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热背后的思潮激荡

　　“无论如何，80年代的确让我怀念，尽管有种种危机。每个国家都有值得骄傲的文化高潮，比如俄国20世纪初的白银时代。80年代就是中国20世纪的文化高潮，此后可能要等很多年才会再出现这样的高潮，我们这代人恐怕赶不上了。

　　——诗人北岛

　　哲学热背后的思潮激荡

　　章章

　　上世纪80年代，伤痛和恐惧在刚从“文革”梦魇中惊醒的人们的记忆中横冲直闯，寻找出口。待伤口愈合、恐惧停歇，心灵的思考和反省蔓延上来，中国人民经历了又一场思想大启蒙、大解放，一次文化的大高潮，而这次启蒙仪式中燃烧得最辉煌的火炬，毫无疑问，一支是哲学，一支是文学。

　　哲学：洪波涌起

　　李泽厚并不是那个时代唯一的哲学偶像。正如当下的影迷们喜欢梁朝伟并不妨碍他们喜欢布拉德·皮特一样，萨特、尼采、弗洛伊德、叔本华……一个个西方哲学史上振聋发聩的名字让当时的中国青年热血沸腾，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哲学思潮。人们以读尼采、萨特为荣，80年代成为西方哲学涌入中国并对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时代。

　　“正当我们没发现几个亲人的时候，萨特说‘他人即地狱’；正当我们怀疑自己究竟是不是‘一块砖’的时候，萨特来告诉你，‘你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你就是你自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如此回顾他初识萨特的历程。

　　和陈晓明一样，当时的很多青年都经历过“萨特热”的洗礼。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何怀宏曾经怀着“悲观而又渴望自由”的心境研究萨特的存在主义；国家话剧院的导演查明哲至今仍对萨特念念不忘，前两年又复排了萨特的名剧《死无葬身之地》……

　　萨特是80年代青年人的“精神初恋”。很多研究萨特的专家学者认为，萨特强调的“自我选择”、“怀疑精神”是他风靡80年代的主要原因。“80年代是中国人自我选择的一个时代，很多人都在思考自我的价值取向以及人生道路。萨特‘存在主义’的核心正是强调‘自我选择’，这种观念正好适合了当时那代人的主观需求，尤其是释放了很多青年人对这种情绪的发泄。”柳鸣九先生曾经这样解释萨特的魅力。

　　中国现当代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尼采热”，第一次是五四运动时期，第二次就是80年代。有人认为80年代“尼采热”的出现一定意义上是“萨特热”的延伸，是“一些在人生意义探求中感到迷惘痛苦的青年学者和青年艺术家在某种‘精神危机’的觉悟及由此引起的焦虑中产生的共鸣。”（周国平《尼采与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尼采喊出的那一句“上帝死了”，尽管对基督教徒稀少的中国人没有那么强大的冲击力，但足以释放正在寻找人生方向的青年们压抑已久的焦虑和困惑，给他们信心和勇气。

　　当然，还有弗洛伊德，还有叔本华……

　　哲学思潮在80年代洪波涌起，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年）重新定位价值方向精神需求的一种反映并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学：冲破禁锢

　　“那时候，读者们对过去的文学形式失去了兴趣。当时，作者和编辑的想法非常一致，那就是希望冲破过去的思想和形式的禁锢，发表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作品。”《北京文学》的老编辑、作家赵金九先生这样回忆“文革”结束后他在编辑部工作的感受。

　　创新的途径，首先是从内容上开始，“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以及 “改革文学”应运而生。但创作者们并不满足于内容上的更新，他们期望在艺术上获得更大的成就。

　　外国文学思潮的涌入给他们提供了新的思路：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文学、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数不尽的主义和流派被一起命名为“现代派”，汇成一股洪流，冲刷着中国的创作者。外国文学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卡夫卡、米兰·昆德拉、博尔赫斯、福克纳、加缪、萨特成为了部分中国文学创作者的老师，他们的思想或语法，深深渗透到80年代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中。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作家是喝着盗版马尔克斯的精液长大的。”朱大可曾经在他的文章《马尔克斯的噩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一种‘马尔克斯语法’在作家之间流行，犹如一场疯狂的西班牙型感冒。”他列出了一个长长的作家仿写清单，包括莫言、贾平凹、马原、余华、苏童、格非、阿来等等，他们正是80年代成长起来并依然活跃于当下文坛的作家。

　　卡夫卡是另一位对80年代的作家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家。1981年初《外国文学》发表了卡夫卡的几篇短篇小说后，他的影响便迅速在大江南北弥漫。余华和残雪作为中国先锋小说的两位先锋人物，都从卡夫卡的作品中获得了足够的营养。

　　余华曾在多个场合回忆他在80年代遭遇卡夫卡的经验。他说“1986年让他兴奋不已”，因为这一年他读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这篇小说“让我大吃一惊……让我感到作家在面对形式时可以是自由自在的，形式似乎是‘无政府主义’的，作家没有必要依赖一种直接的，既定的观念去理解形式。卡夫卡解放了我。使我三年多时间建立起来的一套写作法则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堆破烂。”1987年，余华在卡夫卡的影响下创作了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

　　“我79年就开始读卡夫卡了，”被誉为“中国的卡夫卡”的残雪说，“那时候真是喜欢他的作品，反复地读，我最喜欢读的是《审判》《城堡》和《乡村医生》。在我1983年开始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他的影响肯定是潜移默化的。”残雪发表于80年代的《苍老的浮云》《天窗》《山上的小屋》等作品中那些梦魇般的变形意象、那些对人物心理的精确刻画，已经能够隐隐看出她和卡夫卡的默契。

　　和马尔克斯、卡夫卡对中国作家写作的深远影响相比，“昆德拉热”似乎别有原因。80年代曾经出现大学生几乎人手一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盛况，这位捷克的严肃作家成为此后经久不衰的文学神话。确切地说，昆德拉在知识分子中的流行不是因为小说中的语法和艺术手段，而是中国知识分子把米兰·昆德拉哲学化，把他看作了对民族命运的思想者。“昆德拉热”很难说给哪个作家留下了创作指引的痕迹，但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

　　80年代如一幕辉煌的歌剧，90年代则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狂飙突进。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点燃于80年代的哲学和文学依然是烛照中国社会和人心的两支火炬。

　　环球杂志2008年第23期稿件，其他媒体如需转载，请与本刊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