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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每走一步都是前进了一大步

  中国股市:每走一步都是前进了一大步

  《环球》杂志记者/王豫刚 谢闻麒

  从1983年深宝安发行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张股票开始到今天,新中国的股票已经有了25年的历史;如果从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算起,新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已经历了18个春秋。

18年来在K线图的起起伏伏之中,埋藏着无数故事,也蕴含着改变许多人生活的悲喜。

  从B股起步到万国巨亏

  1992年2月21日,是中国大陆首次发行的100万股人民币特种股票在上海上市的头一日。当年,新华社记者白国良用特写的方式描述了当天的盛景:

  今天上午9时30分,当上海证券交易所响起一记开市锣鼓时,拥有108个交易席位的场内证券行情牌上,黄色数字显示了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公司发行的B种股票开盘指导价为71美元。

  不过两分半钟,上海万国证券公司的经纪人先得到来自香港投资商的委托,以每股72美元吃进10股,成交了第一笔交易。随后,行情牌上不断亮出红色的成交数,股价节节上升;在45分钟内,B股就冲破了80美元大关,到10时10分,B股已累计成交1210股,股价也上窜到88.95美元。成交量和股价跳跃地腾升,使得交易大厅楼上观察厢的中外金融界人士鼓掌喝彩。

  B股承销商之一的香港新鸿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邱小菲,拿着摄影机对着行情牌上的红盘连连拍照。她高兴地对在旁的人说,“这是历史性的时刻”。其余两家境外承销商:瑞士银行和所罗门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的代表,对在竞价交易中明显地呈现买盘最劲,而卖方寥寥无几,都认为这是由于B股“粥少僧多”;他们希望有更多的B股推出,以满足海外投资者的需要。

  下午,股市交投继续活跃,但股价在交替升降中回荡,到收市时报88.5美元,全天成交总额59万多美元,折合人民币355万多元。

  据悉,今天参与B股交易的有欧美、日本、澳大利亚和港、澳、台的投资者。上海证券交易所从今日起,与路透社的电脑证券信息系统连网,向世界同步传输B股英文行情。

  在这则新闻特写中提到的成交了中国B股第一笔交易的上海万国证券公司,是当时90年代上半叶国内最大的券商,拥有1000多名员工,与国内外200家以上金融机构有合作,总资产超过12亿元。1994年其经纪业务占上海证券交易所的1/4,投资银行业务占全国60%,在B股承销业务上占据了2/3的市场份额。

  1989年1月,万国证券赴美考察,被美国同行看作“中国第一家致力于发展国际证券业务的专业证券公司”。1990年,万国证券率先提出组建海外“共同基金”和吸收外资购买中国股票的设想,探索利用国际证券投资发展经济的道路。

  就连当年名满天下的影星潘虹,在为拍摄影片《股疯》体验生活时,选择的场所也是万国证券的营业部。万国风光,可谓一时无两。

  然而,1995年2月23日,声名赫赫的万国证券突然大厦将倾。

  这一天,也是现任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祖煜记忆最深刻的一天。

  当时,祖煜在万国证券国际业务总部从事B股业务。“那天我在外地出差,白天不知道,傍晚突然接到同事一个电话,说公司出大事了,亏了几十个亿。” 祖煜回忆道。当时他一下子就懵了,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我们那届90多个研究生,包括我在内只有5个人进了万国。这么大的公司,一个顶级的公司,说完就完了。”

  5月17日,证监会发出紧急通知,开市仅两年半的国债期货画上了句号。

  根据当年9月20日监察部、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公布的对上海证券交易所“2·23”国债期货事件的调查和处理情况,该事件是“一起在国债期货市场发展过快、交易所监管不严和风险控制滞后的情况下,由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辽宁国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少数交易大户蓄意违规,操纵市场,扭曲价格,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引起的国债期货风波”。

