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留学海外发现自己是奴才 望不到边(图)

　　作家

　　近年来，陈丹青著作颇丰，从《纽约琐记》《多余的素材》，到《退步集》《退步集续编》，一直到《与陈丹青交谈》，作品出版后均一纸风行。

于是，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陈丹青，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画画的陈丹青，而是一个写作的陈丹青。对于这一种角色变换，他表示，“我并不是要抢作家的饭碗。”

　　吴怀尧：身为画家，你屡有新的文字作品问世，回国至今，出书六本；因为写作，你成为跨专业的学者明星，在更广阔的领域发出声音。对于那些让你的生活出现新地带的文字，你自己如何评价？

　　陈丹青：我无法评价自己的文字。我只是保持写。

　　吴怀尧：近年来，你对你的老师木心推举有加，称他是“唯一衔接汉语传统和五四传统的作家”，《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因观点与你相左且毙掉了记者关于你《再谈木心》的访谈，还引起过你的口诛笔伐。你评价文章好坏的标准是什么？能否以巴金和木心为例，作一次具体的分析和阐释？

　　陈丹青：我与朱伟一来一去，那年居然在媒体上算一点小热闹，实在可怜。中国还不是言论自由的国度，而中国的多数国民会吵架、会叫骂，但不会辩论，不会争议。这一层，我们远远不如巴今与李健吾们年青时代。

　　将巴金与木心比较，令我难煞。无论如何，巴金是中国现代白话长篇小说的初期实践者，他的位置会在那里。

　　吴怀尧：杜尚说只有艺术家，没有艺术。艺术家和艺术之间谁更重要？在你看来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你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

　　陈丹青：我认同杜尚的话，只有艺术家，没有艺术，贡布里希说过同样的话。但福娄拜说过另一句话：呈现艺术，隐退艺术家，我也十二分认同。我最爱委拉士开支的画，他在作品中完全隐去自己的性格和任何私人印迹，你看到的只是那幅“画”。

　　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这等于问阳光、风、花朵或月光的“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你能够想象没有艺术的文明么？我活着，但不会问自己“怎样看待”这种“生活”。相对我曾活过的阶段，我对目前的生活很满意。

　　吴怀尧：2005年底你开通了博客，2007年元月你关掉博客，能说说开关博客的缘由吗？你平时上网多不？上网会关注什么？

　　陈丹青：开博是被动的，我当时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博客，关博是主动的，很简单，我时间有限。关博时我正离开清华，要画画，现在我回到纽约时期的生活，天天画画。我不上网，也是时间有限。朋友会转来各种有趣的网络文章，我每天开看邮箱。

　　吴怀尧：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无论网络还是纸媒，官方还是民间，都在做一些总结和盘点。事实上，中国真正变化最大的，还是最近十年。这十年你正好人在国内，耳濡目染，你最大的感受和改变是什么？

　　陈丹青：我说不出“最大的感受”，我也不会这样去想问题：改革开放，或过去十年，我有些什么感受呀？没有，我不会这么想。中国自然是在变化，不少事情越变越象样了，更多的事情越变越离谱。

　　吴怀尧：《东方艺术》杂志曾经登过一篇文章《我不喜欢陈丹青》，作者列出了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你现在所画的画，语言过于直白，观念过份简单，就其视觉给人的感受而言，已经无法满足当代人丰富的心理期待与视觉要求，对年轻人更是难以再像他以前的作品那样提供出营养；第二，写生活琐记，作怀旧文章，不温不火地挠痒痒，是流于表面的玩味。第三是你在接人待物方面所表现出地那种左右逢源的乖巧。对此观点，你怎么看？

　　陈丹青：这篇文章我读过，附有作者的照片，一个小伙子，相貌蛮好看。我没有意见，希望他是对的。常有年轻人表达对我的不屑与愤怒，我参加奥运会开幕式团队，并写文章肯定他们，立刻有年轻人痛斥，说我无耻之尤、被招安——我瞧着这些批评，就像看见我年轻时。

　　吴怀尧：既然提到奥运，能否说说你对奥运在中国举办的感受？

　　陈丹青：我对奥运会在中国举办没有感觉。这是一项超级政治任务，它被出色完成了。我们国家不鼓励智力活动，对体力活动的鼓励，也出于政治目的，不是吗？当然，它也满足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绪，对此我说不出什么意见。

　　公共知识分子

　　2005年3月初，时为清华大学美术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的陈丹青，因连续5年考生外语成绩未能及格而招生落空，毅然辞职；同年3月23日，《中国青年报》刊出其辞职报道，此后一个多月，这一辞职事件引发各界有关高等教育问题的热烈讨论，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陈丹青也藉此在艺术圈外赢得了广泛的尊敬，成为大众眼中和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

　　吴怀尧：今年上半年，你与韩寒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就阅读与小说进行讨论，当韩寒说：“老舍、茅盾他们的文笔都很差”时，你表示赞同并且补充：“还有巴金，写得很差的。冰心的完全没有办法看。”节目播出后，舆论激奋；在网络上，因为“炮轰文学大家”，韩寒更是遭受广泛的质疑与批评，在此期间，你基本保持沉默，这是为什么？另外，对于公众的激烈反应你是否预料到了？如何看待他们的声讨？

