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者的前世今生:从物质浮现走向精神存在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中产者：信念的力量

　　我们处在一个极剧变化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里，中产阶层的崛起无疑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石。然而，究竟哪些人算是中产阶层呢？那些年薪十万、有车有房有职业理想、有社会关怀的人？

　　我们在呼唤一个物质上实现“中产”的阶层尽快出现时，还必须期待他们实现精神上的“中产”。只有那些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行动能力、敢于为自己的尊严和权利去斗争的“中产阶层”，才是中国真正的希望。

　　除了一些客观难题，我们现在所说的中产阶层的精神存在同样是一个瓶颈。如果我们也仅仅只知道“独善其身”，只关注如何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我们就会失去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精神意义。

　　必须承认，中国已经有了庞大的中产阶层，但是只要有一天，我们的中产生活是以另一大群人的非中产生活为代价的，这就仍然不是一种理想的生活。

　　美好的生存需要大批有目标有理想的中产者。

　　中国中产者：从浮现走向精神存在

　　中产阶级的标准从单纯的经济收入向包括职业在内的多重因素的转向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

　　本刊特约撰稿/周晓虹

　　你中产了吗？谁，我吗？

　　是不是这话听起来耳熟？当然。仔细想来，这些年来，你可能不止一次回答过别人的这类问话，话题就是从你的钱袋子鼓起来后发生的那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变化。

　　看得见的变化包括你购买了宽大甚至有些奢侈的房子，学着邻居家的样子置了清一水的美克·美家，开上了原来想都不敢想的别克君威或宝马3系；你的妻子今天买了一件挡风的“伦敦雾”，明天又在想怎样攒钱买一个路易·威登。

　　看不见的变化可能更多：你不仅大学早已毕业，而且也读完了MPA或EMBA；你关心自己社区的业主委员会的选举程序，也关心哪些人新当选为党或国家的领导人，当然更会关心2008年初的雪灾和紧随其后的汶川大地震；你还计划着或者再做些投资，或者在官场上再上个台阶，或者写本现在看的人越来越少的小说或干脆就没有人看的学术著作，你告诉自己人生不能闲着；当然，“熏陶”了30年，你也懂得了什么叫做品位：咖啡馆比茶馆常常更有品位，听歌剧比看电影也有品位，肖邦或莫扎特同样也比刘德华或“黑鸭子”有品位。

　　你还不算“中产”吗？

　　印度：5000卢比一样中产

　　尽管中国的经济在30年中一直开着顺风车，它的年GDP从2650亿美金一路攀升到3.5万亿美金，2008年已经超过德国在这个世界上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但不要忘记，它有13亿人口。用共和国总理的话来说，再大的成绩除以13亿都显得微不足道。那么，在一个人均GDP尚不过3000美金的国家中，如果你已经有了品质越来越好的住宅和一辆性能尚可的私家车，还有一份年收入在5万甚至10万元以上的稳定工作(这还没有包括你妻子或丈夫的收入)，你当然已经中产。

　　但你还是怀疑，你怎么一不小心弄了个中产是不是？在你的眼中，中产阶级，比如美国的中产阶级，都有自己的别墅(singlehouse)，一家起码也有两三辆车，冬天去佛罗里达，夏天去缅因度假什么的。

　　你好像还记得，在那本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说过，中国的中产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你想到了荣毅仁；小资产阶级，比如作家张爱玲。无论是荣毅仁还是张爱玲，你好像都挨不上，所以你底气不足。

　　2005年我去孟买访问，下榻的Heritage酒店有一个附设的餐厅。一天，和餐厅的经理聊天，问的是：“在印度，像你这样的经理算是中产阶层吗？”也许问话触及了自尊，彬彬有礼的经理觉得我有些白痴：“当然，你不知道印度是中产阶级国家吗？”联想到在飞往新德里的新加坡航班上看到一篇文章，说印度有7亿中产阶级，看来文章的作者确实是以全体印度人民的自信为基础的。

