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与时俱进(图)

我军装甲部队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也是军队改革与发展的指南。回顾刚刚走过的30年，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像一根“红线”，贯穿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辉煌历程之中。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重视理论指导并富于理论创造精神的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历史进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处理当代中国军事问题，在实践中形成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创新成果。这些成果，包括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以及胡锦涛关于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军事领域的具体运用和展开，为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建设新局面，提供了科学指南。

　　时代呼唤：着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思考筹划国防和军队建设

　　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是治军之策，也是治国之道。在深刻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中，确立科学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并依此制订正确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关系党的军事工作顺利发展，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局。

　　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理论创新的原动力在“客观需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既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套，也没有成功的经验可循，应运而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满足了这个需要。同样，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军事篇”，30年来之所以不断丰富发展，从根本上说源于时代和实践发展达到了新的“需要程度”。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世界形势风云变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面推进，给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崭新课题。概括起来就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我们党确立了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战略，军队如何服从服务于国家建设大局，同时肩负起维护国家安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世界和平的使命责任，要求从战略全局上处理好富国与强军的关系；国家安全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日益增强，维护国家统一面临新的挑战，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政治战略，我国改革发展既面临“发展机遇期”、又面临“矛盾凸显期”，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任务更加艰巨，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加速发展并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世界范围内军事发展竞争更加激烈，加快军队现代化建设步伐、提高我军军事能力显得更加紧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注入新的活力，也对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提出新的考验。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成果，正是立足于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重要力量支撑和坚强安全保证，着眼解决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指导方针、根本途径等重大问题而提出的。

　　一切正确的思想和理论，本质上都是实践经验的升华、发展规律的揭示。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成果的形成与发展，与国防和军队建设不断推进的实践紧密相连。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把握国防和军队建设实践的阶段性特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党的军事工作的新要求，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方针原则作出科学回答，不断以新的实践经验丰富发展党的军事指导理论。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科学回答和解决了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重大课题。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科学回答和解决了在世界新军事变革汹涌澎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保证人民军队打得赢、不变质的重大课题。胡锦涛关于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科学回答和解决了在我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都前所未有、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更具综合性、复杂性的情况下，如何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确保人民军队有效履行“三个提供、一个发挥”历史使命的重大课题。

　　理论主题：探索解决建设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军队，未来打什么样的仗、怎样打仗的根本问题

　　理论的主题就是实践的课题。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军事力量、怎样建设和运用军事力量的问题，在国防观、战争观、建军治军思想、现代战争制胜之道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相互贯通又层层递进的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完整的军事思想体系。

　　一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但世界并不安宁的重要思想。对战争与和平的总体判断是思考筹划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根本前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高屋建瓴指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此后，我们党进一步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国际形势的基本态势是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战略判断。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基于这一新的判断，才作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实行战略性转变、由随时准备应对大规模战争转到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来的历史性抉择，开启了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新航向。江泽民同志、胡锦涛主席坚持和深化了邓小平同志的战略判断，进一步指出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成为时代潮流，但局部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强调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和世界军事发展，制定和调整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掌握战略主动权。这些重要论述科学解决了军队建设的战略性、方向性问题。关于当代战争与和平的战略判断，无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史上，还是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史上，都具有划时代意义。

　　二是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实现富国与强军相统一的重要思想。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两大战略任务，正确处理二者关系，才能不断增强综合国力，确保国家持久发展和安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强调这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同时紧紧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对国家安全不断提出更高要求的发展趋势，对富国与强军关系作出调整，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加强国防建设，使国防实力与经济实力同步发展。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军队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局，自觉在大局下行动。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提出，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要两头兼顾，协调发展。胡锦涛主席着眼新世纪新阶段国家战略全局，强调富国和强军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大基石，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这就形成了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都实现了大幅跃升，保证社会主义中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是履行好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历史使命的重要思想。我军历史使命历来同党的历史任务、国家根本利益紧密相连。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深刻分析时代特征变化、正确把握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要求，及时赋予我军历史使命新的内涵。邓小平同志强调军队要担当起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历史责任。江泽民同志强调军队要为国家的安全统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胡主席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进一步提出新世纪新阶段军队的历史使命，即要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人民军队这一新的历史使命，以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为根本着眼点，进一步拓宽了我国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视野，明确了新形势下军队建设的发展方向、奋斗目标和指导原则。

　　四是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的重要思想。坚持人民军队性质宗旨，事关永葆我军的先进性，事关党的事业成败、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和国家长治久安。改革开放后，面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新挑战，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给部队建设带来深刻影响的新情况，邓小平同志要求，军队要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江泽民同志提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确保官兵始终听党话、跟党走。胡主席把我军优良传统概括为“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并多次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我军建设和发展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要始终关注、抓住不放。我军在建设发展中坚决贯彻这一要求，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军，进一步巩固了听党指挥、服务人民的思想基础，保持了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

