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对日本索赔突现拐点 可借政治渠道解决

　　不成功的“和解”

　　“这一索赔模式坚决不能成为今后中国受害劳工对日索赔所追求的模式。”

　　将掳日劳工索赔问题的解决从法庭转移到庭外，在民间对日索赔十几年的历史中，并非没有先例，最为著名的就是花冈案件。

　　2000年11月29日，在东京最高法院法庭的促成下，花冈受害者与日本鹿岛公司达成了“和解协议”。鹿岛建设公司向中国红十字会信托5亿日元，一半用于对受害者、遇难者亲属的慰灵、抚养、治病及子女教育，一半作为花冈事件和平友好基金，建设中国劳工纪念馆等。

　　日本《每日新闻》的评论说，这一方式将为今后同类案件的解决树立典范。次日，新华社的报道也不无肯定。

　　然而，这一和解从一开始就争议缠身。

　　根据协议，每个受害劳工可以领到16000多元（人民币）的补偿。但直到今天，仍有超过一半的受害者和家属拒绝领这笔钱。

　　“这是一种侮辱”，劳工联谊会执行会长刘焕新说，“这是一次非常简单的、不公开的、有欺骗性的”和解协议。原来，和解协议的最终文本，原告劳工事先并未看到，11人的和解未经过任何程序就最终成了代表986名花冈受害劳工的一揽子解决。

　　“和解当天，鹿岛建设发表声明，否认了虐待中国劳工的历史事实。”王选对此极为愤慨，“否认历史事实，和解的基础就完全不存在，日本人花了5亿日元买断了花冈暴动的历史，多少年后，就再也没有人知道花冈暴动这样的英雄事迹了。”

　　管建强副教授还指出，这份协议由救济组织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利害关系人进行担保，似乎是说明这5亿日元仅仅是人道主义的救援，与法律责任、道义责任完全不沾边。“我们被耍了一下。”

　　王选觉得，这与当年缺乏经验有关，日本和平运动越俎代庖，与日本加害企业和解了。

　　对日诉讼中，达成庭外和解的还包括2004年9月的“大江山和解”。吸取了花冈和解协议的教训，仅限于6名受害劳工，每人得到了日本冶金工业株式会社支付的350万日元和解金。

　　不过，大江山和解中，距离当初“谢罪、赔偿、立碑”的目标相去甚远，被告企业没有承认事实和谢罪，甚至连道义上的反省都没有。管建强认为：“这一索赔模式坚决不能成为今后中国受害劳工对日索赔所追求的模式。”日本律师团团长高桥融也反对这一和解，“应该提到更高的水平”。

　　多年来致力于民间对日诉讼的中国律师康健女士提醒，必须要注意日本人“和解”和“解决”的措辞，她坚决反对用“和解”这样的字眼，“加害者请求受害者原谅，才叫和解，现在是我们受害者主动要求解决，如果再称‘和解’，道义上就低了，只能叫‘解决’，我们和日本道义上至少是平等的。”

　　而且，两次和解都没有日本政府的参与，而全面政治解决方案的核心恰恰在于日本国政府。刘焕新认为：政府的谢罪必须是第一位的，否则就会被人误解为我们就是为了钱而去的。

　　合力正在形成

　　能否有一个机构来帮助解决对日索赔问题，比如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该机构可以整合国内各方面力量，形成合力，避免王选所说的“一盘散沙”。

　　在诉讼大门关闭之后，王选认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也必须相应地调整方向。

　　而法律诉讼大门的关闭和两次庭外和解的经验教训，恰为全面政治解决奠定了基础。日本律师团尤其是成为这一方面的主要推动力量。这时，对日索赔问题也已然成为日本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各在野党都设立了劳工问题的处理部门和机构，甚至四处活动，征求中方意见。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全面政治解决的目标已“卓有成效”。对日诉讼的拐点逐渐显现。

　　今年4月12日，中国受害劳工请愿团赴日，其目的就在于促成全面政治解决方案。在日本律师团的安排下，请愿团团长刘焕新分别与七八位日本的参、众两院议员座谈，“上午两个、下午两个”，四天行程被排得满满，其中也包括与六个中日友好团体及与三菱原料公司代表的会面。

　　请愿团的法律顾问付强律师解释说：“既然是政治解决方案，必然需要有政府参与，因此，最终方案将是日本国会通过的议案。”

　　刘焕新与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国会对策委员会委员长、众议院议员漆原良夫进行了四十多分钟会晤，“气氛相当友好”。漆原良夫对83岁的受害劳工王子安承诺：我们想办法在您有生之年解决这个问题。

　　座谈的对象还包括自民党的野中广务，这位卸任不久的前内阁官房长官亦表态，愿意积极支持这一工作。

　　有了这些政治人物在国会内的推动，刘焕新看到了政治解决的希望。这时候，日本律师也可以和企业交涉了，而以前他们根本不给回应。

　　据高桥融介绍，与三菱等企业的交涉很顺利，对方的态度很干脆：愿意拿钱来解决劳工问题，但有个条件——日本政府和其他企业也要这么做。事实上，有此意向的企业已不止一家，三井矿山公司也在此列。

