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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危机下，面对失业和裁员，不同的人们有着不同的反应。2008年10月5日，美国丹佛，一名男子正在失业救济中心查阅告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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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1月17日，英国伦敦街头，报纸海报头条写着花旗银行裁员5万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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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危机下的裁员潮 |
■UT斯达康： 总裁群发电邮暗示裁员
和有百年历史的西门子相比，总部位于美国硅谷的UT斯达康算得上是一家新兴高科技外企。
日前，UT斯达康宣布全球裁员10%，中国区的裁员数目一直未被透露。《青年周末》记者辗转联系上了几名该公司的员工，发现和西门子比起来，UT斯达康的裁员要来得简洁和快速得多。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告诉记者：“这次UT斯达康的裁员规模确实不小，有些部门裁员甚至可以达到50%以上。
在这场旋风式的大裁员中，普通员工的离开也只是在短短的几句言谈之间。
12月16日上午9点左右，周风（化名）正在实验室忙碌。部门主管过来找他，直接问道：“最近公司有裁员的计划你知不知道？”
“知道。”
“那你有没有心理准备。”
“没什么准备。”
“我收到一封E-mail，你的名字在裁员名单上。”
“我知道了，我马上就收拾东西”。
周风向《青年周末》记者描述了这样一个简单的裁员过程，他说：“就这样几句话。公司既然给我补偿，让我走人，我还能说什么呢。其实我也算是个老员工吧，已经在UT工作快五年了，对这个公司还是有些感情的。UT已经做得比较好了。”
也许，周风还是有一定心理准备的。
据记者向另一名UT的员工陈明（化名）了解，在裁员通知正式下发前，UT斯达康的总裁曾给公司的全体员工发了一份电邮。在这份邮件中，总裁已经暗示了中国区的裁员即将到来。“我写这封信是想告诉大家，一些中国的员工由于公司劳动力的减少将在不久的将来离开该公司。这些决定是不容易使我们想到的是哪些谁的影响。另外，我承认，你们中许多人将遗憾地看到您的一些同事离开公司。”
陈明的确亲眼目睹了这种遗憾，他自己也经历了这种遗憾。
“当时，我正在跟一个被裁员的同事一起喝咖啡。他是前一天接到被裁通知的，我们正在和他告别，这时接到老板的电话，让我过去聊一聊。”
当时，陈明就明白了。“谈话的内容和其他公司都差不多。老板说：公司已经这样了，采取这种措施也是迫不得已。现在很对不起大家，但公司毕竟不是养老院，不是慈善机构，所以只能尽量在补偿上让大家满意。整个谈话很短。
“我对公司还是很有感情的，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赞同公司的做法，UT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人性化，对员工比较好。”说到这里，陈明的情绪激动起来，“我不希望你报道太多负面消息。一直以来，我都是希望公司好，可现在这样也是没办法。”
记者赶忙澄清自己的采访意图，陈明的情绪才渐渐平静下来。
“公司在处理裁员过程中，有什么地方使你觉得做得挺好？”记者继续追问。
“这个，嗯……”思考几秒钟之后，陈明说，“这个东西就不方便说了，有些细节不方便透露，涉及到公司的一些机密。公司已经尽力了。”
陈明式的对公司最后的维护，或许是不少外企员工共有的无奈。一面，他们对来势汹汹的裁员感到错愕和沮丧；另一面，他们又明白这是全球经济危机下要去面对的无奈现实。
登录天涯的“裁员吧”、无忧篱笆的“职场人生”这些发帖率颇高的白领聚集论坛，诸如“今天被裁员了”的帖子处处可见。
