以说，在我们改革的初期，来自东亚地区的投资是占有相当大份量的。

另外一个是管理经验层面，我们在80年代获得的技术支持主要来自于东亚地区。这些都是东亚地区在经济上对中国改革起推动作用；其二，主要体现在日本和“四小龙”的快速发展对于中国推进内部改革起到了心里激励作用；其三，现代化是需要路径的。80年代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发展模式，为中国改革提供了参考路径，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模式作用；其四，东亚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多边主义机制，这是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后实现多边主义外交较多的一个地区；其五，东亚各国，如日本、韩国等在国际交往中起到了协调中国与西方关系的作用，进而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一方面金教授从一种国际视角出发，将中国与前苏联的改革进行了比较。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发生在一个革命后的社会，中国进行的改革比较理想的参照系，应当同样是发生在革命后的社会的前苏联的改革。从这个比较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改革的某些特性。前苏联在赫伦晓夫时代进行了一次比较认真的改革，但总体而言这个改革并不成功。比较起来，中国的改革，时间更长，也取得了颇丰的成果，基本上可以认定是一次成功的改革。从主观上来看，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是由以下几个特性决定的。第一、中国的改革是面向市场的有明确目标的改革。小平同志曾用“摸着石头过河”来形容中国的改革，但实际上中国改革的方向是明确的，目标是清晰的，“过河”的彼岸就是市场经济，但是如何到达这个彼岸，尚无定论。前苏联赫伦晓夫时代的改革是没有目标的，它只是在原来的计划体系内将其更加完善。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改革，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苏联没有。第二、中国的改革是伴随着开放的改革。中国的改革是伴随着开放的，是对苏联改革模式的突破。而前苏联的改革就是单纯的改革，没有伴随着开放。第三、我们的改革不是单一主体改革，而是多主体改革。

　　前苏联的改革主要依赖的是中央政府的技术官僚，反观中国的改革就不一样，中国的改革，至少有五个投资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外资以及城市个体户和广大农民，这一点是中国改革最大的、最特别的和最有意义的一件特性。这种多主体改革导致今天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多元的社会看上去很乱，主要问题也很多，但多元社会非常具有活力，而且力量充足，这也是中国今天真正的力量所在。第四、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改革。中国的改革是先易后难、先经济后政治，总体来讲走的是增量改革的道路，不是直接摧毁原来的制度，而是在以前成就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市场因素、国际因素，现代的和专业的因素，这种先易后难的改革方式，就是西方人常说的费边主义道路改革。这与前苏联不一样，前苏联的改革是全盘否定式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然后再进行改革。这种全盘否定的方式是受很多激进知识分子的支持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它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代价也很大，反弹也很厉害。因此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改革应该以渐进主义为主，不到万不得已不应当采用激进手段改革。

　　以上便是中国改革的四大特性，除此之外中国的改革跟前苏联相比还有几个客观条件的不同。

　　首先中国改革的起点是刚刚结束的文化大革命。绝大部分中国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灾难，很容易达成脱离文革灾难，走向一条新路的政治共识。此外，毛泽东时代的经济管理方式投入很高，产出相对较低，效率很低，因此改革初期在管理方式上的改进能够迅速显现成果。而前苏联实际上是把计划体制的内在效益发挥得淋漓尽致，但要继续提高却比较难，很难见成效。

　　其次，国际因素。这主要是指美国因素。前苏联改革初期的1956年是美苏冷战高峰，美国把苏联作为主要对手，盯得死死的，前苏联此时开放的国际空间非常低，而在中国1978年改革的时候，美国对中国寄予了某种希望，对中国的改革态度是比较开放的。因此中国改革的外部条件要相对好一点。

　　最后就是技术性的外部条件。中国有港澳台的窗口以及海外的几千万华人华侨，为中国提供了一个与外部沟通的桥梁，这个条件是前苏联没有的。

　　综上所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的重大成就并逐步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是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上文讨论的在国际比较视野下探索出来的战略选择以及相对有力的外部条件，也是改革成功的一部分原因。

[上一页]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