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中华传统与生态文明

　　指导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成功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成功的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与中国国情结合。什么是中国国情？一是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等硬件，二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社会伦理等“软件”。既然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社会主义最高原则的又一追求,是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这个必然性，除了大家都知道的人口资源环境现实选择外，还有着深厚的文化需求，就是中华传统文化本身所蕴含的生态文明。

　　西方环境思潮兴起四十年，有一个普遍规律，即先开始都把环境当作是一个技术问题，大家都在研究用什么样的技术来治理污染。后来发现再好的环保技术也挡不住“两高一资”产业的继续发展，这就上升为一个经济问题，就开始设计各种鼓励环保惩罚污染的经济政策。后来又发现牵扯到全社会各个群体利益、甚至牵扯各国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和矛盾时，环境问题于是就上升成为政治问题。这几年，尤其是当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国际政治主流时，全世界相当一批政治家已清醒地认识到环境问题最终是一个文化伦理问题。去年戈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说了一句话：“环境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他这句话有代表性。

　　例如现在的全球经济危机。有人说这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危机，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其实用最简单的话说，这是美国式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危机，是西方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危机。因为金融衍生品代表的现代虚拟经济必须完全建立在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如果因投机产生的道德风险迅速扩大为整个金融链条的失效，就会进而影响实体经济，最后就会彻底宣告“今天花完明天的钱”的生活方式的破产。顺便一提的是，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华人群体总体来说受损害比较小。因为祖祖辈辈的教诲让他们不习惯没钱还要贷款买好几套房子好几辆车，他们喜欢踏踏实实挣钱、量入为出地花钱、缩衣节食地为子孙攒钱。这便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追随着西方的脚步走。鸦片战争后开始“洋务运动”学技术；甲午战败后转学制度；戊戌变法失败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但中国仍然没有摆脱困境，这便使国人特别是精英们认定是中国的思想文化有问题，于是打倒“孔家店”，彻底否定自身传统，走上器物、制度、理念全盘西化之路。之后，中国历代精英都选择了西方传统工业文明道路，走了多年以后，先不论伦理文化的缺失所造成的损失，也不论意识形态上的矛盾造成的困惑。仅就生态层面讲，由于中国的资源和环境成本转移不出去，本身的资源环境人口的国情又支撑不起。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西方100多年的经济成果，而西方100多年的环境污染在中国30年间集中体现。这次全球经济危机说明，中国如果继续西方工业文明的老路，只能是死路一条，因为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基础比西方还要差很多，再走下去不仅影响世界和谐，还会造成内部不和谐。所以，我认为，这次危机是我们重新审视西方工业文明和我们自己文化传统的大好机会。

　　西方工业文明是以无限获取利润为动力，以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为制度，以建立在工商业和金融业上的城市为载体的文明。它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财富。工业文明产生的原因很多，例如新教改革、启蒙运动、文艺复兴、科技革命等，但根本原因是发现了新大陆，开拓了殖民地，在扩大市场和原材料产地时，也把本国的阶级矛盾、经济矛盾、社会矛盾统统转移出去。转移了几百年后，他们终于发现，什么危机都能转移，唯有环境危机转移不了，谁让大家“不幸”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因为气候危机一来，飓风不光袭击东南亚，也袭击新奥尔良；海水上涨不光全淹掉南太平洋小岛，也会淹掉纽约。

　　从文化上看，西方工业文明的基础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即将人视为自然万物的主宰和中心，就是将自然视为不断满足人类无限欲望的对象。事实上，人的欲望可以无限，但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既不能满足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也不能满足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西方工业文明在300年间创造了空前的物质文明和社会财富，几乎等于传统社会的总和，但也消耗了亿万年的自然储备，带来了不可克服的经济危机和全球生态危机。

　　文明总是在不断进化的。西方工业文明把人类带出农耕文明，做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但它也必将走向历史的尽头。时代正在召唤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全面和谐的生态文明。就是在西方工业文明所奠定的生产力基础上重新反思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我三大关系，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和谐生态，在人与自我之间建立和谐人格，在人与社会之间建立和谐社会。当然，还要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和谐相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建立和谐世界。

　　面对西方工业文明所暴露出来的内在困境，各国一部分政治精英与学者已开始全面研究世界各大文明和古老宗教中的生态智慧，试图从中寻找摆脱困境的路径。他们发现：

　　从基督教文明来看，人类对生物群的尊重和保护也应成为自然法的内容，包括生物自然多样化存在的权利、健康生活的权利、自由进化的权利、不受人类侵害的权利、共享于地球的权利等。为这些权利而奋斗，已成为二十年来西方环境运动的伦理基础。