　　五是全面推进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重要思想。总结长期的历史经验，我军建设的基本内容就是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三化”建设协调发展，才能确保我军打得赢、不变质。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了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目标。江泽民同志提出“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使“三化”总目标具体化。胡主席进一步强调，加强全面建设是军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要按照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相统一的原则加强军队全面建设。我军建设坚持贯彻这一指导思想，实现了全面发展、协调推进。

　　六是依靠科技进步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加强军队质量建设的重要思想。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深刻改变着战斗力要素的内涵，要求军队建设必须处理好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根据战斗力建设的发展趋势，改革开放后，我们党确立了加强军队质量建设的方针，要求把依靠科技进步提高战斗力摆在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战略位置，努力实现我军建设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根据质量建设要求，我军确立了科技强军战略，大力加强国防科研，改善武器装备，提高官兵科技素质，建立科学的体制编制，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科学管理水平，推进机械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转变，军队建设朝着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不断迈进。

　　七是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重要思想。把改革作为推动军队建设发展的强大动力，是新时期我们党在军队建设指导上贯穿始终的重要要求。邓小平同志指出，军队要提高战斗力，不“消肿”不行；要“消肿”，不改革体制不行。江泽民同志敏锐洞察世界新军事变革的趋势，提出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快我军由机械化半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变。胡主席进一步提出，要主动适应世界军事发展潮流和国内改革发展大势，进一步加大国防和军队改革力度，解决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上制约军队建设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为国防和军队发展不断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正是坚持贯穿了改革这条主线，我军建设不断迈出新的发展步伐。

　　八是坚持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重要思想。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必然引起战争形态、战争样式发生革命性变革。在科学把握现代战争的特点规律的基础上确定军事斗争准备的方针原则，关系国家安危、民族生存。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要坚持人民战争、立足以劣势装备打败优势的敌人。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信息化战争将成为二十一世纪战争的基本形态，要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上，以军事斗争准备牵引军队现代化建设。胡主席强调，要以增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不断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确保在各种复杂形势下能够有效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实践证明，这些重要思想准确把握了现代战争的发展趋势，为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提供了科学遵循，指导我军军事能力建设实现了新的跃升。

　　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成果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时代性、创新性，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指导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了新的历史性成就。

　　宝贵启示：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和科学精神

　　历史启迪未来。回顾总结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历史经验，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推进军事理论创新，促进军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生命力之所在。军事领域是最少禁忌、最少保守的领域。战争没有一成不变的法则。从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到胡主席关于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都是不断解放思想的结果。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也永无止境。实践基础上的军事理论创新成果，是我们推动军事实践创新的行动指针，也是进一步发展军事理论新的起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根据时代发展和军事实践的要求，不断解放思想，敢于超越前人已经达到的理论高度，敢于得出前人不曾得出的结论，才能不断开辟军事理论的新境界。

　　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问题“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是在着眼解决军事实践提出的实际问题而产生的，也是在指导推动军事实践发展中体现科学价值和巨大威力的。以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为突破口，是创新发展军事理论的真谛。实现军事指导理论的与时俱进，必须注重研究解决现实问题，把推动军事实践作为理论创新的归宿。当前，国防和军队建设处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从理论上予以回答和解决。我们应当牢固树立“问题”意识，紧贴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实践需求，在不断研究解决新问题、开拓新实践中实现军事理论的创新发展。

　　识天宜听风，临流须观澜。军事理论正确引领军事实践，还需要准确把握世界军事发展大势。这既包括研究世界上军事实践、军事技术发展潮流，也包括研究世界上军事思想发展潮流。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军事发展趋势为军事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观察当代军事运动规律的重要实践平台；也正由于密切关注世界军事发展趋势，科学把握时代发展脉搏，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才能够始终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同时，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成功。正是通过坚持正确处理借鉴外军经验与坚持我军特色的关系，不断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体系，成功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中国特色”四个字，本身就包含着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

　　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与时俱进也是一个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是科学原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高度统一。在学习和运用的过程中，包含着坚持和创造两个层面。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蕴含着共产党人处理军事问题的根本立场、基本原则，以及进行军事斗争的高超艺术，必须始终坚持；同时，又必须适应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时代化的内在要求，不断以新的内容充实它、丰富它，确保它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紧密联系国防和军队建设新的实践，不断探索创新，在新的历史平台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与“时代化”的新统一。(刘新如　林乘东)

　　1978年，中央军委下发《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决定》，要求全军进行组织纪律检查和整顿。

　　1982年，总参、总政联合组织召开全军管理教育工作会议，要求全军用条令条例全面规范部队“四个秩序”。

　　1987年，三总部下发了《关于加强管理教育的指示》。

　　1975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和军委日常工作后，亲自批准成立了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及办公室。

　　以此为标志，中断10年之久的军转安置工作得以恢复，迎来创新发展的春天。

　　30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的步伐，军转安置工作走过了从全面恢复到创新发展的两个阶段，围绕贯彻落实“坚持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军队建设服务”的“两个服务”的方针，取得丰硕成果。 (来源：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