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因为欧美文治国主席法国总统萨科奇执意要会见达赖，所以中国作出了一个决定，推迟中欧峰会。之后我们注意到，西方的媒体普遍认为中国反应过度，把责任推给了中国，这背后当然会有政治的操弄，有些人永远是戴着有色眼镜，在看待中国的西藏问题。
萨科奇是否如期会见达赖
主持人：原定是12月6号，萨科奇要会见达赖，现在这件事情有变化吗？
王波涛：到目前为止，萨科奇宣布见达赖，导致中国推迟中欧峰会，法国政府最近的一次表态是上周四，法国外交部长表示，法国不需要其他的国家告诉它该做什么，哪怕是伙伴国家，总统的行程不会因此而改变。因此种种的信号都表明了，12月6号，萨科奇和达赖喇嘛在波兰这次会面是很难避免的，而中欧峰会的重启也是有很大的困难。
不过最近一周我也注意到，法国的媒体在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从最开始的连编累牍和措词激烈，到现在好几天已经没有任何的消息，可以说从最开始这种热的应对，到现在冷的反应，也反应了法国态度的一个变化。但是这种转变，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为法国担心这样不愿意再火上浇油，让这个关系变得更坏还是有待于进一步的印证。
法国人眼中的达赖和西藏
主持人：那你平时会接触到很多的法国各界人士，他们会怎么来看待西藏和达赖？
王波涛：我觉得在法国，西藏和达赖一直是一个热点。法国人对于西藏和达赖的兴趣，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我个人认为，这可能里面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对于中国整体的兴趣。由于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增强，所以在中国发生的一切都很吸引法国人的眼球。
另一个原因也是达赖喇嘛这些年来，苦心经营和在西方营销自己的一种结果。达赖在流亡之后，就一直在寻求西方的支持，因此频频在西方媒体露面，宣传经营和包装自己，让欧洲人对于西藏和达赖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不过虽然他们兴趣浓厚，但是对于西藏和达赖的认识应该是非常肤浅和缺乏的。
他们往往对于西藏的认识过于理想化，他们会把这个历史上的西藏看成是人类的一片净土，是一个我们人类共同的新生家园，觉得那里充满了宗教的关爱和自由平等，但是他们很少有人了解西藏，曾经残酷的农奴制。
关于这个为什么会产生认识的偏差呢，媒体是难辞其咎的，因为媒体对于西藏的报道，往往是过于的片面。他们给予达赖过多的时间和空间。也就是说，法国人所认识的这个西藏，实际上是达赖口中的西藏。
告诉欧洲一个真实的西藏
近期，中国藏学家的代表团，连续的出访欧洲，跟欧洲的各界有了广泛的接触和沟通。10月28号的时候，赴欧的第三批藏学家结束访问回国。
郑堆是第三批赴欧洲的中国西藏代表团团长，他率领的代表团，从11月16日开始，对法国、西班牙、和丹麦进行为期12天的访问，代表团中，负责演讲和交流的主要有四位学者。其中有三位包括郑堆在内的藏族学者，一位是汉族学者。
所长郑堆：从民族上我们学习这样一个搭队。从学科角度，我们也有不同的专家。比如说我是做宗教研究的，还有搞当代西藏历史研究的，还有当代西藏的经济社会方面研究的，还有搞历史研究的专家，应该说专业和民族搭队这么一个团体吧。
他们的交流对象有，该国政要、媒体记者、留学生、和华人华侨。作为一名长期研究宗教的藏族学者在法国交流的一些经历，令郑堆印象深刻。在一次与法国媒体的见面会上，郑堆讲到解放初期，西藏人口大概一百多万，现在西藏自治区人口达到了将近180万，目前西藏有92%的人都是藏族史，一位法国记者当时就提出了疑问。
郑 堆：那个记者说他去过西藏，他不相信这样一个事实。后来我们说，你可能去的是拉萨或者热泽，你可能就看见西藏一些城镇里头，觉得汉族很多，但是到我们农村和牧区去，那百分之百的应该都是藏族牧民，而且一句汉语都不会说，像我们从西藏本土土生土长的，我们对那个地方更有发言权，我们也一再给他解释，为什么你感觉到拉萨，有些可能藏族穿的现代装啊，你也看不出他是藏族还是汉族。
记 者：就像您今天穿的这样？
郑 堆：可能也有很多人看不出来是藏族还是汉族。所以当时给他讲，他还是最后半信半疑那样的。
记 者：从您接触的那些人那里，您觉得真正来过中国，或者是去过西藏的人，他们能占到一个什么样的比例？
郑 堆：去过西藏的人还是比较少，有几个媒体记者，他们因为工作的关系都去过西藏，去的地方非常有限，了解情况也非常有限。
而和郑堆同一个代表团，达瓦次任也有同样的感受。
达瓦次仁：因为有些人不真实、不客观的报道，导致这个地方给人一种特别的苦，社会不平等，民不聊生的印象。
郑堆告诉我们，在法国，类似这样，因为了解的不够，而造成片面理解或者误解的情况还有不少。很多法国人，甚至大部分欧洲人都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所长郑堆：这次我们到法国精品博物馆去参观，这个博物馆里专门有一个西藏文物展厅，对西藏文物收藏保护，这块做的非常好，给我们留下很好的一个印象。