  调查报告指出,万国证券为扭转公司巨额亏损,作出了大量抛空单打压价格的错误决策,造成了市场的极大混乱;辽宁国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在打压价格无效时,率先空翻多,制造市场假象,扰乱市场秩序。

  上海证券交易所也被认为对市场存在过度投机带来的风险估计不足,交易规则不完善,风险控制滞后,监督管理不严,致使在短短几个月内屡次发生由严重违规交易引起的国债期货风波,在国内外造成很坏影响。

  监察部、中国证监会等部门根据有关法规,对有关责任人员分别作出了开除公职、撤销行政领导职务等纪律处分和调离、免职等组织处理。涉嫌触犯刑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违反规定的证券机构也进行了经济处罚。

  “这件事情让我第一次认识到,证券市场的风险原来可以如此之大,能够把一家顶级的公司一下子就打倒了。今年金融海啸来的时候,什么雷曼也好,贝尔斯登也好,这些大行,包括高盛都岌岌可危,回过头来想想,觉得倒了也不足为怪了。”祖煜说,当时国内券商的业务非常单一,经纪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风险都很小,但万国偏偏倒在了国债期货这唯一的一个金融衍生品上。

  国内机构在学习中慢慢成长

  “2·23”国债期货事件使万国元气大伤,公司被申银兼并,员工人心惶惶。祖煜选择了转投华安证券的前身——安徽省证券公司。

  当时,国内能够操作B股投资银行业务的人才非常少,因而在这里,祖煜继续从事着B股投行业务。作为面向国际投资者发行的证券种类,国内企业发行B股需要一家国外券商担任国际协调人,而这也成为当时国内证券机构接触国际资本市场规则最前沿的窗口。“在和国外机构打交道的时候,我们得在沟通上下大功夫,因为国内的事情老外不懂,而面对国际投资者做路演,我们没有经验。”祖煜说,正是在一个接一个的B股项目中,国内的机构才学到了国际上几十年的投资银行运作规则。

  B股实际上是中国股市开放试验的窗口,“中国最初开放的是B股,A股的很多东西都是从B股学来的,”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林义相对《环球》杂志记者表示,“在做B股的时候,国外的投资人提出很多要求,我们会明白游戏规则,这种规则会逐步引进到A股上来,它的贡献就在于推动了A股上制度的完善。”

  而现在,随着QDII(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放开,国内的机构开始投资海外,这就意味着国内的机构也开始面对与当时B股市场里的外资机构相类似的挑战——在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市场规则体系下进行投资。

  正是在这一段时间里,祖煜完成了自己最满意的业务项目——黄山旅游的B股发行。但黄山旅游的业务模式引起了很多争议,因为这是国内第一次把作为自然景观的旅游资源作为资产上市运营。此后,其他旅游类上市公司再也没有把景区门票收入列为营收来源的了。

  那段时间国际国内的证券市场都不好,B股承销业务很少出现抢购的现象,而要依靠配售,这就需要国内主承销商与国际协调人紧密合作。但紧接着,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了。“当时我在广发证券。锦州港B股项目的合作伙伴是香港百富勤,突然,1997年8月它一下子就停业了。然后到了11月,准备接手的日本山一证券也倒闭了。最后,锦州港B股项目是一个很不起眼的香港小机构完成的。”这件事让祖煜再次认识到了风险的重要性,也让他明白,规范的制度环境和公司治理是多么重要。

  1998年,酝酿了6年的《证券法》终于在12月29日的全国人大第六次会议上通过。市场进入了又一波上升期。

  投资者与市场一起走向成熟

  随后的一段时间,出现了关于“基金黑幕”、“赌场论”、“银广夏”、“德隆系”等问题的争论,券商挪用客户保证金以及非法委托理财的问题也被披露出来,股市掉头向下,中国证券行业经历了一轮大洗牌。