　　从伊斯兰文明来看，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就在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一体。《古兰经》提出，世间万物皆由真主所创，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代真主管理大地，人应该合理适度地利用自然，反对穷奢极欲和浪费，最具代表性的话是，“你们应当吃，你们应当喝，但不要浪费，真主的确不喜欢浪费者”。

　　从印度文明来看，印度教徒蔑视外在和物质的东西，重视内在精神。与其他民族崇拜精英不同，印度教社会的精英都崇拜那些隐居于森林之中半裸体的圣徒，认为其体现出的精神力量是永恒的。因此现代印度则有抱树运动，人们抱着树，防止林业工人砍伐森木（心中的森林），这被全世界看作是应用印度教思想的一次环境起义。

　　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有识之士又将目光转向东方、转向中国。前不久，耶鲁大学的一个教授送给我几本书，书名是《儒学与生态文明》、《道教与生态文明》、《佛教与生态文明》。我非常吃惊。西方人如今最感兴趣的竟是我们老祖宗是如何处理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在书中，他们居然还把“天人合一”翻译成“宇宙共振说”。大家往深里一想就会明白。为了解决生态危机，西方人开始琢磨我们中华文明古老传统。中华民族是有特殊性的，最大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全世界唯一以国家形态传承，而又同根、同文、同种延续几千年的民族。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独自延续生存到今天？因为我们的文化理念蕴含着更加深刻的生态智慧，我们的伦理与制度充满着这种深刻的生态智慧，我们的生活方式实践着这种深刻的生态智慧，我们的历史传统延续着这种深刻的生态智慧。

　　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释道三家。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中华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那就是“中”、“和”、“容”，即中庸之中、和谐之和、包容之容。这套文化体系不光有伦理准则，更有一系列政治制度与生活实践，比如大一统的文官制度、科举制度、乡绅制度、教育制度等等，它一贯倡导着有序、平衡、包容、协调，这正是中华民族延续两千年不灭的根本原因。当然它们有其缺陷，不然当初不会导致革命，但决不能一概打倒。一些人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它的物质基础已经被全面推翻，其价值观已经不适用于今天工业化社会了。这是极端错误的想法。各大宗教都是在农业文明时产生的，但在今天依然是各自文明的精神支柱，并从中孕育出了下一步发展的种子（比如新教伦理孕育了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至今还需新教伦理去修正）。为什么我们自己的传统应该被抛弃，就是过时的呢？何况，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和容”，在古代历史上曾经同化外来种族，吸收外来文化，中国历史从没有出现西方历史上一次次文明被野蛮的颠覆和血腥的宗教战争。反而在近现代则对欧洲基督教和西方民主科学兼容汇通，没有出现伊斯兰原教旨国家和西方那么血腥的文明冲突。未来，这一传统还将帮助我们完成政治上的民主与集中的结合；经济上的市场与国家的结合；社会上的社区与家庭的结合；而在文化上，将完成中国与外国、现代与传统的结合。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未来追求的方向吗？

　　这是一个大话题，先说这两句，我还将写一篇文章专门论述，在这里就不展开了。今天主要想讲讲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

　　儒释道三家都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儒家讲求“仁民爱物”，即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犹如同胞手足，朋友兄弟，万物一体而相互仁爱。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他以“天命”建立了人间尊卑礼法；孟子认为“天人相通”，人要以仁义道德来约束自己，以求天人合德；董仲舒认为“天人相类”，天人之间具有微妙的相互感应关系；宋明理学则将“天人一体”变成了心性之学，使天成为人间道德规范的终极根源。概言之，儒家主张天道即人道，天地生生之德的道德意义和伦理价值，需要人来实现，人恰恰可以由“尽心”而“知性”，由“知性”而“应天”，所谓“尽人事而知天命”，正根源于此。

　　当然，过分强调“天命”，会忽视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的一面。需要特别指出，儒家传统中还有一支主张“天人交胜”的流派，其代表人物有荀子、王夫之等，主张一方面应当发挥主观能动精神，充分运用自然规律“制天命而用之”；另一方面又要“交相胜，还相用”，看到人的有限性，遵循自然天道的正常规律，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

　　道家崇尚“自然”，希望通过“道法自然”实现人道契合、人道为一。老子言“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道在第一，天地由道而生，万物与人既是平等又是相互联系的，反对人为、机心，主张顺道而为，复归于朴。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提倡一种“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生命境界。

