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自然共舞
“就好像在阿拉斯加，人钓鱼的地方10米开外，就有熊在钓鱼。”20世纪最杰出的三位野外生物学家之一、75岁的乔治·夏勒以半个多世纪的足迹，提醒人类善待动物
周舒
坐在北京饭店的大堂酒吧里，乔治·夏勒（George B. Schaller）博士上上下下打量着周围的装饰，有些惋惜，“看看这些奢侈的装饰、这么多的灯，其实都是不必要的。
接受采访一个小时以后，夏勒博士要接受由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颁发的“中华宝钢环境奖”，他获得的是该奖的“生态保护类”大奖。身为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学会（WCS）科学与探险部副主席，夏勒博士曾经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世纪最杰出的三位野外生物学家之一。
他已经为生态保护工作了半个多世纪，足迹几乎遍布全球：巴西、印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刚果……经过他的工作而被人们重新认识和加以保护的动物更能拉出一张长长的名单：山地大猩猩、藏羚羊、马可波罗盘羊、野牦牛、美洲豹……而经由他咨询和帮助建立起来的动物保护区，在世界范围内一共有15个。“我喜欢看美丽的动物，它们让我心生愉悦，让我想要爱护它们，这是有感情的事情，不是单纯的数据分析。”
如今他已年满75岁，却仍然驰骋在野外——他刚刚从他工作了20多年的位于西藏自治区北部的羌塘回来不久，明年1月又将回到非洲，回访山地大猩猩的保护区。他也是第一个被邀请进入中国进行野生动物研究的外国专家，熊猫、藏羚羊、野牦牛、马可波罗盘羊等都是他在中国观察和关心的动物。更是他，第一个向世界揭开了藏羚羊被大规模猎杀和藏羚羊绒被非法出口到印度制成沙图什披肩之间的直接联系，促成全球保护藏羚羊并建立羌塘自然保护区。“我不想拯救世界，但我至少可以关注一些动物。我在一些地区已投入25年到50年，或多或少能产生一些影响。但我想我还应该继续出发。”而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必须加入到生态保护的事业当中，“记住，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来自于大自然”。
“很多时候，人带来的危险比动物要多”
1952年，夏勒19岁，还是阿拉斯加大学的学生。那一年他第一次开始野外研究，“在阿拉斯加一个偏远的地方，观察鸟类的迁徙。”7年后，他已经到了中非，开始观测山地大猩猩。那时人们与大猩猩远没有现在这样亲密，人们倾向于将这种动物视作凶猛的野兽。而夏勒却在山地大猩猩的行为和眼中看到了它们和人的亲近，“没有谁在注视大猩猩的眼睛之后还能无动于衷，它们眼中充满了智慧、温柔、脆弱，看着它们就会觉得猿与人之间的鸿沟消失了。我们知道我们心中仍然有大猩猩活着，大猩猩们是否也会承认这种古老的联系呢？”夏勒曾经这样说。经过几年研究，他写出了著名的《山地大猩猩：生态与行为》，让人们第一次接近大猩猩的神秘生活。他的研究工作也促发了当地自然保护区的建立，“明年1月，我还要回到非洲的大猩猩保护区去，和那里的工作人员交谈，持续性地观察是保护的重要部分”。
“在野外工作，我有一些很紧张的时刻，但还没有感到过真正的恐惧。”人们往往将面对野生动物看作充满危险的事业，但夏勒博士却不这样认为。时常奔走于战乱频仍的非洲和中亚，“很多时候，人带来的危险比动物要多”。“在刚果，有人朝我开枪。”他面带微笑，语速有些缓慢地说着这个句子，似乎在讲别人的传奇。“为什么？一个陌生的外国人在草原上溜达，跟着观察野生动物，他们就举起枪来了。”而在战乱纷纷的阿富汗东北部，一个被当地军官称作“完全不适合没有任何武装的研究机构来的地方”，他和同事们多次踏上寻找马可波罗盘羊的旅程。在两年前，他曾经孤身面对3个毒贩子，手无寸铁，只有脖子上挂着的望远镜。在对方反应过来之前，他迅速逃脱了危险。