在这个分外寒冷的冬天，在裁员大潮中“惨烈中弹”的白领们希望能保留最后的被尊重和被理解。
可惜的是，有些时候，这种最后的尊重也很难被保全。在《青年周末》记者联系采访的数名受访者中，相对而言，在中国国内私营企业或民营企业工作的白领们，在被裁员之路上走得更为艰辛。
中国企业：裁员像场“攻心战”
■谈“N+1”赔偿，被斥“你想都别想”
高宁（化名）是个年轻的女孩子。一周前，她还在北京一家人气网站任媒介主管，一天的工作极为忙碌。虽说她的工作是跟网络打交道，可一天八小时下来，她却连多瞟几眼新闻的时间都没有。
“我母亲有乳腺癌，我的胸部上也发现了结块。可当时太忙了，连去医院看病的时间都没有。现在突然闲下来，真有点失落和不适应，仿佛不再被人需要了。”
电话那头，高宁的声音平静中透着伤心。
事情发生在12月10日，当天早上，高宁正在写企宣稿。部门总监突然走了过来，跟她说：“一起出去，有事跟你聊聊。”
在这家网站待了两年，高宁自称“已经具有了一些老员工了解信息的特殊渠道，也有感觉要裁到自己了”。于是，一出门，高宁就问：“公司要裁我，是吧？”部门总监没有否认。一问一答就如此简单地展开。
“什么时候？”
“今天，过一会儿运营总监会跟你直接说。”
“好，没问题。关于赔偿我跟谁谈？”
“跟运营总监谈。”
这场对话就此结束，高宁回去，继续伏案工作。直到下午下班时分，高宁都一直在等这场谈话。到了傍晚六点多钟，高宁终于被叫了过去。
“运营总监开口就说，她觉得我的职位和我的工资水平不相称，说我最多值多少钱。”
高宁有些急了。这家网站成立三年，她来了两年，4500元的月薪也并非是最近定下来的。可现在，一说到裁员的话题，高宁却先被挑起了能力上的不是。于是，她立即回应说：“这不是我的问题，制定工资是人事的工作。如果是领导觉得我能力跟工资不相称，是不是该对人事进行相应的惩罚？”
运营总监对此避而不答，只是坚持，如果当初由她来谈高宁的月薪，她就不会给高宁这个数目。
“后来我明白了，一开始，她想给我降薪。如果降薪不成，就把我裁员。我不同意降薪，所以我们就直接谈到了经济赔偿的问题。”
高宁坚持按《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公司应按“N+1”的方式对她赔偿。即从她入职起至离职的年限为N，再加上1后乘以她1个月的薪水，也就是说，需要给她三个月薪水的补偿。
原本，高宁认为她提的要求合情合理。谁知，运营总监却甩出一句让她吃惊的狠话。
“她说：‘你想都别想’。这绝对是原话。她说：这个部门开人，最多就给一个月的补偿。月中走的，工资开到月末，不管来了多长时间。”
赔偿谈到这里，几乎进入了僵局。
高宁很有些不甘心，事情进展到了这一步，她不得不运用了一个老员工特有的“资源”来为自己换取较高的补偿。她举出了公司以往解聘员工的一起特例，来为自己要求的赔偿提供佐证。
“我说，我知道咱们公司原来有个高管，是老总介绍进来的。这女孩工作了三个月后让她走人，当时赔了她两个月的工资。我在这里两年，赔得还不如她，我肯定不能答应。当时运营总监就说：‘你确定吗？我可以跟你做个交易。’”
对高宁而言，裁员进行得像场“攻心战”。她说：“可以说，我算是把老总给卖了，运营总监也是有她的考虑，算是一种办公室政治资本吧。”
这个交易的结果是：高宁能拿到1万元的赔偿。这个数目，虽然跟“N+1”还有点距离，但已经让她颇为欣慰：“能拿下这个补偿，也算好了。对了，你可千万别报道我的名字和公司的名字，这笔钱我还没拿到手呢。”
■协助老板裁完人，自己也被裁了
同样是突如其来的裁员消息，上海某民营软件公司工作的张乐（化名）有些“兔死狐悲式”的悲哀。
张乐所在的公司规模不大，有五十余人。从9月起，因经营状况有所下滑，公司计划裁员10%。做了三年多的人事工作，张乐一直在协助部门经理完成对员工的解聘工作。
“从9月份开始，每个月都会裁一两个员工。先从工作效率低的人入手，还要综合考虑他们的工作年限以及劳动合同是否快到期。”张乐回忆说。
裁员的整个过程以“三部曲”的方式进行：“第一步是部门经理跟员工谈，说公司目前的处境比较困难。然后一般会给他们出示一份绩效考核表，说明他们的绩效比较差，再留下去发展空间也不会特别大。最后会答应员工多赔一个月工资，希望可以打动员工，马上离职。
“公司之所以愿意多赔付一个月的工资，是担心被解聘员工做出一些损害公司声誉的事情。比如利用公司的邮箱给客户发造谣邮件，或是怕他带走公司的一些内部材料。因为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老板很有顾虑。”
