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协主席痛批高校教材 称编著者手法恶劣(图)

　　阎安：中国最稳秘的精神贵族

　　大河网讯 【人物志】阎安，原名阎延安，1965年生于陕西延安乡村。早年就读于延安大学，毕业后曾从事教育工作。写作范围广泛，涉及诗歌、随笔、小说等各种文体，手稿札记超过一千万字。先后出版作品《与蜘蛛同在的大地》《乌鸦掠过老城上空》《境况》《鱼王》《玩具城》等。现为《延安文学》杂志总编，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因其作品广阔而纵深，被评论家誉为“中国文坛最隐秘的精神贵族”，是体制内为数不多获得民间及文学界广泛赞誉的作家。

　　阎安：圣地守夜人

　　当多数写诗的人已不读《诗经》，本民族语言的内涵和弹性失传般地漫失，语言沦为说话的工具时，阎安依然坚守在秦岭以北、贺兰以南的中国地理版图中埋头写作。

　　十余年来，他偏安一隅，无门无派，远离文坛的是是非非，远离各种时尚化归类，在高原之上，“风向标和细长的飞鸟驻留的地方（阎安《故乡》）”，默默地书写着自己独特的文本。这个冬天，《怀尧访谈录》独家专访阎安，在阅读了他的大量手稿和出版过的作品之后，一次漫长而令人振奋的对话由此展开。对于这位卡夫卡式的写作者，我们愿意称之为文学圣地守夜人。

　　偷书贼

　　吴怀尧：西斯•诺特波姆有一个很妙的比喻，记忆就像一条狗，躺在它怡然自得的地方。现在能否让这条狗自由奔跑起来？先详细谈谈你的童年生活和家庭背景吧。

　　阎安：这是我写作中一直在回避的问题，今天可以和你好好聊聊。1969年隆冬季节，由于家庭变故，我被青海棉纺织厂工作的大姨带去西宁寄养，那年我5岁。当时交通恶劣，从我所在的小县里到西安全是土路和沙砾路，只能乘大卡车前去。走出陕北据说用了整整七天时间，一路上生离死别的哭泣，试图跳车逃回母亲身边的举动所引发的脾气暴躁的大姨的多次殴打，悲伤和严寒，使我几天后就处于昏昏沉沉的状态。

　　赶到西安后，我的脚、手、眼睛和耳朵全部冻肿了，脸部和耳朵出现发炎的伤口和脓水。我大姨大概觉得如果再这样下去，半个月后她带往西宁的我可能就是一个冻死的孩子，于是她不知从什么地方托人搞了一张羊皮，给我做了鞋套、手套和头套。从西安到西宁，我处于半昏迷状态，现在都不知道是怎么去的。我在西宁上完小学，1976年春上回到陕北，奇怪的是在回来的路上，由于搭乘了筒厢式军用卡车，沿途所经之地同样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由于就近的地方没有初中学校，回来后我在陕北乡村老家又闲逛了一年。在青海和陕北老家之间有一种巨大的、内在的落差，我想我很早就意识到这种落差，那是少年时代一种弥漫内心的无名而疼痛的悲伤。回陕北老家后，从工厂到乡村我其实很长时间无法适应。我好像一直在家之外，在故乡之外，也不太合群，喜欢独来独往的在边缘状态生活。这使我有机会观察人之外的带有神秘倾向的北方自然世界，并与之对话。我养成了眺望、遐想和独自追踪具有秘密倾向的事物的习惯。

　　吴怀尧：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阅读的呢？最初读的什么类型的书？它们对你产生怎样的影响？

　　阎安：我的阅读从八岁开始。我几乎每天都去青海棉纺厂职工阅览室找书看。那个时代也没有什么好书，我是见什么读什么，像《金光大道》《林海雪原》甚至《西沙儿女》之类的书也反复读过。青海的阅读，印象比较深的是《聊斋志异》的一个白话读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高尔基的童年三部曲。

　　回陕北后，几乎就没书看了。偶尔一个机会，我发现村里一个北京知青藏书很多，他比较邋遢，白天尿盆都不下炕，我们俩一拍即合。为了看他的书，我没少为他干那种偷鸡摸狗、摘枣扭瓜的事情。在他那儿我开始大量接触外国文学，有《大卫•科波菲尔》《简爱》《战争与和平》《叶塞宁诗选》《普希金诗选》《莱蒙托夫诗选》等。这次阅读经历对我影响很大，我变成了一个没有阅读就会坐立不安、丧魂失魄的人。

　　吴怀尧：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不择手段找书看是常有的事，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

　　阎安：上初中时我干过一件荒唐事是某年暑假，我和我弟弟趁学校没人，撬门拧锁将学校仅有的一百多本图书偷出来，原打算暑假将书读完，开学前再原样送回去。为了不引起注意，我们把书藏在山上由山洪冲出的暗洞里，给自己定了每天阅读三到五本书的计划。没料到几天后一场大暴雨使山洪暴发，那一百多本书全让山洪冲走了。我记得暴雨停后，我站在泥浆四溢却不见书的踪影的山洞前，一个人低声哭了很久。我还沿着山底下沟谷里洪水经过的河床上寻觅了很久，希望在淤泥中能找到一两本书，但是没有找到。更没料到开学后不久，学校不知道怎么经过一番调查知道了我们偷书的事，惩罚我的方法就是每天放学时让我在全校师生面前罚站。这个事情当时非常严重，如果不是当村支书的父亲正好是学校贫管会主任的话，我们兄弟俩就要被学校开除了。但是耻辱是免不了啦，耻辱的阴影笼罩了我的整个初中生涯。