　　陈丹青：我认真写了回应文章，投给时常催稿的南方周末评论版“自由谈”栏目，被退稿了。我体谅他们。节目制作方湖南电视台也给上级作了检查——在那篇回应文字末尾，我写到茅盾是建国后第一任文化部长，巴金是全国作协名誉主席：你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么？

　　上海作家陈村，我的一位老朋友，也在自己网站中批评韩寒与我。我对他的批评逐句回应，承陈村大度，贴在他的“小众菜园”论坛上。

　　我一时想不出对这次集体声讨有什么意见。我不知道12年前王朔撰写长文质疑鲁迅后，舆论如何。那时没有网络，纸媒也不像今天这么多。我想不出有什么特别要说的。倒是有朋友告诉我，1935年，巴金好友李健吾曾公开为文批评巴金的小说，互相打了将近一年“笔仗”。他俩此后是终生好友，文革前后两家家属还曾有过艰难的物质支持。

　　我还记得鲁迅发表小说集之后，二十多岁的清华学生李长之即写出《鲁迅批判》一书，评析鲁迅哪几篇写得好，怎样好，哪几篇不够好，怎样不好，然后寄给鲁迅。鲁迅回信，还送自己的照片给他。

　　文学魅力的久暂、阅读趣味的差异、作者之间的好恶，原极复杂而微妙，这次争议的善道，应是进而探讨“文采”的是非，但问罪者的痛点哪里是关于文学，而是点了威权的名姓。

　　韩寒的书我并未读过，也不在乎茅庐初出的写手是否文采斐然，他不过是如巴金所愿，讲了几句平凡透顶的真话。说来惭愧，我与韩寒只是聊天，根本算不得文学批评。

　　吴怀尧：你回应陈村的帖子我在论坛上看过，你说过一句话，“我从未读过70后80后的任何一本书，此后也未必会读。我读书很少很少的。”你读书少的原因是什么？你是不信70后80后的能写出好作品？

　　陈丹青：哪一代人都能写出好作品、滥作品。可是80后、70后、60后、包括我辈50后作者写的书，我读得很少很少，或几乎没读。年轻时读书，因为不上学，有得是时间，中年至今，读书时间越来越少，书却越来越多，包括杂志报纸网络，哪里读得过来。画家堆里，我读书大约算是略微多的，和真的读书人比：作家、学者，则我读的书少得可怜。

　　吴怀尧：读书不如经历重要吗？你如何看待一个人的学历？

　　陈丹青：读书、经历，都重要，也都不重要，还看书本和经历遭遇谁。至于学历，也看人。王安忆与我学历相同，初中毕业，至今没上过高中大学，可是她在复旦中文系当教授，还是作协主席。阿城初中毕业，至今也没上过大学，可是王安忆也佩服他。

　　学历对我是不起作用的，我看人只看他那个“人”，那张脸，如果有趣，我就发生兴趣。我一点不想贬低学历，你瞧陈寅恪，学历多么齐整，可是他在欧美上学，不要学历，学得意思到了，就走开。蔡元培请陈独秀去北大当文科头目，陈学历不够，蔡帮他伪造学历。

　　吴怀尧：在媒体笔下，你一天到晚开骂，凶巴巴的样子。你说，“其实是媒体把我变成这样，媒体就像是蟋蟀草，引诱我跳出来斗。”你真的是一只容易引诱的“蟋蟀”吗？

　　陈丹青：我是在认真批评，不是骂。今天的媒体和舆论会将一个批评者说成是“愤青”，说他在“骂人”。也难怪，除了媒体要制造耸动，一个集体沉默，不敢说话的空间，会自动以“愤青”、“骂人”之类消解批评，嘲弄说话的人——大家巴望听傻逼站出来叫骂，解解闷，同时耍弄批评者，以便集体性置身事外。

　　吴怀尧：最后一个问题。在做这次专访之前，我看了很多关于你的访谈以及相关著作，我注意到，早些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你是有问必答，而且热烈真诚。但最近几年，你变得游刃有余，成为各种观点的生产者，让人多少疑心你的思考是否真诚和严肃。诚如你所言，很多媒体喜欢耸人听闻，但并非所有记者都如此。如果你觉得自己被误解了，为何不选择彻底拒绝媒体？

　　陈丹青：好问题。刚回国时，八年前，国内媒体对我好奇，我也对国内种种好奇，凡事初打交道，双方新鲜，自然比较“热烈真诚”。近年采访太多了，不免应对不暇。

　　我沮丧的是近十年来遭遇的记者、学生、同行，问的问题，提问的方式，开口的话题，几乎一样，几乎没变，南北各大学，不管名牌还是杂牌，除了极个别例外，所有学生的思路和话语方式都是一样的，递上来的条子，连字迹和错字都相似——你想想看，这样折腾八年，怎么持续“热烈真诚”？

　　但我自以为是真诚的，严肃的，不然我不会计较这些，彼此糊弄，彼此敷衍，多容易啊。你假如希望我“彻底拒绝媒体”，很好，但首先我得拒绝你这篇访谈，你乐意么？一个人老是处在被要求的状况中，怎么弄都是不对的，因为他被假定必须满足所有人，你觉得有这样的家伙能满足所有人吗？——我不会彻底拒绝什么，或接受什么，杜尚说得好，拒绝或接受，其实是一回事。（来源：《中国社会新闻》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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