　　更有意思的是，那位经理告诉我，印度中产阶级的月收入恰巧也是5000，最低限度2000也行。不过，这既不是人民币，更不是美元，而是卢比。3年前，5000卢比换1000人民币。也就是说，印度人民对中产阶级的标准并不苛求。

　　 从布尔乔亚到白领：欧美的中产景观

　　当然，中产阶层最初的出现不会和财产无关。

　　还记得法国大革命前的“第三等级”吗？这应该就是最早的中产阶级的雏形。在1789年前的法国，除了教士、贵族以外，所谓“第三等级”，用托克维尔的话说，包括了“最有钱的商人、最富足的银行家、最干练的工业家、作家、学者同小农场主、城市小店主以及耕种土地的农民”。所以，真正属于中产阶级的是第三等级中那部分可以称之为布尔乔亚(bourgeoisie)的人，他们中的多数人因从事工商业和金融投资而拥有财富，但与教士和贵族相比，却既没有政治权力也没有社会地位。

　　其实，在18世纪之前，布尔乔亚不过就是“市民”的意思。此后，资本主义兴起，布尔乔亚又有了两种新的含义：在工人眼里是老板；在宫廷及其他上流社会人士眼里是缺乏教养的人(说来可笑，我们常常将“布尔乔亚”视为一种教养，在毛泽东时代还可能因这种“教养”接受思想改造)，它实际上表明了主流社会对向上攀爬的资产阶级的嘲弄态度。

　　为了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力和地位，第三等级成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主力军，这是我们都熟悉的历史。我们不太熟悉的历史还包括，布尔乔亚们也通过另一条道路，通过自己的财富、通过消费的彰显，获得社会地位和声望的提升。他们置地、买房，学着贵族将色彩艳丽的墙纸和织物覆盖在墙上，挂镜、时钟、油画、塑像当然还有时装，都开始从贵族流向布尔乔亚家庭，他们一掷千金的气势开始令没落贵族自愧不如。

　　中产阶层的标准从单纯的经济收入向包括职业在内的多重因素的转向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因为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因为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我们前述的包括小农场主、小企业主和小商业主在内的所谓老式中产阶层人数越来越少，而大批与技术和服务有关的职业如经理阶层、专业技术人员以及从事社会管理的人员越来越多，这些米尔斯所说的“白领”阶层构成了20世纪中产阶级的主要景观。

　　其实，不仅这些新中产阶层失去了土地或商铺这些生产资料的财产，而且由于美国为人们实现商业梦想留下了太大的余地，加之大众传播媒介的政治消解作用，新中产阶层们也远远没有法国第三等级当年的政治热情与气概。他们安于现状、独善其身，以致激进的左派社会学家米尔斯会借用希腊人的话反讽说：“白痴就是独善其身者。”但从社会稳定的角度看，这大批持政治后卫态度的中产阶层，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马其诺防线”。

　　中国中产阶层的前世今生

　　中国的历史要沉重得多。千百年来我们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充斥着小农的国度，自然条件的恶化和统治阶层的横征暴敛，使得大多数人连温饱都难以企及，更何况中产。

　　近代以来，首先在上海，后来在北京、南京、广州等沿海地区，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进入和中国现代化的展开，这些城市和地区出现了第一批中产阶级，并且在1930年代即民国政府的黄金岁月达到顶峰。这其中包括大大小小的荣毅仁以及给他们打工的经理阶层，在洋行里工作的小“买办”或第一代外企“白领”，大学教授、律师、艺术家以及像鲁迅、张爱玲那样的作家。当然，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也出现了第一批现代公职人员。不过，这些人数量非但不多，而且因为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而陷入巨大的生存危机之中。

　　1949年的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但对中产阶级却是一场灭顶之灾。因为革命信奉“均贫富”的信念，以及革命之后实行的消灭私有财产的公有制，中产阶层虽然没有像地主阶级那样遭受包括肉体消灭那样的“待遇”，但无论是民族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在将自己常常并不算多的生产资料交给国家之后，也一直在接受革命带来的精神上的“洗礼”——包括承认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剥削或一种罪恶，用当时流行的语言叫“不劳而获”。