“但动物们不一样。”夏勒博士谈到野生动物时语气温柔，“有时我可能不够小心，过分地靠近野生动物，它们会不高兴，但多半都会原谅我。我曾经和一只老虎面对面，老虎很不高兴，但是我退后以后，它就原谅了我，不再理会我。山地大猩猩也一样。”在他看来，野外的动物并不都有攻击性，即使是猛兽如老虎，也不都有攻击性，它们攻击，往往只是为了保护自己认为特别重要的东西。“动物有自己的分辨能力，面前的人是手持一杆枪充满敌意，还是赤手空拳没有攻击性。”
但也有一些已经习惯于攻击人的野兽个体，在野生动物保护者看来需要惩罚乃至猎杀。夏勒博士很认真地指出，“有最多攻击人记录的，其实是野化的家养狗，或者马匹，因为它们已经不害怕人，也习惯了人。我们在羌塘遇到的狼，可能从来没有见过人，所以一点不害怕，但也没有攻击性，只是好奇地在我们帐篷四周溜达。就好像在阿拉斯加，人钓鱼的地方10米开外，就有熊在钓鱼。人们应该做的是去追求一种和谐。”
“没有谁在注视大猩猩的眼睛之后还能无动于衷，它们眼中充满了智慧、温柔、脆弱，看着它们就会觉得猿与人之间的鸿沟消失了。我们知道我们心中仍然有大猩猩活着，大猩猩们是否也会承认这种古老的联系呢？”夏勒博士让人们第一次接近大猩猩的神秘生活
藏羚羊面临的危险不仅只有偷猎
夏勒博士第一次见到藏羚羊，是在1985年的青海，“那时我只知道它们是青藏高原的特有动物，生活在海拔4300米到5000米的地方。”他记得100年前，曾经有旅行者记述迁徙的藏羚羊，“一群有15000头到20000头”，因此他推测在那时，可能有超过100万头藏羚羊生活在那个区域。而到1990年时，据他猜测还有10万头左右的个体，“中国这些年一直在努力，藏羚羊现在的情况有所好转，数量开始增多”。
通过夏勒博士和同事们在1985年到1995年之间的持续观测研究工作，藏羚羊得到了较好的保护。1993年，西藏自治区将总面积近30万平方公里的羌塘设为自然保护区，到2000年，这里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羌塘也是夏勒工作过的保护区当中他最喜欢的一个，“这里非常大，非常美，有独特的动物，数量很大”。
藏羚羊是北京奥运会吉祥物“五福娃”之一，已经是一种人们耳熟能详的动物。而在20多年前，它们却没有这么大名气，不但如此，它们还是偷猎者的捕杀对象。“尤其上世纪80年代后期，很多人突然发现藏羚羊毛可以做出非常柔软的披肩，当地牧民出售藏羚羊的皮毛，可以获得100到200元收入，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偷猎者们从西宁等地出发，到藏羚羊的聚居地，在雌性藏羚羊产仔的时候猎杀它们。索南达杰带领的野牦牛队，曾经一次抓获一车600张藏羚羊皮。”这种披肩就是著名的“沙图什”，印度克什米尔地区是披肩的主要加工地。经过加工，一条披肩在欧美市场可以卖到1万美元以上，而要加工这样一条披肩，需要两到三头藏羚羊。上个世纪90年代，交易达到顶点，光是1992年，估计就有超过2000公斤藏羚羊绒被运到印度。
“起初，我并不知道这种绒可以做什么，但不久我就发现了藏羚羊的死亡，是因为西方人对沙图什的追求。”之后，他开始了拯救藏羚羊的活动，联合很多环保组织，一起向公众揭开这个血淋淋的真相。“20多年以前，我曾经在一次时尚人士的宴会上，做了一个演讲。我们希望能募集到更多资金。”他展示了很多藏羚羊的图片，头顶细长黑色长角的雄藏羚羊在羌塘草原上散步，雌性藏羚羊为幼崽哺乳，同时他又展示了拍摄到的偷猎者的图片，成堆剥去皮毛的藏羚羊尸骨摆在偷猎者帐篷旁边。夏勒博士告诉在场的时尚人士们，被称为“波斯羊绒之王”的沙图什就是用这些可怜的动物的绒制成的。“我提及‘沙图什’这个词的时候，一些女士悄悄摘下了她们肩头的披肩。在听我演讲之前，她们并未意识到自己披着的，是三到五头藏羚羊的尸体。”