　　吴怀尧：我发现，在整个你的诗歌中，经常出现鸟与石头的形象，有时不是以文字的形式直接出现，而是在整首诗的气息中隐藏、散开。这与你的经历和成长遭遇是否构成一种内在的相互依托的关系？

　　阎安：在我的诗歌中，除了鸟和石头之外，还有一个更根基的形象经常出现：蜘蛛。尽管它出现的频率并不高，出现的方式也很简约，但它非常重要，我试图通过它改变诗歌在时间和词语世界的呼吸方式。显然我诗中的这个蜘蛛它所表达的不是西方文化那种生命探险际遇中的怪物，而是中国文化内在观照力对于事物和世界的慈祥而雍容的打开和延伸。

　　在我的生命直觉里，我一直认为鸟比人古老，蜘蛛比鸟古老，石头比蜘蛛古老（当然也许它们同样古老），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它们的存在比人有更为巨大而潜在的能量和活力，蜘蛛、鸟和石头都是存在的某种内在边界或者预示着某种现实的可能性，它们可以在人和世界关系的一个结构中可视性地呈现出来，但它们永远是启示性的存在，是神秘的，也是神性的，它们更多的方面人类几乎是不可知的。

　　我出生并长久地生活在中国的北方。我一直认为这里也是世界的北方，所谓的地球上的高纬度区位，人比较容易抛弃个人恩怨的地方，正是人类文明最早产生并注定要经历沧桑剧变的地方。是的，关于我的经历，尤其是少年成长时代的遭遇，现在我知道是它们帮助我建立了这种具有天赋般诗性倾向的生命直觉体系。让我刻骨铭心的是，我的个体生命的历程仿佛着了魔似地成了文明及劫难的又一次翻版。在我的北方，任何时候，在那些随处可见的史前期的自然场景中，我随便拿起一块石头，都能发现它们比《四书》、《五经》更古老，我由此能更加深切、更加真实地感受到《四书》、《五经》这类东西的魅力，并为之倾倒。

　　吴怀尧：闲暇时，你喜欢看电影听歌吗？这几天我翻阅了几期《延安文学》，发现上面没有摄影作品的踪迹，你心目中的艺术是什么？你觉得摄影能成为艺术吗？除了影像记录之外，它能否由技术上升为语言，从技术中独立出来？哈哈，声明下，作者近照在我的观念中是不算摄影作品的。

　　阎安：看欧美经典大片和纪实电影，不听歌但听音乐。你翻的是《延安文学》“陕西作家作品”专号，不是它一贯的样子。素常的《延安文学》是把以美术为主的影像艺术和形式设计放在和作品同等的重要性做的，它是美术、设计和文字作品三个独立要素之间结构搭配的统一，以此来强调现代感及其立场，我们的原则是：现代就是形式大于内容的时代，如果离开了形式，现代就不存在。

　　天才的艺术家可以把一切事情弄成艺术，当然包括摄影在内。摄影和摄影艺术的区别就是：它（从技术开始的摄影）给我们提供了信息它就是摄影，它给我们提供了想象就是艺术；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进入事物内部的冲动和方式，那么它就是艺术；它把小的事物变大还让我们信以为真并记住了特征，就是艺术；它把大的事物从一种关系中、结构中下降为小的事物，使其散发出精神气质和精神力量，那么它仍然是艺术。总而言之，摄影的艺术性就是它可以完全改变事物的影像性质，让事物超越了事物本身。

　　我想到了一个也许已经有失斯文的极端的表达：艺术家的苍蝇是艺术，它跟尘世的苍蝇不同。

　　不孝子

　　吴怀尧：在我们的生活中，父亲通常扮演着崇山峻岭般的角色，但终有一天，儿子会长大成人，翻山越岭。在你的很多作品中都出现“父亲”一词，你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阎安：我早期诗歌中父亲这个词经常出现，但是后来慢慢消失了，被诗中的某种人称或者无人称的某种视境所替代。刚才聊的我早年家庭变故，就是父亲蒙冤坐牢了，所以在我成长的关键时期父亲是不在场的，我自己承担了一切。我父亲这个人我一直觉得他有点冷，就是生不逢时的那种冷，这跟我们家族的命运有关。我爷爷弟兄四人，当年闹红的时候有三个都是主动跑出去扛枪干革命的，后来有两个战死疆场，我爷爷得以幸存是1935年他得了肺结核后退伍回家了。我有一个老舅（奶奶的哥哥）和一个外公都是当年西北革命中谢子长、刘志丹手下的得力干将，解放后都做到了将军职衔，其中的一个如果不是高岗事件牵涉，至少可以做到大将级别。就是说整个我们家族的人有种血性贲张的状态，不管胜任不胜任，他们一有机会就要参与那种分解或者结构一个社会的大事情，我想我父亲骨子里面有这种东西，他大概觉得他本来也能干大事的。但偏偏又这么倒霉，所以脾气暴躁的程度不可思议。