　　在那之后的近30年中，中国的工业化尤其是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重工业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毛泽东立志消灭阶级差异的决心，以及勒紧腰带建设的方针，却无法造就一个和工业化相称的中产阶级。在1976年毛去世时，中国人基本没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全国职工平均月工资不过50元人民币，而农民的收入还不及这三分之一。

　　变化就出现在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后。谁都记得，邓公的“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政策造就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中产阶层。1985年，我还在天津南开大学读研究生。记得有一个系里的会计去劝业场购物中了万元大奖，听到喜讯晕倒在商场大厅里。消息传来，谈论的人都说，我要是有一万元就干脆不工作了。

　　我们的中产经历，就是从当“万元户”开始的。

　　 中产，不仅仅是消费前卫

　　从万元户到现在的百万或千万，尽管中国的大多数人刚刚解决温饱，但起码也有20%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中产，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甚至对收入的直线增长感到麻木，而消费或100年前凡伯伦嘲笑的那种“炫耀消费”，成了慰藉这种麻木的吗啡。

　　不相信吗？你一定知道前几年房地产市场的人潮汹涌，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和南京，那里的房屋价格几年前就已经超过了每平方米1万元，而一套中产阶级居住的140平米以上的高档公寓一般都在100万～300万元；原先骑自行车的道路上一下子爬满了奔驰、宝马和别克，开车人的神情以最直露的方式告诉你，什么叫“人一阔，脸就变”。在我这次会后的欧洲旅行中，巴黎的一站自然会去俗称“老佛爷”的Lafayette百货公司。当我跨进大楼的那一霎那，汹涌的人潮再一次告诉了我，什么叫中国的力量！几乎每一节柜台都写着，“我们提供中文服务”——中国的发展看来也为旅法华人制造了就业机会；几乎每一节柜台前都拥满了导游带领的中国团队，退税柜台前黑压压的更都是中国人的脑袋；不止一个人请我为他们再买一个限购的LouisVuitton，一个手上已经抓着三个LV的男子对我说，“太便宜了，每个只要500欧！”

　　如果你知道在中国的一些省份，这500欧元或4000多人民币，是很多农民一人或一家的年收入，你就不会有“中国人已经站起来”的兴奋。你也许就会去考虑，富裕起来的中国中产阶层在奔驰、宝马和路易·威登之外，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尤其是精神方面的追求？

　　诚然，我们在年初的雪灾和后来的汶川地震中，已经看到了一些征兆：在2月的大雪覆盖了中国南方，造成许多人有家难回的时候，成群的私家车主在他们的倒车镜上挂上了绿色的飘带，免费接送无法回家的人；在5月的大地震救灾中，我的那位现在已经名满天下的朋友，带着自己的60台大型机械和解放军同时到达重灾区，他在那里拼了56天的命，以致自己收购而未来得及出手的7000吨废铜的价格从每吨2.5万元跌到1.2万元。其实，中产阶层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为孙志刚之死抱不平以致最终促使国家废除了“收容法”；再比如，为农民兄弟遭受的不平等“鼓与呼”，促使国家一再出台新的惠农政策；还比如，从捍卫物权、反对“市容”的野蛮管理，到为国家献计献策如何应对全球经济萧条。只是他们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受益者，历史使他们成为国家的“宠儿”，也希望他们为这个国家尤其是为这个国家中更多的人民也成为中产做出更多的贡献。

　　30年后但愿大家都中产

　　其实，使更多的人民都成为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不仅是我们的希望，现在也是执政党的近期理想或奋斗目标。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的风雨之后，国家所以会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或我们所说的中产阶层作为奋斗目标，除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改变——拜邓公之勇气，他首先说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以外，也有社会稳定或建设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

