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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不愿养护土地 制度现象要靠制度破解

  寻求制度破解

  “今天农民不愿意养护土地,比起20年前的农民不愿意干活更可怕。不愿意干活影响的是农民眼前的‘饭碗’,不愿意养护土地危害的是农民长远的‘饭碗’与生存”

  《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开、特约撰稿曹顺妮 吉林报道

  “小岗村的经验,走到头了。

”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武龙甫说。在水土保持工作者中,这种观点并不鲜见。

  承包制所导致的分散经营以及掠夺性开发,直接影响到水土保持。而更让水土保持工作者挠头的是,水土流失的治理同样受制于这一土地制度。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国家的土地政策是土地承包30年不变,但要治理水土流失,必然会涉及到占用土地,那就要进行土地调整。但谁敢来做这个调整呢?当地政府没这个胆子。”松辽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处处长沈波说。

  “其实,水土保持早已不存在技术问题,在具体工作实施中,涉及的都是制度与政策问题。”沈波说,国家的土地制度和粮食政策,已成为水土保持工作的瓶颈。

  如今种地,就是掠夺性的

  农民不愿意经营土地的直接原因是农业比较利益低,解决不了富裕问题;深层次原因是农民没有土地产权,没有土地长远的效益预期

  曲成义抓起一把黑土,摊开手掌,那把黑土看上去纹丝不动。“这土都是死的。”曲成义说,以前,黑土总是会很快地散开,顺着指缝自然流下去。曾经肥得冒油的黑土地,如今变得虚弱不堪。

  “如今种地,就是掠夺性的,只在乎这一季,土地怎么可能肥得起来?”52岁的曲成义是吉林市岔路河镇火石山村村民,做过村支书的他完全同意水保工作者的意见——必须养地。

  每天都在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对土地的关注,一点都不亚于水土保持工作者。“过去上肥一般一公顷只需要上二三百斤,现在没有500斤就几乎不产粮食,粮食的生产完全靠化肥催。”曲成义说。

  但曲成义并不准备要为此做些什么。一家四口人,不到一公顷地,除去化肥、农药等等成本,每亩地只能挣几百元,根本无法投入更多的成本。即便是种粮大户,近百亩的土地,仍然不会投入土地保护的成本,“本来挣钱就不多,怎么可能再往上硬搭钱?”

  不经营土地,已经是当前农民的普遍现象。“其潜在意识,还是认为这土地不是自己的。”沈波说,农民不愿意经营土地的直接原因是农业比较利益低,解决不了富裕问题;深层次原因是农民没有土地产权,没有土地长远的效益预期。

  据统计,土地承包经营后,由于地块过于零碎,17.8%的农户从未耕翻过承包的土地,42.6%的农户用小型拖拉机和牛马犁耕翻土地,耕翻深度仅8至12厘米,不足大型拖拉机耕翻深度的一半。土壤的物理性能不断恶化,蓄水能力降低。耕地越种越瘦,越种越硬,水土流失想不快都难。

  “今天农民不愿意养护土地,比起20年前的农民不愿意干活更可怕。不愿意干活影响的是农民眼前的‘饭碗’,不愿意养护土地危害的是农民长远的‘饭碗’与生存。”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阎百兴说。

  曾几何时,拾大粪的景象在农村随处可见。土肥养地,这是每一个农民都知道的知识。但现在,阎百兴已经无数次地看到,农民宁愿让土肥堆在村口,污染环境,也不愿意运到地里养养土地,因为要付出运费以及人力。

  农民“用地不养地”的做法,在水土保持工作者看来,是难以容忍的事情。“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一直从事水土保持工作的沈波想起了毛泽东的这句话。而对于农民受益的土地保护工作,农民自己却并不积极,这让沈波觉得应该从上而下,加大对农民的组织力度,水土治理离不开“群众会战”。

  但是,每人一垄两垄的土地,仅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已,农民个人并没有进行水土保持的能力。更何况,目前的土地制度,农民确实只有承包权,没有所有权,很难让农民在这种情况下拥有保护土地的自觉性。而要诉诸行政手段,组织群众投工、投劳,却要面临着更大的压力。

  “哪一条法规让我们防止水土流失了”