　　吴怀尧：你和你父亲关系如何？是多年父子成兄弟，还是历经风波感慨多？他对你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阎安：从初中到高中甚至上大学后有一段时间，我跟父亲的关系非常紧张。我从青海一回来就开始反抗父亲了，我敢于挑战他的权威，有几次我们甚至发展到了相互斗殴的地步。这样以后，我父亲就尽量不再与我正面冲突，有时候他动了火要打骂母亲和其他兄弟姊妹，如果我在场我感觉他会尽量克制自己。我们两个互不服气，保持一种疏远的关系。我觉得我父亲他是那种酋长式的人物，他在村上做了一辈子的领导，去年71岁了才辞退了村主任的职位。我是在自己长大成人以后才慢慢理解父亲的。我从我父亲身上看到了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的那种特有的内涵，农耕文明那种貌似平静的、乐天而为的苦难和对苦难的承担，而这原本都是皇帝老儿的事情。现在城里的我常常像关心自己的一个孩子一样关心着他，隔几天就打电话问寒问暖，每年在不同的季节里都要回去看望他。我父亲就是我父亲，他就像大地一样不仅是我的生命和人生坐标，也是我在诗学上一个带有终极意味的考量标准。我想有一天即使父亲变成一个土堆了，那么他仍然是我的父亲，我只要回去看一看这个土堆，就可以平息那种在城里的大楼里养成的虚妄和迷惘。

　　吴怀尧：扪心自问，你可有敬畏之物？如果有，敬的是什么，畏的又是什么？

　　阎安：我当然是有敬畏的，在我的人生中有几次机会是可以从政的，但是我没有选择从政；我也有几次下海经商做大卖买的机会，但我没有去做。我神差鬼使的一次次的回到了写作中，成为一个诗人，而且我不后悔，这本身就是一种不留余地的敬畏。

　　吴怀尧：你曾经说过，做生意的做文化也是做生意，做文化的做生意也是做文化。现在，我们暂且把做生意限定在商业的范畴，你如何看待文人和金钱的关系？你认为生活状态跟作品好坏有多大关联？

　　阎安：作家都有癖好，大作家有大癖好，个别作家有爱钱的癖好也没什么奇怪，这是古今中外都有的事嘛！其实历史地看，多数文人爱钱也爱不下个样，有了钱也不会花，也就是为了潇洒，把个性放得更开一些。我一直认为厉害作家是天生的，生活好坏不误事，生活不好了他会想办法，也会有人来帮他，生活好了他也不至于一天起来就炫耀优越感，不务正业了。不过不顾体面弄钱的作家倒也确实叫人厌嫌，我身边就有几个很多年都不写东西的作家，突然转成画画、写字的了，整天鼓捣着拿这些字和画卖钱，以显示自己是大作家的价值，遮自己不再写东西的丑，这就显得有些无聊、虚假。

　　吴怀尧：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经济浪潮的席卷，在带给我们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带了一些不良的影响，比如文艺作品的相似，主题的雷同，视角的单一，身处其中，你是如何保持独特性的？你觉得文学最应该关注什么？

　　阎安：在我看来文学的本质必须是独特的、创造的，否则便没有存在的意义和理由。说到底，文学最应该关注的不是任何其它东西而是人，也就是人。每一个人都是一条人命，不管他多么卑贱倒霉和没有来由，一旦当他生而为人，那就一点也不简单，从意义上来说他就是所有人，跟所有的人一样重要，是关天关地的大事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古老的传承，他来自自己的血液、种族、地理、气候，他跟万事万物都有秘而不宣的联系，他的存在甚至在时间和空间中也有不可替代的影子；每个人都是一个时代，他那里记载着生命的痛苦和虚无，卑贱与高贵，个体和时代的冲突与缓和，孤独与求助，抚慰与放弃……

　　吴怀尧：在一张旧纸片上，你写了一首名为《马》的诗：“你这个人/生在人已不骑马的年代/命里注定要孤独一生/有德无才的马/爱跑的马/懒散而自由/卧在野地里/看野花的马/连草都不想多吃几口的马”，在你的其他诗作中，同样可以感觉到你如惊弓之鸟，时刻保持警惕，我很好奇，到底谁怎么你了？你的这些在常人看来是负面的情绪，何时才能拨云见日？

　　阎安：在我的诗歌里我很坦然，从未有过惊怵之状。《马》这首诗里也不存在什么负面情绪，不需要拨云见日。

　　吴怀尧：有很多事情，我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简单的例子，抽烟有害健康，但我看你烟瘾不小，没聊一会，烟灰缸里全是烟蒂，这些外在的刺激是带给你内心的安宁还是为了营造某种氛围有利思考？

