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1医院里的老人 12月10日，《新民周刊》记者踏入301医院季羡林病房的时候，这个耄耋老人看起来更像一个规规矩矩的小学生——昂首、挺胸、下巴微微内收。
但逢客到，老先生一准在书案前坐好。
这位老人会给人留下两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一是思维能力很强，二是表达简洁幽默。人大的一位老教授为项目来找他，他乐呵呵地表示“能力有限，尽力为之”；说起古文的断句，他说现在“不是一塌糊涂，而是二塌糊涂”。
他曾经自号“四半老人”——半聋、半瞎、半瘸、半拐，不过如今双腿已不听使唤，只剩半聋、半瞎了——老人不用助听器，跟他说话的时候，分贝得高点；写字的笔力仍在，就是看不见落笔处。
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将岁月与内心的定力这般娓娓道来。北大调查组宣布没有发现季羡林藏品流失后，已入大化之境的老人也只是“呵呵”两声，来了句轻描淡写的“胡说八道”。
有一点也许能窥见老人心境的变化——以前他最爱陶渊明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现在，他信奉“为善最乐，能忍自安”。
对待藏品流失事件，季羡林的态度很简单：一笑了之，认真对待。
三位秘书 季羡林最中意的秘书是李铮。在回忆李铮的时候，评价几乎众口一词——严谨、踏实、没有任何私心。
季羡林是1946年发现李铮的，当时李铮17岁，是校内晒图的一个杂工，季羡林发现这个孩子中午不休息只知道干活，对他极为欣赏，把他调到了东语系的办公室打杂，后来又成了他的秘书。
不少人甚至认为李铮是个奇迹，只有初中学历的他能辨认梵文、巴利文、德文、拉丁文，季羡林的英文很草，只有李铮能辨认清楚，他的字迹甚至跟季老的字迹一模一样。
儿子李小军回忆说，父亲的信封和烟壳都要翻过来用，小纸片特别多，东西放哪特别清楚。当时两家人整天在一起，李小军当时只知道季羡林是“爷爷”，还没意识到这是个泰斗。
那时的季羡林一家，还是朗润园的五好家庭。
李玉洁来到季羡林身边，是1994年左右。之前她对媒体称“跟随季老五十多年”，这一说法遭到了众人的否认。她的丈夫是北大教授杨通方，“文革”前曾跟季老做过邻居，1978年社科院南亚所成立，季羡林任所长，她是工作人员。
当时李铮仍在，李玉洁只是负责外围。1996年李铮退休，1998年突然去世，李玉洁逐渐承担主要工作。此间，季羡林的家庭变故比较大，老祖、夫人、女儿和女婿相继去世，和儿子季承的关系闹僵，身边没有亲人。
在众人的口述中，可以构建一个这样的想象空间：李玉洁办事能力很强，挺“咋呼”的——就是搀着老爷子的手，走在前面觉得特别光荣，在2003年季羡林住院之前，她“挡驾”就很厉害，客观上，既替季羡林挡了不少不想见的人，也挡了他想见的人。
杨锐和李玉洁私交甚好，从1998年开始给李玉洁当助手。2006年8月，李玉洁突发脑溢血住院，杨锐成为主要秘书。
不少人举了蔡徳贵教授的例子来说明杨锐：从10月中旬开始，蔡徳贵每天下午带着录音笔，去病房给老爷子做口述历史，杨锐也把录音笔放在旁边，老先生不好明说，就授意蔡徳贵上午6：30开始，来个措手不及，杨锐得知情况后停掉了蔡徳贵的出入证，但是表面上还是客客气气的。
就在季羡林上书温家宝、但是北大不做反应的这个时间段里，其间虽然有些不愉快，但是杨锐见了季羡林还是亲热地称他“季爷爷”。
11月3日，北大一位副书记带着新助手崔岩来到了医院。崔岩现职是北大英才交流中心的副主任，季羡林任东语系系主任的时候，她是打字员。
崔岩并不承认自己是秘书。蔡徳贵做口述历史的时候，她也拿出录音笔，说是杨锐交待，她要跟着录。对此，季羡林只有一句回复：我们录我们的。
“谁也掩盖不了” 2001年7月，季羡林将自己的藏品捐赠给北大图书馆，里面包括了他收藏的古画。据钱文忠介绍，这里最晚的是吴昌硕的《墨荷》，经济价值最高的是苏东坡的《御书颂》，这部分赠画编有完整的捐赠藏品目录。藏画的第二部分，是季老家中保存的、纪念性质的私人藏品，由当代名人所作，赠送给季老，这些名人有的已经去世，有的目前仍然健在，