  农民对劳动力价值的认识提高了,很多人外出打工,知道自己的劳力值多少钱。特别是《劳动合同法》出来之后,没有人愿意白白干活

  没有人怀疑水土保持工作的公益性,但“让老百姓治理水土流失,干脆别寻思了”。榆树市刘家镇南城子村前支书李凤山说。

  “合心村的耕地,有九成种的是玉米。今年是丰收了,但一斤玉米现在才卖不到0.5元,每亩产量平均1200斤,刨去化肥等各种成本,人均年收入有3000元也就不错了。如果不打工,农民根本没钱花。”李凤山说,让农民出工治理水土流失,有钱可以,没钱是绝对不行。

  近几年,为了减轻农民劳务负担,防止强行以资代劳,国家在税费改革中逐步取消了实施多年的统一规定的“两工”——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对于农村行政村内进行的集体生产和公益事业所需的劳务,实行“一事一议”,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民主讨论决定。

  而取消农业税之后,村委会向上负责的组织化程度被大大弱化,村务管理一直趋向于不作为。而家庭承包制导致的分散经营,早已使得八亿农民成为一个个同样分散的小个体。

   “‘一事一议’,往往是什么事情都决定不了。”沈波说,水土保持工作最怕的就是一句“我就不同意”,“每个村子都有几个这样的‘屯大爷’。”

  但是,每个“屯大爷”确实也都有关乎切身利益的理由——治理水土流失,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对占用的土地只是补偿三年的土地收益,三年之后怎么办,目前并没有具体的说法。而国家的土地政策又是承包30年不变,进行土地调整需要国家政策来规划。占用了谁的土地,都会直接侵害其正当的权益。

  “并且,我们在水土保护立法方面的力度非常弱。曾经有一个农民直接问我,‘哪一条法规说让我们防止水土流失了?’我就被问住了,还真没有一部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过。”武龙甫说。

  更何况,水土保持是个慢功夫,而在当前政绩优先的行政观念下,没有哪个乡镇愿意为了水土保持,去冒调整土地的政策风险。水土流失治理的典型黑龙江省拜泉县,实际上就是依靠着铁腕人物王树清20多年的努力,才创造出一片绿色奇迹。

  摆在水土保持工作者面前的是一个全新的问题:没有了“两工”,水土治理要组织劳力投工,只有资金投入。

  “农民对劳动力价值的认识提高了,很多人外出打工,知道自己的劳力值多少钱。特别是《劳动合同法》出来之后,没有人愿意白白干活。”沈波说,目前治理一平方公里面积的黑土大概需要40~50万元,但国家投入资金很少,一般都在10万左右,今年国家拉动内需,投入了20万元,这是历年来最高的数字。其余大部分资金都需要地方来匹配。

  “就应该把严重的水土流失治理,按照基础工程建设的程序来做。”榆树市水利局水保站站长白国范说。

  另外一个严酷的事实是,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方,一般都是产粮大县,而产粮大县的财政一般都是“吃饭财政”。作为中国的“北大仓”,黑土区的经济确有困难。

  一直以来,黑土区的水土保持投资基本上以群众投工、投劳为主,占据了70%的分量。但两工取消之后,农民无偿投入也将随之消失。如果地方财政资金匹配不上,国家投入资金太少,黑土地的“止血疗伤”将处于举步维艰,无处着力的境地。

  制度现象要靠制度破解

  没有制度层次上的改革,很难有根本性的转机

  据《望东方周刊》记者了解,配合今年拉动内需政策的需要,国家近期对黑土流失治理将投资60亿元,其中中央投资36亿元,地方匹配24亿元。这对流失中的黑土地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

  但是,以往的公共水利建设都是政府控制性的、不计成本的投入,如今这种情况已经不存在了。要组织农民参与,都需要政府投资买工。在当前的制度体系下,国家投入为主导的水土保持能坚持多久,还是个问号。

  “比如,有些贫困县,虽然水土流失严重,但由于需要匹配的资金太多,其积极性就要大打折扣。”武龙甫说。

  而据水利部副部长鄂竟平介绍,按照现在的流失速度,50年后东北黑土区1400万亩耕地的黑土层将流失干净。时间紧迫的水土保持工作,没有制度层次上的改革,很难有根本性的转机。

  “我们这些做技术工作的水土保持者,希望能够得到社会以及政策方面专家的指导,当前的土地制度,无论是对于水土保护,还是水土治理,都是一个难以逾越的瓶颈。”武龙甫说。

  承包制解决了农民的饥饿问题,而农民不愿意经营土地这种重大制度现象,当然也要靠制度革新去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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