　　阎安：控制孤独的本能之举？孤立的时候寻求援助也是人的一种本能。也许不仅仅创作。导入创作状态也是不易的，是要借助外力的，哪怕这种外力可能是一种恶力（注意，这里的恶与道德无关）。事实上即使你明白在做的很多事情可能是没有道理的。比如我一直在批判中国教育对孩子们智性甚至人性的扭曲，但我绝对不会放弃孩子的教育，即使很多时候的教育是硬着头皮勉为其难的，甚至是强制性的。

　　写作者

　　吴怀尧：今年5月，你的诗集《玩具城》问世，诗人出版诗集原本是寻常之事，但5月17日到5月20日，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及德国等地的三十余位学者齐聚上海，围绕你的诗歌展开热议和争鸣，此情此景，在近年来的中国诗歌界绝无仅有，请谈谈你诗歌写作的起因。

　　阎安：开始是为了改变命运。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陕北一个偏远的县城高中教书，不甘心在那里长期呆下去。当时感觉全中国也是文学最牛，文学是当时中国人唯一的精神生活方式，所以就开始了写作。

　　吴怀尧：纵观当下文坛，不少作家身兼要职，铁凝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王安忆是上海市作协主席，贾平凹是陕西作协主席，韩少功是海南文联主席，冯骥才是天津文联主席，池莉是武汉作协主席……在古代，文人当官天经地义，李白曾为翰林侍诏。但是现在，感觉是作家一当官这人就废了，东西没法看不说，甚至有御用文人和语言打手的嫌疑。作为陕西作协副主席，你是否遇到这种信任危机？你目前的作协主席身份对你的创作是否造成影响或带来利弊？

　　阎安：在我看来作协主席压根儿就不是官。信任危机？谁的信任或不信任可以称得上危机？文学不论社会身份，谁都可以操持。不管你是体制里得势的高官，还是体制外的小偷、妓女、骗子、精神分裂症患者，都可以和文学发生关系。靠身份浪得虚名，肯定长远不了。

　　关于体制，单纯拿官方说现在已不全面了，中国人都有营造体制的毛病，诟病体制的人也许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体制，是为体制代言，不是为文学立心。只顾几个人的小圈子而不顾其他甚至整个一个时代也是体制，同样恶毒。目前全国高校的文学史教材总计已超过了6000种，其中当代文学史教材竟达1000多种。1000多种教材里有多少种不同的标准？一个时代的文学有这么多的标准吗？伙同一些大学教授，把自己的名字写入文学史，这种手法、行为之拙劣，真是不折不扣的当代水平，古人和外国人都达不到。

　　吴怀尧：在中国文学界，贾平凹、陈忠实和路遥都是一些闪光的名字，作为同乡和同行，能否谈谈你对这三位作家的看法？如果你觉得人头熟有些话不好说，那我们就跳过去聊其他的话题。

　　阎安：哈哈，说到陕西文学界，你漏了一个大师：柳青。柳青的文学气质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与雍容、神秘、浑厚、贵而不显的秦岭有关，虽然因为时代外力的克扣，柳青最终没能在创作上完成大师级的东西。当代文学（陕西文学更不待言）离开柳青还谈什么？贾平凹、陈忠实、路遥都是大家，作为我的前辈或兄长，他们都很了不起，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文学的力量，我尊敬他们。

　　吴怀尧：依你的诗歌阅读史和爱好来看，好诗的标准是什么？你对当代诗歌整体上怎么看？如果你认为存在危机，都有哪些表现？你认为海子和于坚重要吗？

　　阎安：在抚慰苍生这一前提下，诗性原则的纯粹典范是中国古典诗歌。当诗性原则明确之后，怎样用诗写诗，这才是诗歌的真谛，也是其真正的难度。古典诗歌的伟大就在于它是诗里写诗，诗的内容是诗，形式也是诗，文体和内容完全统一，天衣无缝，真正的出神入化。

　　回到当代诗歌，包括这一百年来的诗歌，我认为成熟有效可以与历史对话的中国现代诗的写作仍然处在一个不得要领的准备的状态，才刚刚开始。诗歌写作的恶流席卷整个时代，最大的危机在于：大多数诗人热衷于用一种入世的心态和动机写诗，诗歌回不到虚的位置上，就是诗歌写作诗性缺失，等同于俗物；二是误读、误解诗歌传统，不能立足于本时代的生存现场在本质上意识到诗性的生存，无法从现代生活很重要的内容变化中提炼诗性，从而承接传统和展现现代力量的诗意，一味的个人式的田园牧歌，或许对个人有意义，但对诗境的整体拓展毫无意义。艾略特的写作证明了紧张、残酷的生存里也能概括出诗性，当然是一种更加坚硬、坚强的诗性，一种恶也可以构成的诗性，不光是真、善、美。中国当代诗歌这种一无诗性、二无创造性的境况，导致了这一百年来没有大诗人出现，而中国之前的历史是每一、二百年中都会出现大诗人。山歌好唱毬不顶，要解决中国当代诗歌好戏唱完的问题，既不是向古典学，也不是向西方借，因为它的核心问题从来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个人生存和世界存在的诗性问题。

