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人血洗印度孟买警示中国：安保并不等于反恐

　　印度“9.11”警示中国

　　要真正击败恐怖主义，要求我们的社会体系以及这个社会的每个成员为此作好准备，防止恐怖主义主张和行动在一个社会的任何群体中被合理化或者说正义化

　　文/叶海林

　　两只小船，10名枪手，把南亚金融中心孟买搅了个天翻地覆。

　　就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而言，新德里的确有许多值得反思之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袭击的发生只是印度政府失职甚至渎职，更不意味着在孟买发生的一切只是印度人的事情，或者最多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事情。正如约翰.唐恩在数百年前所说的那样，“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而中国作为南亚地缘政治舞台的重要成员之一，也作为另一个“崛起大国”，无可回避地要和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国家一道迎接席卷全球的恐怖主义的挑战。

　　恐怖主义距离中国也并不遥远

　　中国并不是恐怖主义的免疫国家，在我们的国土上和国门外都存在着恐怖分子。

　　在西北边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解放党”等大大小小的恐怖组织虽然累经打击，却始终无法彻底消除---实际上，彻底消灭任何一个恐怖组织都仅在理论上存在可能，只要存在两名以上的恐怖分子，任何名目的恐怖组织随时都可以重新建立。当然，不需要人员连续性这一特点只是恐怖组织能够存在下去的原因，而无法为恐怖组织提供活动能力。具体到威胁中国的“东突”恐怖组织，之所以屡打不绝，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拥有海外基地，并得到了国际恐怖势力的支持与庇护。

　　中国紧邻全球恐怖活动的中心，从阿富汗到新疆并不比到孟买更加遥远。在过去10年里，一直是中国“全天候全方位”战略伙伴的巴基斯坦，在巴阿边境线上阻挡着“东突”势力以及其他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向新疆渗透，然而随着巴西北地区“塔利班化”趋势日渐严重，国际恐怖势力距离中国已经不那么遥不可及。

　　使形势更为严峻的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如今恐怖势力煽动、招募、培训恐怖分子甚至策划袭击已经不再需要采取面对面的方式，网络恐怖主义正在成为恐怖分子前期活动的主要方式，同时也作为发动袭击的途径之一。这使得反恐怖斗争的重要环节---早期发现与情报预警变得更加困难。

　　在许多中国人和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看来，恐怖主义之于中国，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至少绝大多数人不用担心自己身边隐藏着一枚时刻可能爆响的人体炸弹。中国的社会安全不但是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中享受着的至关重要的公共产品，更是30年改革开放辉煌成绩的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之一。

　　安全是这样一种公共产品，在失去它的时候人们才会注意到其价值。正因为如此，当我们习惯了自己的安全时，我们恰恰应该警惕潜藏的危险。

　　反恐的最大误区：安保等于反恐

　　结束不久的北京奥运会，不但以宏大的开闭幕式演出和完美的赛事组织给全世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而且也因其提供了近乎无可挑剔的安全环境，而成为罗格评价中“truly exceptional”的一届。然而奥运会的安全是20多万只安保人员毫不松懈的眼睛来保证的，人力和物力成本之高，使得其只能作为一种非常规状态，而且只能限制在特定区域。

　　人盯人的方式无法阻止恐怖主义的蔓延，这不但是因为成本过高，而且还因为过度的安全措施很可能会形成回火效应：一则大量的安保投入会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短期内或许可以忍受，但长期甚至成为常态却是无法想象的；二则加大安保投入不但意味着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也意味着安保人员数量的激增，而安保人员恰恰是恐怖分子喜欢的目标，就像在阿富汗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士兵一样。问题是，谁来保卫卫兵呢？况且，即使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域，严密安保也只能降低意外事件发生的频率，并不能完全防止，而随着成本的增加，安保也会出现边际递减效应。

　　换句话说，任何严密的安保措施都是不完备的，受到持续时间、覆盖地域和维持成本的限制。逻辑上，如果存在恐怖分子的话，就一定存在恐怖袭击，恐怖袭击的发生与投入多少安保力量没有统计上的必然联系。我们不能忘记，就在整个中国都进入奥运时间的那几个月里，中国西北边陲还遭受了一连串恐怖袭击。