　　佛教虽为外来文化，但很好地实现了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成为中华道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有中国特色的莫过于禅宗。禅宗所体现出的东土大乘佛教精神完全是中国式的，它对天人合一观念的理解，对中华道德礼义的吸收，对简朴生活方式的认同，无不反映出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佛教提出“佛性”为万物本原，万物之差别仅是佛性的不同表现，其本质乃是佛性的统一，众生平等，“山川草木，悉皆成佛”。是以消除“分别心”是佛家最根本的原则之一。

　　这些价值观在现实制度和生活中就具体落实为一个“度”字。“度”就是分寸，就是节制，就是礼数，就是平衡，就是和谐。度是一种从容回旋的空间，度是一种进退有余的艺术，度是一种节制合适的平衡，度是一种立身达人的智慧。概言之，“度”不仅是中国政治智慧，也是中国人的生活智慧，更是中国生态智慧的凝练表达。

　　这种智慧不光存在于圣贤典籍中，还通过家族和礼仪牢牢地在基层社会中扎下了根，这也是中华传统特别伟大的一点。在传统社会中，大到国家制度、施政方针，小到士农工商、琴棋书画，古代圣贤典籍中四书五经的大道和世俗官民生活中的小道融会贯通，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

　　比如治家之道。《朱子治家格言》从清代一直到民国都是五六岁儿童开蒙的课本。里面教什么？“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饭食约而精，园蔬胜珍馐”“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这样教育长大的人，自然会形成节制、有度、从容的生活态度。

　　比如茶道。西方人也喝茶，不过是一种饮料。而中国茶道却有着精神，有着境界，有着原则。那就是和、静、雅。中和、宁静、雅致。所谓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茶道成为文人士大夫反思自悟、坐禅悟道的方式；又传到日本，成为东方文化的重要象征。

　　又如商道。“人的自私”是西方经济学的第一假定（亚当斯密写了《道德情操论》，可惜一直未受到重视。大家总是读他的《国富论》，研究那只“看不见的手”，而很少研究他的这本书。最近发现温总理正在研究并推荐这本书。而且我在剑桥学习时，发现西方的教授们也在重新研究这本书。）。但中国传统商道从来不以牟利为第一目的，讲的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讲的是家国天下与社会责任，放在环保上讲就是企业的绿色责任。究其本质是商业与道德的结合。当然我说的这个不是指现状。如今是市场经济的自私被我们引进来了，但其规则没有进来；传统文化的裙带腐败留下来了，道义精神却丢了。

　　当然还有剑道、酒道、弈道、医道、药道、江湖道等。所谓道，就是精神，就是原则，就是境界。这就不再多说了。

　　上连天道自然、下通人伦日用。不追求物质享受的最大化，而是追求生命之美和人生意境，使得生态文明中的日常生活超越了现实的功利追求。这些生活实践看似涓涓细流，却共同汇成了生态文明所需要的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这种从容有度的生活方式通过节制人的无限欲望，追求充实饱满的精神追求，能够纠正西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消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重重迷误。

　　从思维方式到道德伦理，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本质区别可谓一览无遗。西方在不断地切分，越分越细；中华则不断地求合，越合越强。西方有机械主义自然观，中华则有中和有机自然观；西方有人文主义伦理观，中华则有和谐生态伦理观；西方有二元对立进化论，中华则有天道人道融通论。

　　东西方文明在几千年前惊人相似的同时崛起，又在几千年后惊人相似的同时会师，会师在哪里？会师在生态文明的平台上。我坚信，中华传统文明虽然是在农业文明时期的产物，但具有普世价值，更能够进行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尤其是在生态方面，因为中华道统不仅在价值理念上以天人合一为诉求，而且具有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与之相匹配，更是深入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几千年的生活实践，对于解决当前的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中国在短短百多年时间内从农业文明一跃而入工业文明，再由工业文明向上一越，提前跨入生态文明，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中国已经同时具备实现这一战略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极大地解放生产力并发展生产力，国民财富迅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幅提高，这是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经济基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完成了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一个承载千年道统的政治民族最终屹立于世界东方，这是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政治基础；充满生态智慧的中华道统在现代社会实现创造性转化，这是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思想文化基础。因此，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实现人类三期文明的跨越式发展。

　　至于如何实现十七大报告中所提出的“将生态文明在全社会牢固树立”，那便是政府引导与公众参与的问题。因时间关系需另找机会再向大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