　　从阅读或读者的意义上说，当代诗歌已经灭了。诗人是诗人发现的，诗人的重要性是另一些同样优秀的同行的秘密。海子、于坚都很重要，说他们都是大师也不过分。海子的重要性由于三流同行和评论家不得要旨的过头强调反而让人们游离了对他诗歌本体更深切的进入。于坚从方法到对当代生存的诗性展开都是结构性的，几乎无人能及，不过后来他过于自恋了。于坚论诗，口才极好，但结论我往往难以同意。

　　吴怀尧：吴宇森的电影《断箭》里面有句台词大意是“快灭绝的大地，我还没见过呢！”它让我想起你在步入而立之年的第一个秋天，出版的个人首部诗集《与蜘蛛同在的大地》，大风和大水，植物和光芒，鹰群及飞鸟，青铜和颜色，凡此种种，在你的诗歌中被一种神秘的力量隆隆推动，它们是真实的，但更具有象征、隐喻、暗示的特质。我想知道，你这种以大地作为生命舞台、仿佛远古生命也在参与觉醒的庆典仪式般的诗境，是否有超越诗歌本身的指向？现在回过头来，你如何评价自己早期的作品？

　　阎安：写作上我一直是个“单干户”，从开始到现在基本上不和外界交流，如果说有交流多半也是阅读交流。我大概是当代诗人中最缺少交际的一个。我早期的创作量特别大，首部诗集《与蜘蛛同在的大地》只选择了其中极少的一部分。从现在来看，当时在直觉中产生的《与蜘蛛同在的大地》这个书名就有些牛，他对存在真象的逼近，我认为之前直到现在还没人能做得到。

　　吴怀尧：但是在当代中国作家中，为获奖，为讨好读者，为追名逐利而写作的大有人在，你认为这是否是一种文化危机？更进一步，你觉得中国当代文化界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可有解决之道？

　　阎安：如果把文学理解为一个时代文化精神生命中最具活力的和表现力的一个形态，那么大量的作家讨好读者，媚俗成风的写作状态，就是一种比较本质的文化危机，他说明我们文化精神的深层中出了问题。中国当代文化最大的危机就是主流和非主流文化界的那些主要分子不好好学习，基本不懂得自己的传统，没有自信，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学术上不得其门而入，只有跟风起哄的能力没有创造的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暂时还没有什么好办法，只有等时间。点灯熬油，总有熬到头的一天。

　　吴怀尧：你说一切伟大的文学都应是原创型的，也是超越潮流的。令人遗憾而惊叹的是，现在不少作家已经陷于思想沙漠，有的为了需找水源，不惜铤而走险。前不久有新闻报道，某新疆作家剽窃他人已发表作品十余篇，而且发表在同样其他知名刊物上，东窗事发后被当地作协除名，对于这些文坛寄生虫你怎么看？作为一个文学杂志的总编，你平时如何防范类似事件？

　　阎安：小偷、骗子、强盗朝朝代代都有，即使再开明的社会里也免不了。但是创作这个事不是你自己亲自搞，再怎么弄都不顶事，不惜突破人的底线、折割人性地瞎闹腾，照样也不顶事！文学期刊在人心不古的今天防伪，没招儿，就是发一个启示：文责自负，后果自担。

　　吴怀尧：你一直没有建立自己的网上博客。这次又发现你很多东西都是用墨水钢笔写在那么精致的本子上和同样很讲究的稿纸上。你的办公室布置了500多头你从陕北民间收来的石狮子，你伏案读书写作的时候，它们就在你的背后，简直就跟你是浑然一体的。你反对网络吗？你怎么看网络和诗歌的关系？

　　阎安：对网络一开始我也是好奇的，但很快就逃出来了，我对网络中铺天盖地的信息不耐烦的程度快要近乎恐惧了，它直接影响心跳和呼吸。对网络技术层面的东西，我有着不可克服的心理障碍，而且常常在运用这些程序时会产生幻觉，不知道那样的程序要干什么，莫名其妙，怪兮兮的。可以说网络加深了我对科学的悲观看法，就是科学确实能带给人方便，坏处是它往往可以纵恶如仁。这导致我的其它文体的写作在图快时可以用电脑写。但诗歌一直用钢笔在纸上写，而且对纸质很敏感，不同的阶段的诗歌写作对纸质的要求也不同，1990年代后期喜欢在孔式打印纸上写，2000年后则要在传真纸上写才带劲。

　　网络上写诗的人大多数与诗歌毫无关系，只是借助汉字在搞别开生面的起哄，图个红火热闹，“是脚不是脚都往鞋子里伸”，稍有不适就不惜大打出手，把文学变成一种吵架骂仗的工具。网络上可以没有羞耻感，没有自尊，也可以没有底线。所以我个人认为，网络是当代诗歌第一杀手。由于有了网络，本时代的诗学策略是低劣的，甚至是卑贱的，暴殓天物的，这是后小市民意识形态和技术主义媾和呼应的必然结局。