　　应对恐怖主义的挑战，不能只依靠安全执法部门。就这一点而言，过度地苛责印度情报部门没能事先发现恐怖分子的阴谋是没有多少道理的，批评安全部队没能迅速做出反应，当然不是没有道理，但即便安全人员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也只能减少袭击造成的伤亡---这诚然是很重要的，却无法预防恐怖袭击的发生。

　　消除恐怖分子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反恐核心

　　问题的关键不是我们的执法部门有没有为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作好准备---这是反恐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不是前沿阵地。要真正击败恐怖主义，要求我们的社会体系以及这个社会的每个成员为此作好准备。“零袭击”并不是反恐斗争的目的，击败恐怖分子也并不需要将所有事实上的恐怖分子和潜在的恐怖分子都缉拿归案，这也是做不到的，而是防止恐怖主义主张和行动在一个社会的任何群体中被合理化或者说正义化，从而为恐怖主义找到长期孳生蔓延的土壤。

　　恐怖组织能够存在并开展活动的前提有许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恐怖组织的政治诉求得到了特定人群的意识形态支持，尽管这部分人群并不一定赞成使用恐怖手段，然而他们却同意或者同情恐怖分子的口号。没有了这一前提，任何组织严密装备精良的恐怖组织都无法长期存在下去。消除恐怖分子的意识形态基础实际上是反恐斗争的核心内容，而这恰恰是执法部门无能为力的，它需要的是全社会的参与。

　　从这个角度来说，反恐斗争要求全社会的每个成员作好准备，不但要准备为了安全短期甚至长期部分牺牲自己的便利，而且要准备敞开胸怀，倾听任何角落传来的声音。

　　回到印度恐怖袭击的案例上，显然，人们很难说印度社会为应对恐怖袭击做好了心理准备。建国60年，印度始终没有完成国内各个民族和宗教的身份认同，“Not to be Indian”（不作印度人）在印度一直是一些少数民族和教派的最基本政治诉求。正是这一点要为孟买的恐怖袭击，更为确切地，要为印度的恐怖袭击事件连绵不绝负责。这大概是中国以及任何国家要从印度这面镜子里看到的最大教训了。

　　中国南亚地缘战略再次被考验

　　孟买恐怖袭击不仅为中国的反恐斗争拉响了警报，也使中国南亚地缘战略面临的一个恒久的难题再次浮出水面：如何避免在南亚国际关系格局当中陷入“非印即巴”的两难困境？

　　最近20年的印巴关系已经形成了一种定势，只要印度国内出现和伊斯兰极端分子有关的流血，印巴边防部队的血压就会上升，这一次孟买袭击也不例外。印度方面批评伊斯兰堡的语气之严厉、要采取报复行动的表态之强硬是近年来少有的。印巴关系迅速转冷，和解进程受到严重打击，可以预计。

　　印度是中国在南亚的最大贸易对象，也是中国在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国际话语权过程中的重要伙伴；而巴基斯坦则是中国“全天候全方位”的战略伙伴，是中国南亚地缘战略的支撑，印巴关系紧张，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印度不是美国，没有能力在遭遇自己的“9·11”事件后迫使全世界接受“非友即敌”的逻辑。而反恐斗争是在恐怖分子和受害者之间选择，不是在国家之间选择。不过事实上，威胁中国社会稳定的恐怖分子，至少有一部分正在试图利用巴基斯坦领土作为向中国渗透的通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何一如既往地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与尊严的努力，同时在全球反恐斗争中负起大国责任？这是中国南亚外交面临的一项挑战。

　　任何国家的崛起，总意味着对区域和全球事务参与的增多，也就意味着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应对更多的地缘挑战。在国际反恐斗争的语境下，这就要求中国为反恐作出更多贡献，而不能仅仅把目光集中在威胁自身安全的少数恐怖组织上。然而，“一个国家的恐怖分子是另一国家的自由战士”这句话也几乎总是成立的，中国对全球事务，特别是全球反恐斗争参与的增加，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与其他族裔、宗教之间的问题，甚至有可能在所谓“文明冲突”中转换自己的角色。

　　对此，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学者）（本刊特约撰稿邱丹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