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红山

　　人物小传：

　　唐本奇，1966年1月生，湖南常德人。西安交通大学博士，1987年8月特招入伍，现为总装备部某试验基地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大校军衔。从事核技术及应用研究，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曾获军队科技进步一、三等奖。

　　1988年夏，从北京到红山，我几乎用了半个月时间。那年，在北大，我完成硕士课程，接到通知，即刻赴疆，到位于红山的研究所报到。我扛着行李，赶到北京站，独自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车到兰新线，铁路变单线，错车需避让，列车在轨道上走走停停，不断晚点。晃悠了四五天，才抵达吐鲁番大河沿站。

　　核试验基地接待站靠在站台背后，负责的是一位志愿兵，三十出头，面孔黢黑，像在煤水里淘洗过。看了我的介绍信，他摸了摸头，遗憾地说道，不巧得很，班车一小时前走了，下一趟得到后天了！我有些着急，追问道，班车是不是天天发？老兵连忙解释，是天天发，回去一天，过来也要一天啊！他这么讲简直让我哭笑不得。

　　第三天早晨，我登上开往马兰的班车。出托克逊，班车进入天山深处，开始在泥石流的沟谷里盘旋，沟槽狭窄，边坡陡峭，沿路散落着碎石，根本跑不快。300公里的路，费劲巴拉走了一天。

　　晚上我住进马兰基地招待所，同房间的还有一个人，浓眉大眼，身材魁梧，面庞周正，山东口音。一打听，刚从红山下来，姓王，在研究所理论室工作。

　　看他床头靠了两个大箱子，我问，带这么多东西，出远门啊？他点了点头，说道，一箱衣服，一箱资料，到国防科大算题。我好奇道，跑那么远？老王说道，红山没条件，大型计算都得拿出去，习惯了。

　　次日大早，我同老王在招待所门口分了手，他乘车南下，我则搭上了进山的班车。班车在山坳间绕来绕去，像穿行在一座看不到边的迷宫里，路面起伏，车身摇晃，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车厢里却热闹异常，彼此扯开包袱，看捎回来的东西。有从乌市扯的布，买的书和新款皮鞋；还有从焉耆割的新鲜猪肉，挑的红皮鸡蛋。鸡蛋用帕子裹着，一路抱在怀里。

　　车到半山腰一个豁口，停下来。司机跳下车，吆喝大家活动活动。有人跑到远处自行“方便”，女同志则背过脸，把眼睛投向远方。有车队从山脚下爬过来，一色军用大卡，顶上扯着帆布，车斗里都坐着正副驾驶。因为载重大，路不平，车队走得极慢，像蜗牛在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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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到半山腰，车队也停下来。班车上的老少纷纷同车斗里的战士打招呼，原来是基地汽车团的，给研究所设备室搬家。今天能到大河沿吗？车下的仰起脖子问。已经跑了七八趟了，都是设备，不敢快，怎么也得到后天晚上了，车斗里的探出头来，大声回答。车上车下互道了辛苦，各自启程，挥手告别。

　　班车穿过一座架在干沟上的水泥桥，停在一片白杨树下——红山到了！这是一片洼地，西高东低，北高南低。在西、北、南三面，都矗立着巨大的石山，山势险峻，山体裸露，寸草不生，呈赭红色，阳光下，连绵成一片火红。一条溪水，从北山西边流下，横穿洼地，繁殖出茂盛的草木，柳槐杨，郁郁葱葱，衔接成片，大丛的骆驼刺，高过人肩，开满金黄色小花。

　　我沿坡道，曲曲折折往里走，野花烂漫，杂草丛生，却见不到人。在山谷北侧，我找到研究室，一栋低矮平房，只有两个留守人员，一位男助理，姓郭，面黑体瘦，目光腼腆，爱笑，总露出浅浅酒窝。郭助理告诉我，大部队已经进场执行试验任务；后天有车到场区，可以一同过去。邻屋里，还坐了一位大姐，姓王，已经身怀六甲，套着宽松便服。一打听，原来是土生土长红山二代，父母退休返回内地，她快到预产期，准备下月返乡生产。