但我们在参观当中发现，他把西藏文物和中国文物是分开的，而且楼层都不一样，西藏文物好像在二楼，然后在楼上再上去是中国文物。所以当时，我们在下来的时候，给馆长座谈的时候也讲了这个事，我说你不能把这个西藏文化跟中国文化截然分开，它是一个整体。另外我们随团的团员也发现，他挂了一个地图，地图不大，但那里头，西藏完全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国家分出来，所以博物馆这样挂出来，可能有时候注意不到这些细节。但是法国有这种传统，老师带着小学中学生到那去上课，潜移默化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发现这个情况，就跟馆长交涉，后来馆长说他们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达赖的谎言
目前达赖的支持力量，几乎都来自西方，这跟达赖在西方多年的苦心经营有关系，他一鼓吹自己是非暴力的，宗教性的。首先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他提出了四个字，中间道路，迷惑了很多西方人士，达赖说，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他甚至鼓吹说，其实在解放军进西藏之前，西藏是个独立的国家，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就知道，其实西藏从元代开始，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二他说西藏要有一个“大藏区”概念，不光是西藏，另外像是云南或者四川的一部分，都要归进去。这样这个“大藏区”的面积，就会达到中国国土的四分之一。但历史上，像西藏以外的这些藏区，从来就没有归过西藏管。
第三，他要求高度自治，其实是要推翻目前藏区的所有的经济社会制度，难道西藏要回到几十年前的封建农奴制吗？接着，他又要把中国人们解放军从“大藏区”范围内全部撤走，试想，世界上有哪一个主权国家会答应这样的条件。
最后，他说“大藏区”的范围内，要把其他的民族全部都迁走，但历史上，在西藏，汉族、蒙族、回族、藏族一直在那共同的生活和繁衍，如果把其他的民族全部迁走的话，那不就是彻彻底底的一种民族歧视和民族隔离的政策，所以达赖的这个所谓的中间道路，表面听起来很动人，但实际上真的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
误解和偏见源自何处
已经两次参加了中国藏学家代表团出国巡讲，第一次去瑞士和英国，第二次去芬兰，意大利和捷克。在两次的巡讲过程中，他最深的感触就是，很多欧洲人对西藏解放实行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残酷性了解太少。
中国藏学家代表团成员文泉：他们总觉得，藏区以前是一个天堂般的，宁静的，好像是鸟语花香，充满了对，离天堂最近的，充满了柔情，充满了幸福和快乐的。绝对不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文泉来自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家里五个兄妹，三个姐妹成立了一个演唱组合，在全国巡回演出，哥哥在深圳、上海、北京都有自己的投资的藏餐饭店，所以在这次巡回演讲中。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以身说法，让大家了解西藏七年的真实想法。但是在瑞士，他遇到了这样的尴尬的一幕。
文泉：我介绍的，当然一个是藏区的现在的一些年轻人的发展现状。但更重要的，我同事还把我自身的一些真实的情况拿出来，做一个事实来讲给他们听，我觉得这样可能更有说服力。在瑞士的时候，有几个记者就问我，他不断地反复的问我，他说你真的对你现在的生存状态满意吗？当时我觉得他这么问，就是因为他误解太深，他对我所说的这些话，他认为不是发自我内心深处。
这一幕的发生，使瑞士星期天报对文泉产生了兴趣。于是就有了针对文泉的专访报道。命名就是，西方记者有偏见，在报道中有这样几个问题：
你是藏族人，在北京工作，在西方我们不断听到说中国政府压迫藏人，你的经历如何？
你从未受过歧视吗？
三月在拉萨和其他城市刚发生严重骚乱，一些人被杀，多数藏人都谴责这种破坏行为。尽管如此，全世界的人并不对西藏，而是对中国提出抗议，为什么？
记 者：其实他的这些问题，也是一种西方的媒体，掌握的对西藏的一些基本信息，他们也是在这些基本信息之上，对西藏作出了一些判断？对达赖的一些言语作出的判断？你觉得呢？
文泉：我觉得媒体的影响确实很大，应该说是西方媒体可能也长期以来，确实有片面的，歪曲的，单方面的、长期的这种舆论的宣传，最后导致了大家有一个错误的共识。
班班多吉教授是中央民族大学藏传佛教研究院院长，对藏传佛教有过30多年的研究，所以，在这次代表团的活动中，他主要从宗教，文化，自由的角度给大家以解释。班班多吉说，在两个礼拜对捷克、芬兰和意大利的巡讲中，他可能是最累的一个人，因为宗教问题，几乎是人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很多欧洲人从来没有到过西藏，确认为西藏根本没有宗教信仰自由。
班班多吉：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中国的藏族人，有没有信仰藏传佛教的这样的权利和自由？
记 者：你怎么跟他们讲的？