在于静的《静静地行走在喧嚣中》一书中，提到《御书颂》丢失的故事。在季羡林捐赠之后，有一次，他想看看《御书颂》，就让工作人员将这幅画从图书馆善本库借了出来。等到归还时，却发现找不到了，老爷子表示无所谓，李玉洁怀疑有人监守自盗。不久，有个工作人员说她想起来了，她怕这幅画丢失，把画用胶带粘到老爷子床底下了。
在11月7日拍摄的视频中，季羡林表示，丢画的事千真万确，两三年前他就有感觉，“当面叫你季爷爷、季爷爷，背后偷你的画，这个我知道。偷画的事情，谁也掩盖不了。”
在季羡林的藏品流失事件中，老秘书李玉洁留给公众的也是一些混淆不清的证词。刚开始，她回忆那些当代字画共打包了184幅，为张衡做的证词里，她表示臧克家书法是她“亲眼所见”，而吴祖光是“贺老先生八十大寿时带来的礼品有字画”。
后来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她表示，臧克家的画可能是在“臧克家里看到的”，吴祖光的画她没打开看过。
12月12日下午，在301医院的普通病房，《新民周刊》记者见到了这位八旬老人。脑溢血后，她说话含糊费力，但是思维非常清晰，在她身上，你能看到时间的残酷和生命的顽强。
老人表示，当时她并不知道证词要上网，后来有人告诉她这件事，她又仔细地看了一遍。至于谁告诉她的，老人说：这个人你不认识。
她重复了她对南周记者所说的话，她又表示——184幅她记得很清楚，这些都是古画，最晚的是清末吴昌硕的《墨荷》，她生病之后，这些画都交到杨锐手中了，是杨锐把这些画从北大13公寓拉到蓝旗营的房子里的，她要拉过去拍照，说是给图书馆存个底，当时李玉洁还给她找了两个数码相机。
老人一再重复：其它我就不知道了。
这就给人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184幅到底是古代的还是当代的，捐赠的古画到底是在北大图书馆还是在蓝旗营的房子里，这些画为什么要拉到蓝旗营的房子里去拍照，北大工作组清点时到底依据的是什么目录？
被阻断的近亲 在这场事件中，季羡林季承的父子关系无疑是人们关注的焦点。2003年季羡林给当时北大外国语学院领导吴新英的一封信的内容甚至被媒体曝光：“季延宗(季承)此次来301医院完全另有用心……反正我决不见他。我见谁不见谁的权利总还有吧。”
事实上，细腻绵密的人伦之情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两级状态。在李小军眼里，季承和他的父亲一样，都有一股沉默的倔气。每逢过年过节，季承都会往李小军家里送来大量的山东斋菜，来了以后什么都不说。李小军自己家里留一部分，其余的便送给老爷子。老爷子心知肚明，因为李小军的父母都不是山东人，做不出这种口味，但是老爷子也只是沉默。
这只是2001年之前的事情。因为2001年之后，李小军和他的母亲再也没能见到季羡林，再次见面，已是今年11月。
季承表示，原来他跟李玉洁也有联系，偶尔还请李玉洁坐到自己车内，谈谈老爷子的情况。但是有一天，他联系不上李玉洁了。李玉洁最近告诉他，因为工作忙，把他给忘了。
有次季承想去看老爷子，提前一天给李玉洁打了电话。但是，第二天到301医院门口的时候，门口通知，当天季羡林不会客。季承在雪地里跟李玉洁交涉了2个多小时，当时杨锐还是助手，来回跑着传话。
2006年，季承就给北大写过信，信中的大致内容就是，这样对待季羡林的事情是不妥当的，提了些意见和要求，最后他找到学校，学校说已经做了批示了，让他去找吴志攀书记。结果，吴书记每次都不在。
11月7日，在别人的斡旋下，分别13年的白首父子在医院聚首。季承看到老爷子就跪下了：我来给您磕头，还有听您的教训。
季承说，几乎所有的近亲都被隔断了。他的五舅和五舅母都在北京，今年分别是93岁和90岁，这几年，想见老人也一直没见着。
他并不否认他对季羡林捐赠的那部分存有疑义，他说捐献时并没有析产，老爷子把老祖和奶奶的那部分也捐了。更重要的是，他担心那些捐献没有到位。
(责任编辑：郑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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