　　为了迎来“拐点”，不能只依赖日本方面的态度。驻日大使馆原官员朱春立最近也正在向中国有关部门建议：能否有一个机构来帮助解决对日索赔问题，比如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该机构可以整合国内各方面力量，形成合力，避免王选所说的“一盘散沙”。

　　“你是软蛋！”

　　“没有日本人的帮助，我们甚至连一个官司都打不了。”王选和朱春立有着相同的认识：我们中国人对此都应感到惭愧。

　　毕竟，对日诉讼“拐点”是在别无选择的背景下到来，政治解决的方案也因此遇到争议。

　　“你是软蛋！”付强律师的手机上来了这样一条短信。这是9月17日，在山东济南的中国掳日劳工全国联谊会第五次会议上，付强肯定了政治解决方案的意义和现实性，但接着就有一位受害劳工代表对付强表示抗议。

　　付强理解反对者的心情，“协议书肯定没有判决书来得解气。”

　　所谓法律解决和政治解决的区别，说白了就是“判决书”与“协议书”、“赔偿金”与“补偿金”的区别。有个别劳工代表感觉这样的协议书不过瘾、“憋屈”，希望看到日本法官扯着嗓子喊日本政府和企业败诉才解恨。刘焕新的心里也曾有过不平衡：“这么明显的事实，怎么就讨不回一个公道？”

　　而管建强副教授对此的感觉是如鲠在喉，“可以接受，但肯定不是最理想的。”

　　他有着更深的担忧：政治解决方案一旦生效，“掳日劳工问题将划上句号。”这不仅意味着这些受害劳工将放弃对日的法律追溯权，理论上也将导致中国失去行使外交保护权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有可能造成谴责日本最高法院歪曲《声明》判决的声音被淹没。

　　但长达十多年的诉讼，已令受害劳工及其家属身心疲惫，让风烛残年的老人们在辞世前得到一个相对公正的说法，已成为众多致力于对日索赔人士的共同心愿。与会代表大多已经打破了曾经抱有的“幻想”，转变为更加务实的态度。

　　涉及日本的网络话题常常容易积聚许多反日的言论，但以反日闻名的918网站负责人吴祖康认为，目前，除非中国政府权威部门释法（《声明》），否则，考虑到诉讼的现实困境，政治解决方案是解决掳日劳工问题的最好途径。他还介绍说，政治解决方案早在2004年5月日本律师团律师就曾提出，但当时的受害劳工对诉讼仍抱有幻想。

　　在付强律师看来，政治解决并不丢面子，“是通过十多年的诉讼争取来的”。王选的评价是：我们别无选择，这也是一种胜利。

　　这位在对日索赔道路上拼搏了13年的斗士，对这一政治解决方案的赞赏毫无保留：再好不过了。“如果中国人连刘连仁(刘曾被强掳到日本矿山，后来逃进山中，过了十三年的野人生活。1996年，刘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这样的事件都不知道，谈何解决问题？”王选在济南会议上发出这样的质问。

　　王选道出的恰恰是中国对日民间索赔的尴尬：尽管中日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每每总能挑起很多网络上很多的口水，但落实到从事对日索赔这样的具体事件上，并没有相应的机构，真正致力于此事业的人则少之又少。

　　王选，曾经被誉为“两个这样的女人就可以颠覆日本”的民间活动家，从43岁到56岁，13年间，中国依然只有一个王选。

　　“没有日本人的帮助，我们甚至连一个官司都打不了。”王选和朱春立有着相同的认识：我们中国人对此都应感到惭愧。

　　所以，只要受害劳工当事人自己同意，其他人还有什么理由去拒绝？对于这一方案将在中国普通老百姓中引起何种反应，王选的判断更为极端：没有人关心。

　　在朱春立看来，政治解决方案在中国社会能否被接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政府谢罪的诚意”。她预测，即便是通过了政治解决方案，“谢罪”的具体表达仍将会有争议。

　　近来，日本国内政局的动荡也为政治解决方案蒙上了一层阴影，“节奏放慢了”，参众两会议员纷纷为政治前途忙碌，尚无暇顾及推动这一方案在国会的讨论，而且，他们也需充分了解中国政府和社会对于方案的态度。

　　“中国政府的态度很关键。”王选说，只要中国政府表示出积极的态度，政治解决的达成将更加容易。

　　在诸多从事民间对日诉讼的人士看来，一旦全面政治解决掳日劳工提案成为现实，将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解决其他中日历史遗留问题中的索赔问题，比如细菌战、毒气战、重庆大轰炸等等，都将起到借鉴作用。“所以说，拐点的意义是双重的。”（南方周末）

　　（黄文炜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