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图为《天津日报》1980年11月30日报影
本报记者 庞晓敏
1980年11月30日本报一版头条刊登《本市四家国营大厂实行自负盈亏》一文，引起人们对于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热切关注。文中提到天津自行车厂作为天津四个试点单位之一被授予在“资金使用”“定价”“用人”等十个方面拥有自主权，放飞市场。曾生产出中国第一辆自行车的天津自行车业乘改革之势从此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历经几多辉煌，历经几多市场风雨洗礼，天津自行车行业起起落落直到再度崛起今天已拥有世界最大的自行车生产制造基地。
（一）
一个阳光和煦的冬日午后，记者走进了天津飞鸽自行车集团第一任总经理邢起富家。老人患有帕金森氏症，老伴儿邢大娘小心地扶他从卧室慢慢走到客厅斜靠在木椅里接受采访。
忆起过去，老人眼里闪烁着光亮。他的回忆把大家的思绪拉回到28年前。就在1978年10月，四川省率先开始了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减税、让利、扩权为核心的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在全国展开，开启了新时代中国企业的体制改革之路。1980年11月27日，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天津手表厂，天津自行车厂，天津第一毛纺厂，天津锻压机床厂4个国营大厂，进行独立核算、国家征税、自负盈亏试点。试点批准后不到一个月，《天津日报》于1980年12月12日一版头条发表《在调整中增产市场短缺产品》，表明当时已经开始根据“市场的情况”“安排群众急需的26型女车等36种短缺产品的生产”。邢老忆起在党的政策鼓舞下厂里组织过多次“会战”，“歇人不歇马”，机器连轴转，组织几千职工为了“攻下百万关”“攻下二百万、三百万”夜以继日大干。记者在邢老保存的《自行车一厂“七五”、“八五”主要经济指标对比表》上看到，1983年天津自行车一厂“飞鸽”产量达到260万辆，首次超过上海一厂；1984年天津一厂297万辆，超过上海一厂的274万辆，“而产值、销售情况超过的要更多”。邢老说到激动的时候，右手颤抖得厉害。
1988年，扩大规模、加速发展的需求催生了飞鸽自行车集团。1988年，集团成立的当年天津自行车产量完成661万辆，达到全国最高生产水平，产品远销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一辆飞鸽车在那个商品短缺时代是国人的时尚追求，姑娘出嫁时能有一辆飞鸽车作陪送就满足了。老人回忆当年当厂长批“车条”曾让自己忙得应接不暇。“那时卖得最好的就属28加重车和26型的男女轻便车。”搞销售出身的自行车人、市自行车协会秘书处陈姐帮助一起回忆。天津加重型自行车被农民亲切地称为“不吃草的小毛驴”。而令邢老念念不忘的是，1985年自行车集团和天津外贸部门共同兴办了合资企业——丹华企业有限公司，成为天津市开发区首家生产自行车的企业。当年邓小平同志曾视察过这家公司。记者曾看到过小平同志视察时的照片，站在小平同志身后的就是邢起富。
（二）
飞鸽自行车集团最红火的时候，上缴利润占一轻局半壁江山，职工达到三四万人之众，是天津市举足轻重的企业。然而，国企经营自主权、分配机制等方面的改革并非一蹴而就。飞鸽集团的辉煌受到了市场经济大潮的汹涌冲击。1992年接任邢起富担任飞鸽集团第二任总经理的萧庆源就是这一转折时期的见证者。“从1992年我接手飞鸽集团就开始亏损，1990年集团年产自行车600万辆，没几年就减产到200万量，直至最后100万辆”。萧庆源认为这种下滑是历史的必然。从1990年开始，天津市政府放开了对自行车生产许可证的管制。在这种扶持民营经济的宽松政策催生下，天津市在短短二三年内就有几十家民营自行车企业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起来，到1998年发展到600多家。“国有企业产品单一，品种单调，生产模式大而全、小而全，已经不适应转型期的市场需求。”萧庆源感慨计划经济凋敝之日就是市场经济复苏之时。很快，民营企业开发的色彩斑斓的公主车、山地车、学生小轮车就通过各种新兴的“门店”风靡了市场。
萧庆源告诉记者，为使飞鸽重新飞上蓝天，在天津市政府和有关方面支持下，飞鸽集团最终走上一条“砍树留根保牌子”的发展之路。通过划大为小，人员分流，发展多种经营，实行自负盈亏，飞鸽集团对企业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如今，不但飞鸽品牌得到了保留，还通过品牌嫁接，使飞鸽自行车产品迅速扩展到电动车、童车、电动三轮车等多个领域。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使这一闻名全国、被誉为天津自行车摇篮的企业断臂自救，浴火重生。
（三）
“去年，天津共出产4053万辆自行车，占全国产量的47%，全国出口5900万辆，其中天津1496万辆，占35%。天津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自行车生产基地。天津自行车业从"天津现象"已跃升为"天津模式"。”天津自行车行业协会理事长龚孝燕接受采访的开场白令人振奋。经过近年来的持续快速发展，在天津自行车行业协会的引领下天津自行车业不论从规模还是结构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龚孝燕是天津自行车行业创新发展、再度崛起的亲历者、建设者。她的讲述使记者仿佛置身于天津自行车凤凰涅槃重振辉煌的征程之中。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到新世纪初期，天津自行车行业在产业变革中迅速完成了产业整体重建和制度创新，形成了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集聚产业体系。但是在产业重建初期，由于中小民营企业势单力薄，生产技术水平低下，使飞鸽自行车的优良品质没有在民企得到传承，市场竞争特别是价格战使天津自行车产品的质量降至谷底，武清“王庆坨现象”一时成为伪劣产品的代名词。龚孝燕回忆：“当时不少人主张对"王庆坨现象"予以打击。”而她却认为王庆坨自行车业这种从市场夹缝中生长出来的“草根经济”很有生命力。主张“我们应积极引导和扶持，既治其乱又促其兴。”龚孝燕的想法得到了响应和支持，协会上下把引导中小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当作引领天津自行车产业规范发展的突破口。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刚评价行业协会一系列寓规范于服务的举措产生了“点石成金”的效果。如今的王庆坨镇年产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近千万辆，产品畅销全国，部分厂家产品已走出国门，成为国内著名的自行车之乡。
刘刚认为，在天津自行车产业市场化的过程中，自行车协会起到了推动者、完善者、促进者的作用，而非市场寻租者，这一现象本身就是天津改革开放的一大亮点。龚孝燕介绍，协会努力搭建“生产制造”、“交易展示”、“物流配套”、“生产力促进”等四大产业基础平台，为产业振兴发展创造了良好发展环境，吸引捷安特、建大等一大批著名台资和内资的优秀企业在天津集聚。目前，“天津自行车总产值已从"飞鸽"时代产值十几亿元，发展到2007年销售收入230亿元左右，吸纳就业18万人，涌现出富士达这样的"中国名牌"和一大批天津名牌，使天津成为世界最大的自行车生产制造基地”。
1989年2月，飞鸽自行车83型、84型作为国礼赠送给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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