尽管有这样的规定，却仍不乏“心软”的部门经理。在裁员过程中，曾有一个员工希望在公司多待两天，部门经理同意了，张乐却左右为难。为了执行老板的规定，她不得不充当了一次“恶人”。
“我跑去告诉网管，把他的账号、权限删除。后来为了这事，我还制定了一份离职规范表，让部门经理知晓裁员的流程应该怎么走，哪些是出于公司考虑的，你必须这样做，不能再出现心软的现象。”
在目送一拨拨同事离去后，张乐万万没有想到，同样的命运竟也降临到自己身上。
“那是两周前的一天下午，老板在网上叫我去他的办公室。我没有多想，像往常一样，拿了一支笔和一个本过去了。当时，我完全没有觉察出他和平时有什么不一样。他问我：最近工作忙不忙？我说最近招聘淡季，不是特别忙。他又问：你有没有想过，既然你现在的工作这么少，如果走了之后，有没有别的打算？当时他说的很含糊，我不是很明白。”
直到老板明确表示解聘她的意图后，张乐懵了，她回忆说：“我只能这么看着他，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
接下来，几乎是老板一人在滔滔不绝。从公司的财政困难，谈到了张乐在工作上的优秀表现，继而表达他作为企业领导的歉意。可这些，张乐已经听不进去了，她笑笑说：“老板都是‘人精’，这一套我也会说，那只不过为了安抚员工的情绪。”
以往，张乐公司裁掉的员工，都由张乐来进行这样的面谈。这一次，同样的面谈发生在老板和张乐之间。唯一不同的，是曾经的发言者变成了聆听者。
张乐有些心灰意冷，正琢磨着转行。她说：“我看了太多的人被裁掉，已经有了心理阴影。”
“大外企至少不会骗你”
■裁员文档中还考虑到员工生日会
时值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的寒冬，裁员潮也来得一浪猛似一浪。
早在10月底，网上就有一份名为《大裁员第一波》的帖子在各大论坛热传，帖子上列举了将近200家中外名企。这份帖子还未沉下去，真实的大裁员故事已在现实中上演。摩托罗拉、联想、UT斯康达等等知名企业均公开宣布裁员计划。
裁员，已经成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中国白领们不得不去面对的现实。
既然如此，在这场中国企业几乎与外企同步进行的裁员大潮中，他们彼此的不同到底在哪里？白领们更希望置身于怎样的公司环境之中？
刚从私企出来的张乐，显然更推崇外企一些。那次采访后，她特意给记者发了一份题为《马士基信息处理（广东）有限公司员工沟通大会》的文档。马士基是一家总部设在丹麦的全球集装箱海运巨头。这份文档长达20页，里面有关于裁员的答员工问，方方面面都有涉及，内容很是详细。
张乐对那份文档不甚感慨：“他们的HR做的真的很专业哦，所有问题都想到了，连生日party（派对）都没有忘记，大公司就是不一样啊。”
张乐提到生日派对，是因为那份裁员问答里有这么一条：“问：公司还会提供annual party（年会）, birthday party（生日派对）吗？答：annual part就不会有了，因为人员逐渐减少。birthday party还会继续，SRC的sports activities（体育活动）会照常。”
■外企老板不说真话，但也不说假话
记者还联系上了另一位曾在国企和外企都工作过的芯片工程师小陈。
“我觉得还是外企好一些。”小陈的回答很干脆，“外企老板和中国老板不一样，他可能不能说或不想说真话，但他至少不会说假话。比如说，大多数外企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股价一暴跌，外企老板会出来承认，公司流失了很多订单。对于员工和股东，他会告诉你真实的信息。但如果你问他会不会裁员，也许他知道，但当时那种情况下他不能告诉你，他就会选择不说。
“另外，即使裁员，如果是跨国企业，它会尊重分部所在国的法律法规。我以前去美国出差时，跟好多美国同事聊过。他们如果被裁员，只配半个月的薪水。但在中国，我们的《劳动合同法》要求‘N+1’的赔偿，外企就会照这个赔偿额度来，它在中国付出的裁员成本要更高些。他们算是裁员不裁人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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