　　我随着郭助理，看了看实验室，仪器、试验台用绒布罩着，宽大的窗户，完全被外面的蒿草遮蔽，墙角空地上，囤满了大大小小箱子。我扭头看郭助理，他告诉我，已经在内地搞了六七年基建，据说，差不多了；计划这次试验任务后，研究所迁出红山，箱子都是打包用的。

　　出研究室，还不到6点，太阳就落到了大山后面。凉意随着暮色，笼罩下来，山坳里顿时像换了个季节。草丛中，灯光零落，似有若无，愈加显出山里的遥远与僻静。

　　没有街，没有广场，没有商店，连一家饭铺也没有。我只好在食堂囫囵吃过饭，便径直回到宿舍，钻进被窝。躺在床上，却睡不安稳，总感觉床在晃，地也在晃，似乎还在翻天山的班车里。

　　从红山到场区，我跟车一口气跑了400公里，在干涸的孔雀河北岸，一间简陋的平房里，我见到了两位导师，一位姓黄，五九届清华生；一位姓李，莫斯科理工学院六四年毕业，都已年过半百，两鬓染霜。

　　坐在床沿上，两位导师仔细询问了我的学习，然后掏出笔，摊开纸，趴在一张掉了漆皮的木头桌上写写划划，给我交代课题。临别时，把一摞资料装进牛皮信封，递到我手里，让我抓紧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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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换上工装，进入北山试验廊道实习。项目组老少兼半，老同志大多是五六十年代的老清华、老北大、老哈军工；年轻人则一茬的小毛头，大中专为主，本科不多，研究生更是少之又少。廊道内外，老少齐上阵，搬铅砖，运泥沙，铺电缆，架设备，都是一身汗，一身泥，宛如戈壁滩上的民工。短短两个月，我也变成了黑李逵。

　　10月，我提前返回内地，出火车站，车行40分钟，就抵达了位于灞水河畔的新营院。

　　工作大楼已经落成，较之红山建筑，只能用巍峨、恢宏形容了。前后楼三进，上下12层，各楼以辅楼相通，建筑面积逾10万平方米。楼内，自动电梯、中央空调、闭路视频、卫星接收、程控中继，一应俱全。围绕大楼的，是大大小小的专业实验室，或穹顶，或回廊，或塔台，或铅室，千姿百态，高低错落，蔚为壮观。远处，脚手架林立，高耸的塔吊悬着大块预制板，在空中划出一道道美丽的弧线。

　　加速器楼内，强流脉冲相对论电子加速器整机安装到位，主高15米管长30余米的庞然大物岿然屹立在大厅中央。课题组兵分多路，做着精心地调试和完善。大厅内外，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热火朝天。

　　靶头前，我遇到了同学小敏，剪着齐耳短发，套着工装，蹬双大头鞋，在大厅里实习。看到我，她惊讶道，几个月不见，怎么又黑又胖了！我也打趣道，你的头发不是也短了不少嘛！看到还有外单位人员，我很好奇，小敏解释，加速器束流强，可以开展以前做不了的工作，很多单位过来试验。小敏又指着机器旁一位面容清秀浓眉大眼的青年人，说道，那位是刘博士，研究所联合清华，引进的第一个博士生。

　　光阴荏苒，倏忽间20载。年初，我带领课题组，到北大加速器上做试验，遇到以前的任课教师巩教授。谈起熟悉的人和事，说到研究所，巩教授竖起了大拇指，感叹道，国内核专业撤停并转，再遇到核禁试，军工转型，大多式微，研究所却聚敛人才，异军突起，创出新局面。人才、设备、成果，都首屈一指，让人钦佩。我深有体会地说道，当年，国家大投入，把研究所迁出戈壁，给现在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带来了机遇。巩教授不停地点头，表示深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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