夏勒博士非常谦虚地将藏羚羊数量的增多更多归功于中国在禁止偷猎方面的努力和国际社会对于沙图什贸易的禁止，“不过偷猎在局部地区还是在发生。”但藏羚羊也面临着新的问题。随着牧民活动区域扩大，对草场的要求也增多。“现在它们面对的威胁，是牧民立在草场上的网围栏，这些围栏对藏羚羊的迁徙有很大的影响。为了产仔，藏羚羊会季节性地迁徙，路程达到300到400公里。这些网围栏不但影响它们的迁徙，也给它们冬季觅食造成困难，影响它们的生存。”
“羌塘最好的地方，是没有多少人，很多景色仍然像100年前旅行者们描述的一样。”但在广大的无人区之外，夏勒博士也目睹20多年中当地人生活的显著变化，“这20年里，当地经济有很大进步，他们开始修房子定居，而非游牧，他们有了太阳能光板发电，有了摩托车、电视，不像从前走2个月才能买到粮食。这非常好，人们应该过更好的生活。不过所有这些经济上的进步对野生动物都有一定的影响，我们要做的是，如何让人们和野生动物的关系适应这种新的系统。”夏勒博士和同事康蔼黎博士等人一起，做教育当地人的项目，“比如请当地的牧民减少网围栏，或者在特定的时间改变网围栏的方向。还教人们如何防范棕熊。我们教人们在不伤害动物的前提下，如何用一些小型设施防范。这也是对动物的教育，因为入户这种行为是棕熊以前没有过的举动。”康蔼黎博士解释道。
必须帮助当地人
“我主要的工作是长时间观察，搜集资料，然后对当地政府提出建议，只有政府能够真正决定是否建立保护区。”利用这种工作方式，他帮助在全球各地建立了15个自然保护区。就像在他最喜欢的羌塘一样，在所有他工作的地方，夏勒博士都面对和当地人乃至当地政府打交道的经历。而在他学习进行动物研究与生态保护的最开始，他就已经知道保护不仅仅事关动物。
“如果地球上没有人类，上百万种动物都会欢呼庆祝。”夏勒博士笑着说道，“人带来很多麻烦，现在人们都关心如何马上挣到钱，都是一己的利益，很难看到人们追求未来的社会利益。所以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应该一起坐下来做现实一点的讨论。”他经常被人们描述为“实用主义者”，会利用各种办法“曲线救国”。
“在阿富汗很多地方，人实在太穷了，会杀野生动物作为食物。你如果直接告诉他们，你们不能吃这种动物，那让他们做到很困难。所以要用其他的方法来帮助他们。比如马可波罗盘羊，它们是很美丽的动物，能构成很美的景观，旅游者热爱来观赏它们。这样旅游者们就会为了拍照而付给当地人钱。”而阿富汗隔壁的塔吉克斯坦，是欧美富人热爱的娱乐狩猎的目的地，“他们猎杀动物，把它们的头挂在墙壁上。我觉得花25000美元到那里，就为了杀些动物，好把它们的头挂起来，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些富人付给当地社区一些费用建立保护区，当地人就会为了经济利益而保护这些动物。”
经过这些努力，“真的能看到很多进步。不管有什么法律，如果你忽视了当地人，不和他们合作，那么很难谈论保护动物。”夏勒博士总结道。
他认为长期观测是保护工作中极重要的一部分，“这样你能了解它们数量的变化，发现问题”。马可波罗盘羊就是他长期观测的动物种类之一，这种动物活动区域很广。经过他和同事们的不懈努力，2006年9月，中国国家林业局与WCS一起在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召开了“帕米尔高原野生动物和栖息地保护国际研讨会”，帕米尔地区四国的相关野生动物保护部门官员、动物学家和部分国际保护组织的代表相聚一起，讨论在四国边境的帕米尔地区的野生动物保护现状以及共建跨国界保护区的可行性。“我在四个国家都做了很多调查，四个国家都愿意建立这样的保护区，开展和保护相关的工作，这是一步一步的工作。”尽管如此，实行起来仍然困难重重，“中国非常合作；阿富汗在首都之外很难说有政府；塔吉克斯坦太穷了，做不了很多事情；巴基斯坦很合作，但占的地方很小，起到作用不大。四个国家都有共同愿景，但还需要很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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