　　前几年，在播放电视剧《太平天国》的时候，我有一次乘坐出租车，一上车司机就和我大谈太平天国。谈完了精彩的剧情之后，那看上去还算忠厚的司机郁郁说了一句，“唉，现在再要有太平天国就好了。”我听了以后大吃一惊，忙问为何？“杀贪官，均贫富啊！”我听后连说，“师傅，你的情绪不对”，引得他对我的身份大表怀疑：“你是当官的？”我告诉他我不是，并且问他知不知道，那个以杀狗官始的太平天国，最后制造“狗官”的速度比它要推翻的清王朝还要快？历史知识大多来源于电视的司机考虑得自然不会这么多，但他相信了我的史学博士学位的身份，也半信半疑中国也许确实不能再有一场“推倒重来”的“革命”。

　　你不必用“阶级斗争”的眼光分析司机的出格的言语，但他确实反映了弱势群体或普通大众要求分享改革开放的经济与社会成就的朴素愿望。党和国家看到了这种愿望，所以才会出台一系列政策，力图缩小阶层间的差异，缩小城乡间的差异，让共同富裕成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

　　你认为这一切和你无关吗？确实，一般说来，中产阶层的收入来源于自己的勤奋工作、来源于自己的专业技能，但你不要忘记，在整个社会的“蛋糕”分配中，你拿走的那块虽然不是最大，但却比普通的工人农民大得多。加之，普通大众与上层社会隔了十万八千里，但他们生病要看医生、孩子上学要找老师、打官司要请律师和法官、有事要找“政府”，日常生活还会遇见形形色色的大小经理。对他们来说，中产阶层就是“有钱人”，而如果碰巧他又目睹了这个“有钱人”为富不仁——比如，医生开刀收受病人红包或老师变着法让学生送礼——他能不把社会不公的原因归结在中产阶层头上？所以，我说过，如果改革失败，中产阶层有可能会成为社会问题的替罪羊。

　　那么，出路何在？出路当然是让大多数人都成为中产，成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不过，按现在每年1%的增长速度，在中国，即使60%的人成为中产，也还需要30年。

　　“全民中产”还有哪些障碍？

　　尽管要用30年，但像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那样，成为“橄榄型”的“全民中产”社会毕竟还是一种美丽的前景。问题在，在中国这个13亿人口的国家中，除了人多以外，我们究竟还有什么可以依赖的发展资源？在成为“橄榄型”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又会遇到怎样的障碍？

　　不说你也知道，首要的障碍来源于现在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中国的人均GDP本来就少得可怜，这少得可怜的GDP偏偏又被政治和经济上的强势集团以各种明的和暗的方式拿走的太多。明的从收电费的和收过桥费的月薪八千，到平安保险的马明哲之辈年薪6000万；暗的从变相的权钱交易到直接的收受贿赂。事实很清楚，如果不能遏制这一趋势，受剥夺的就不仅是低层社会的老百姓，中产阶层一样难以健康成长。

　　和社会分配不公一样严重的，还有中国的农民问题。确实，改革开放使得农民在市场上流动起来，他们不必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守着几亩薄田艰难度日。但是，无论是住房还是医疗和孩子上学，城市对我们的农民兄弟设置的门槛越来越高。按照工业化的一般逻辑，农民先成为“蓝领”产业工人，再通过教育使自己或下一代成为“白领”工人。但问题是，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有几个农民和他们的子女，能够侥幸走完这个全过程？但农民不能被现代化所顺利接受，中国的问题就无法真正解决，“橄榄型”的中国也不会到来。

　　除了这些客观的难题以外，我们现在所说的中产阶层的精神存在同样是一个瓶颈。如果我们也只知道“独善其身”，只关注如何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我们就会失去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精神意义。我承认，中国已经有了庞大的中产阶层，但是只要有一天，我们的中产生活是以另一大群人的非中产生活为代价的，这就仍然不是一种理想的生活。

　　在我们的物质生活丰富起来之后，精神之花就一定会枯萎吗？

　　2008年12月，写于汉堡-布鲁塞尔-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