　　吴怀尧：现在提起八十年代，很多人热血贲张，一连串的关键词也跃然而出：激情、反叛、理想、精英、人文、崔健等。其时你正好青春鼎盛，作为那个年代的过来人和在场者，说说你心中的八十年代吧。

　　阎安：现在好多人说八十年代的时候，其实都陷入了一个对历史的误解之中。但在我的印象中，整体上八十年代还是一个一统天下的格局，社会在那个时候还是相当传统封闭的，人们只是在各自的生活原点上活跃着，交流的手段和条件基本上还是单纯的官方渠道，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方面真正革命性的东西，实际上难以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当然也形不成气候，进入九十年代后很快又转向了。八十年代有些局部性的东西，是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被新的时代氛围和条件逐渐放大的、强调出来的。八十年代还是一个合唱的年代，见了什么大家一哄而上，社会精神生活单一，个人并不自由，大概时代的贲张只体现在几个大城市的局部。所以我不认为八十年代是一个整体觉醒的年代，它具有两面性，象走钢丝一样摇摆不定，那时整个社会环境和人们的精神世界并不轻松。

　　吴怀尧：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努力一生的目标就是使“正道不颓”，道不行，则乘桴浮于海。但是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五四”对传统的颠覆之后，个人思想代替了圣贤思想，物欲急速膨胀，人定胜天的念头盖过道法自然的优良传统，在这种背景之中，你认为当下知识分子如何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并且保持内心的纯粹？

　　阎安：知识分子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说小了就是要正人心、避邪说，说大了就是要对整个世界和存在负责，就是要把人引导到世界和存在的体系中端正人自己。但是在目前这个时候，我真的还看不到多少内心纯粹的知识分子，我看不到知识分子在转型时代现场的能动性，很多人实际上连老老实实做学问的态度和心境都没有，不思精神创造，不再思考学术真理，只求个我一己的应对应变之策而不惜故弄玄虚，这样的知识分子其实连人格都破产了，又何谈良知啊，何谈内心的纯粹！知识分子成为时代的帮凶，误导大众，为时代纵恶，在时代现场大肆进行精神作恶，已经完全妖魔化了。“大雅久不作，吾意竟谁成”，知识分子的反抗应该首先从自己的内部开始，知识分子反对知识分子。

　　吴怀尧：如果自我评价，你觉得阎安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

　　阎安：我一直是不敢轻言妄言，一般要想好再说，或者想好了也不说。自己没办法评价自己，让别人评价去。

　　老陕北

　　吴怀尧：古书上说，“天之高焉，地之古焉，惟陕之北”。由此可见，陕西陕北不仅是地理概念，还是文化概念。但在大多数人看来，陕北文化的坐标是民歌，《东方红》《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因其革命性和宏大的主题曾广泛传唱，而《兰花花》《走西口》《三十里铺》等情歌更是妇孺皆知。面对陕北民歌，学术界更多的是从它的形式、修辞、韵律、气质和情感等方面进行多重剖析，而忽略其音乐性。作为一个地道的陕北人，说说你对陕北民歌的看法。

　　阎安：首先我要纠正你几个概念，古书上说的那个是指的整个陕西，诗句里说的那个是指陕北。陕西和陕北不是同一个概念。《东方红》、《山丹丹花开红艳艳》也不是正宗陕北民歌，她的歌词为文人创作，她的音乐经过了对原生民歌曲调的改造和变异，实际上已经变成了雅乐，就是新宫廷音乐了吧。陕北文化不属于汉文化，他是华夏文化里的另一独立的分支和流脉。陕北民歌也不是陕北文化的坐标，他只代表了陕北文化性情方面的某些特征。陕北的现代性觉醒与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两大历史事件密切相关，一个是延安时期，一个是文革后期知青来延安插队，陕北民歌的对外传播这两大事件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但也造成了误导，就是把陕北民歌的文化根性内涵表面化、简单化了，把陕北民歌根植于天地、自然和性灵的大品质舞台化、杂耍化了。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陕北民歌没有第三者，她是唱给天地的，当然也许是唱给歌者自己的，因为她本来就是从心的最深处喷出来的，为了让声音上接于天下植于地，她的音乐旋律高亢悠扬到了无所顾及的程度。

　　说陕北民歌是唱给天地的，在音乐方面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从来陕北民歌歌词并不重要，音乐才是最重要的，歌词歌唱者可以任意篡改，甚至可以不用歌词，只要把调子使命的吼出来，吼在天地之间就够味了。陕北人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唱自己的民歌的，我想这应该属于秘密，如果有描绘的意义，对于陕北民歌我们只能描绘她在近现代以来的情况：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前，陕北民歌是情歌和歌唱性情的民歌居多，这有一个广阔而辽远的历史根源。几千年来，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历史上各个不同阶段从各个方向进驻陕北的殖民文化，在这里不停的刀劈火溶，造就了这里独特的本土文化；三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主流文化的西化，这种本土文化被殖民文化完全取代，由国家或社会强力意志主导的殖民文化覆盖了陕北本土文化的表面，使陕北文化成为主流文化笼罩下的根性文化。这时历史在变，民歌也在变，原来不强调性别的萦绕于天地之间的无性吟唱变成了女性民歌，那么这个概念非常可怕，民歌变成了一种女性在天地之间哭恓惶的东西，这成为一个主流。这主要是战争所至。持续而惨烈的战争使陕北只剩下了老弱病残和女人，女性取代男人成为主持生活的主角。女人是等同于土地的，那么这时的陕北民歌大多从女性立场上出发抒发情愫，女性的细腻以及没有汉民族文化伦理禁忌的任性率真，使得民歌在抵达天地的同时，更容易撩拔人心。