  “上市公司做假帐,而投资银行和上市公司是分不开的,”祖煜说,“为什么现在没有出现大问题,要归功于这几年来管理层一直推行的券商综合治理。整个证券市场在逐步走向成熟,投资人也在逐步成熟。中国资本市场经过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虽然历史不长,但发展非常之快,成就非常之大,这个谁也不能否认。这个过程当中,每走一步都是前进了一大步。”

  当年在股市中一度流行“坐庄”、“跟庄”、听“消息”。“投资很随意。券商虽然也有研究部,有研究公司的,但是很简单,上市公司也不太欢迎调研。但发展到后来,股民开始做功课,看K线图、市盈率、市净率之类的资料。残酷的资本市场教育了投资者,使他们逐渐走向了成熟。”祖煜说,也正是监管机构持之以恒的投资者教育,使得理财的概念深入平民百姓,促成了资本市场的大发展。

  虽然目前沪深股市也不那么“牛”,但相比之前的几次熊市,中国证券市场的内容和结构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前即便是业内人士,在讨论市场的时候也不是十分关注公司基本面,”祖煜说,2000年之后,时代的进步反映在参与者的心态和行为上,表现在对上市公司基本面和业绩的真正关心,股市逐步回归到“经济晴雨表”的功能上来。

  不久,祖煜得到了去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机会,还在美国券商公司实习。刚到美国的时候,有一个现象让他感到很新鲜,上市公司只要一公布基本面的消息,股价就会应声涨跌,效率非常高。这和当时国内情况大不相同。而当他返回国内,开始从事基金行业的时候,国内股市也开始出现这样的态势。这让他感到,国内股市成熟得很快。

  在美国,由于采用做市商制度,券商具有绝对的信息优势,而个人投资者在美国市场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因而美国资本市场上机构投资者是绝对主力。而在中国,大家都要按照电子集合竞价系统自动成交,机构和散户在同一起跑线上。

  “实际上,中国证券市场的技术手段非常先进,国际领先,硬件也好,交易制度也好,几乎是全球最先进的。有一次,有个朋友讲了个真实的故事,说2007年行情火爆的时候,有人要他帮忙去交易所找人,将其在涨停板上的排队顺序提前。在中国市场,这是不可能的,完全自动的。但在美国市场,交易商想卖给谁是可以选择的。”祖煜指出,在信息披露上,直到2001年之前,美国的上市公司还可以私下向大行的分析师,向自己的做市商提供内部信息,而不会受到追究。但在中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从一开始就必须是面向所有投资者一致公开。

  谈到问题,祖煜认为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参与者的素质问题,另一个是国情问题。首先是资本市场历史短,很多投资者经验不足;再者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设正好处于转型期,会面临许多新的、前所未有的情况。

  林义相则特别强调在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食洋不化”的问题,他说:“现在我想呼吁的就是,不要在出台任何政策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先去看国际上怎么做,这种做法很荒唐,很过头。搞清楚了国际惯例和中国国情的问题,我们才能继续往前走。”

  2003年,祖煜加入天治基金的时候,中国的基金业正处在非常困难的时期。当时市场正处在熊市,直到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市场转好,2006年下半年,基金业才开始爆炸式的发展。但市场经历了2007年的奇迹之后,新的困难又摆在了他的面前。“和当时比起来,现在基金业的难题主要是在心理上。投资人对基金公司的信任遭遇了系统性风险,如何减少损失、挽回损失是最大的压力。”

  中国的基金业从1998年第一家基金公司成立至今走过了十个年头。但中国的基金公司和国际上较大的基金管理公司相比,规模差距还十分巨大——中国最大基金公司规模不过200亿美元,而世界最大的基金公司资产规模超过1.5万亿美元。祖煜说,目前,一些外资基金公司就算面临不利的形势,仍然在“削尖脑袋”挤入中国市场。

  “中国的证券市场还只是幼年,中国人的理财需求才刚刚开始,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好,基金市场也好,未来都是大有可为的”。对此,祖煜充满信心。

  环球杂志2008年第23期稿件,其他媒体如需转载,请与本刊联系。

(责任编辑: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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