班班多吉：第一，藏族的信仰很多，思源的情况怎么样。第二就是农牧民信仰藏传佛教，他每天在家里，他过着藏传佛教的宗教生活，特别是我讲到藏族每个家庭啊，假如某人去世以后，要念“超度经”，那么把这样一些情况，真实的讲给他们以后，他们确实也就没有提出什么异议了。
记 者：有没有记者还问过别的问题，在你看来，您觉得这是，这是完全没必要问的，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在问？
班班多吉：对，还有一个关于西藏的藏语文教育问题。有个记者问到，他说你们的藏语文在多大程度上，在多大范围内使用？我们就觉得也是非常惊讶。在西藏自治区，以及其他的藏区。藏语文，我们说在家庭，在公共场合，在工作的场合，在社交的场合我们都在用。百分之百每个场合都在使用藏语文。
一些西方人怀疑藏族的文化遭到了破坏，甚至藏文化会消亡，藏族学者达瓦次任在访问的过程中，也经常会遇到类似的怀疑，而每当遇到这样的怀疑，他就会拿出自己的手机，现身说法。
达瓦次任：你看，这是这个藏文界面的手机，然后上面是布达拉宫。
记 者：这几个是什么字？
达瓦次任：是中国移动。
记 者：那就跟我们平时用的其实是一样的？
达瓦次任：对，中国移动，然后这边是时间，然后你看这个是短信，然后这个是（藏语）就是写短信，然后你进入去以后，这有一个（藏文），（藏文）就是什么，就是短信，（藏文）就是彩信，然后进入以后，你就可以，这是藏文界面，你就可以打藏文字了。
记 者：那你平时跟你的一些藏族朋友交流，是不是也用藏文？
达瓦次任：现在我一般我给一些不太会汉语的人就发藏文短信，然后一般给一些，我那些汉族同事啊，就发汉语短信。
记 者：这样你们沟通就更加的快。快捷方便？
达瓦次任：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种语言，这个是拼音，然后这个是五笔，比划，然后这个是英语，然后这个是大写，然后这个是数字。你可以去选择，就是说你可以选择对象，根据你的对象然后你选择不同的语种。因为现在有些藏语，本身就有一个好易通，好像有一个，有点像内地的这个小灵通一样，他们也有藏文界面。就是一个私人之间啊，或者是一些农民和牧民之间，他们会发一些这个。
记 者：所以根本不用担心藏文会消息？
达瓦次任：对，会边缘化，或者会毁灭，可能就不用担心了。
记 者：所以你在欧洲的时候，也经常用这种方式来现身说法。
达瓦次任：对，我当时给他们看，他们觉得很新鲜。
代表团的成员告诉我们，在欧洲游两种人，一种人是永远戴着有色眼镜来看西藏问题的，你说什么他们都不要听。另外一种人呢，他的确是不了解西藏。但事实上，他们对于西藏的文化，藏传佛教，藏医藏药非常的感兴趣，但是没有机会接触得到。能不能利用他们感兴趣的内容，作为一个载体，来跟他们交流，来告诉他们真实的西藏，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增进了解从何下手
文泉：进到那个山谷，离得很远，就可以感觉有很浓的这种藏族风味，进去以后，第一个出面接待我们的，是一个白人的尼姑。她来出面来接待我们，说的是英文。但是里面夹杂着一些藏语。然后呢，把我们接进去，自始至终，他都陪着我们，她的那些行为啊，很像藏区的一些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这种女尼姑的那种行为，喜欢拱着腰啊，说话比较谦和，比较融合。挺有意思的。
记 者：你有跟他们交流过吗。
文泉：我说你在这多长时间啊，她说时间很长，然后呢，我说你适不适应这的生活，她说很适应这的生活，很喜欢很热爱。
班班多吉：在意大利，比如讲尼玛派的大圆满法，这也是迷宗的一种最高的修炼方式，那么对这些内容，西方不同层次的人士，像民众也好，像学者也好，像官员也好，他们都是非常受欢迎的。
藏传佛教，由于其积极的哲学，在西方国家的不同社会阶层都受到欢迎，这应该是加强交流的一个很好途径，除了藏传佛教，在捷克，一队来自蒙古的喇嘛，也让代表团成员感觉到藏医在西方国家也有了一定的市场。
文泉：我在捷克的时候，当地的这个人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当地的这个民众啊，对于这个藏传佛教的了解，是通过谁了解的呢？是通过两个从外蒙过去的和尚，在那个地方办了一个类似于藏医的这么一个诊所，其中一个是办诊所，另外一个是在打卦，就是替人打卦，所以他们对藏传佛教有了解，而且据说还很受欢迎，后来我们还见了这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打卦的这个，蒙古的这个和尚，他还穿了这个衣服，还非常讲究，还挺漂亮的。
藏医在捷克受到了欢迎，让文泉认识到，主动走出去，借助藏医等藏文化手段，向欧洲人介绍真实的西藏，对消除他们的误解十分有效。
文泉：很多人对我们是有很多的误解和看法，甚至很多人的看法甚至有可能会停留在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啊，或者改革开放的初期，能到中国来是不容易的。现在因为他也是需要有一定的经济条件才可以来得了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误解是很深的。因此我觉得出去是很必要的，我觉得每一次去，去一次，他们就会印象就深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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