　　大约来说陕北女性抚慰大地和她们自己的方式是两种方式：一是民歌，主要抒情，缺失男人的疼痛和生命的沉闷，必须释放出来才能达到一种生存的平衡；二是剪纸，主要用来招慰亡魂和渲染天地之间男性缺失之后阳刚明朗之气不足的问题。陕北民歌是勾魂的，她是陕北文化中比较人性化的一面。当你在陕北高原行走的时候，多数情况下高原是空荡荡的，这时候陕北民歌响起来了，仔细谛听这歌声，你会感觉这歌声是围绕着高原上已经消失的种族、高原人、陕北高原的命运展开的。这歌声中的主人公也许从来就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地消隐在时间和空间深处的那些古老的种族，但她从始到终都未出场，她只是一个现代流浪者一直想靠近、想寻找的一个对象，隐藏在时间、空间、高原地里学和带着乐器、马匹、牲口、歌声云游在一个什么地方的东西，也许就在你（那个寻找者）的身体里和心里。

　　吴怀尧：现代诗歌能在陕北出现是个奇迹，文化批评家何三坡称你为“中国文坛最隐秘的精神贵族，离时代最近又最远的旁观者，因对语言怀有最大的期待而拥有最深的孤独”，对于这种评价，你怎么看？

　　阎安：三坡先生的评价缘于我的作品，他作出这个评价之前我们还没有深入的个人接触，只在上海的一个会议上见过一面。我知道何三坡是一个学养深厚、艺术天赋极高的人，他这样说让我受宠若惊呢。

　　吴怀尧：在采访何三坡时，我和他聊到文人多慕古，越前卫越是如此。周作人与鲁迅的区别在慕古上就可以看出深浅，周作人爱日本与希腊，但别人的评价，他的风格近明际清，鲁迅爱好魏晋与晚唐，但评论界评他的诗风存汉骨。也许这是个庸俗问题，但却是深入了解一个诗人的最佳侧面，问题是：如果让你选择，你喜欢哪个时代？为什么？

　　阎安：其实，文人慕古别有用心。周作人和鲁迅在精神向度上是一致的，俩个人都是终生穿长袍，用毛笔写字。周作人推崇古希腊，是因为希腊代表了人类早期最富有创造性的状态，而鲁迅偏爱的魏晋时代恰恰是生命自觉的时代，他认为这种自觉还造成了“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人讲究生命存在的风度，朝不保夕的生命感导致士大夫和文人以张扬的个性选择消极的生活方式，而消极的恰恰是诗意的。

　　但是人人心里都明白，魏晋人比较诗意的存在，建立在其异常残酷的生存背景上，历史上的魏晋名士大多被杀掉了。唐朝也一样，无休止的扩边对外战争，宫庭宦官权僚之间的残酷博杀，使得生存成为一门凶险的艺术。生命在古代条件下脆弱无比，很多人都是一次感冒就死掉了。所以文人慕古，只是取其一面，意在求得对当下历史的参与和创造。生活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那么完美，也许更倒霉。所以历史呀，时间呀，这都是厉害人带着深切的、无法挽回的流逝感要把自己和自己认定的理想推到现在，强加给当下，对于他们来说，所有过去的时代都只是我们时代的某个侧面或某种可能性。

　　所以，你要问我喜欢生活在哪个时代的话，我还是喜欢生活在现在，这是最可靠的。

　　吴怀尧：《诗选刊》的周公度在一篇文章中写到：“陕西的诗人没有传统，他们为了成为三流的诗人，阅读大部分源自二流的同行，没有人去古典里寻觅传承。他们的思想根源更是可笑，在于民间的俚曲，与全国各地的诗人相比，毫无强势传统的优势。守着一片森林，却去枯草丛中找风景。瘦小的智慧由此养成。”对于他这种尖锐的批评，你怎么看？是否认为有其合理性？

　　阎安：周公度的批评是有些恨铁不成钢的狠，是武林中高手才采用的典型的点穴致命法。他的这一批评具有全国意义，因为他在指出陕西诗人坏毛病的同时，也指出了全国诗人共同的坏毛病。批评就要有些刀下不留人的残酷劲，否则解决不了太大的问题。

　　吴怀尧：周公度还有一个有趣的观点：“在学术界，秦文化是富于侵略性的，冷毅、峻厉，但却宏迈、宽容，不蛮横，只是现在的秦人文化却成了村野与小镇的代名词。”在你的诗歌中，我发现了久违的秦文化的精髓之处，而且尤为可喜的是，还多了些许霸道的气息，譬如那些“巨鸟”与“北方的使者”的形象，他们都具有“俯瞰”的傲慢气质。我想问的是，你的写作是如何在当代去衔接中国文化的根本传统的？

　　阎安：中国历史在汉以后，当儒家文化成为国家主流文化以后，一直是贬秦的，包括对秦文化的贬损。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误会：很少有人看到秦灭六国是秦文化的胜利这个玄机，却认为秦灭六国是灭文化，秦本身没文化，一句“孔子西行不入秦”，几千年流传，包含了多少历史的误会和恶意呵！

　　事实上，秦文化它是南靠秦岭，北望贺兰的一个地理的蓬勃，秦在这样一个宏大的蓬勃中生发出深刻的生命自觉，并且把这种生命的自觉意识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历史行动。秦的历史在我看来就是生命及其历史的诗性直觉形式的必然性崛起，它为当时处于重大危机状态的中国文化注入了原始的生命直觉，在这一意义上秦等于把六国解放了，更生了。秦文化是借助一种诗性直觉冲荡中国历史并完了一种对中国历史的全新的建制的。我想在一个敏锐的诗人看来，传统是存在的，传统在他自己身上是能动存在的，而且这种存在是处于一种诗性直觉勃动状态的存在。

　　吴怀尧：你的谈吐从思维方式到态度见解，具有中西贯通的学养气息，我感到这与你诗歌中的某种内在的气度和“大”是一以贯之的。你的外语水平怎样？现在几乎人人都反感思想文化界被动依赖外来资源的不作为，看得出来你也反感，那么你怎么看西学中译这个问题？另外，当代知识界对于传统文化通源能力差的问题，有人认为是要继续加强文言经典的白话文翻译，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阎安：我高中学的是俄语，大学学的是英语，我的外语很差，无法阅读英语原著，大学外语课过关考试常常要借助照抄同桌。或许这样的话，我没有资格谈翻译。但长期而深入的阅读感受使我仍然要说，中国的百年翻译史不得了，一百年中几乎把世界上所有好的东西都翻译过来了，这些东西以经典翻译为主体几乎系统完整地搬过来了，一个国家这么厉害，大概只有拥有过唐朝历史阶段的中国才能做到。说到百年中国文学史，少不了百年翻译史，翻译甚至就是创作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它构成了汉语写作的一半。

　　在所有翻译中，诗歌翻译是最差的，这可能跟诗性汉语本身的难度有关，但百年诗歌史实际上仍然是一部翻译史，这让体现在诗歌翻译中那些水平有限的再写作就做到了。近百年来西方文学对中文学的影响，不仅仅是思想方法上的影响，而且是波及到生活形态上的影响。当代我所认识的一些厉害人，都不是受中国的影响，而是受外国的影响。中国的古汉语是独立的，它在我们的传统中巍然屹立，不可动摇。但现代汉语就大不一样了，它吸纳融汇的东西太多了，不仅有新的不同于古汉语的表达方式，连文化基础都变了。

　　对文言经典的翻译，白话文运动开始之际就开始了，也是一个百年了。但是翻译古典的潮流，百年之后的今天看是完全失败了。闻一多的翻译烂，余冠英的翻译烂，郭沫若的翻译更烂，倒是当代最年轻的国学大师贾勤先生对《诗经》的翻译我比较推崇。中国人——汉语的儿子还要翻译自己的古典才接受它，这不等于要把父亲变成继父才亲他一样了吗，这有点丢人了，注定要失败。事实证明，古典可以今讲，但不可翻译。老子的《道德经》可以翻译吗？如果把它翻译成白话文，相当于把石头放进水里要融化掉，这可能吗？翻译要准确，但相较古汉语，现代汉语的根基都变了，怎么准确？越准确越完蛋。目前古文翻译的风潮是愈演愈烈了，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来自于港台的风潮，香港人把古文当外语看，甚至把《西游记》、《红楼梦》和明清小说都译成了白话。名家、大家的翻译都烂干得不行，这就充分证明港、台虽然用的是繁体字，但它的精神文化状况却是腐败堕落和浅薄无力的。

　　吴怀尧：水流千里归大海。现在有不少年过四十的作家在创作之外，陷于一种“有愁无乡，有家无归”的精神困境，你有没有类似的烦恼？在你心里，故乡仅是地理概念还是属于精神范畴？

　　阎安：故乡？现代人还有故乡吗？当现代成为普及全球的事实后，故乡就永远地消失了。城市和商业把地球上所有的原点串联起来，为我御用。整个地球变成一个异乡，所有的人类都成了异乡人。现代人就是无根的飘萍，城市及其用心不尽的商业就是要把每一个人都变成流亡者和异乡人的地方，于是每一个人的迷惘、分裂便成为必然，其身份的质疑、认定成了一个无休止的推演过程。

　　现代人都知道要回到故乡是不可为之的徒劳之举。但是我相信诗意上的故乡，相信它也一样是可靠的，对它的接近是可能的。故乡再也不是那种被固定在大地的某个方位及其乡土位置上的有局限的故乡，而是一个从守望中出发，从出发中背离，从背离中回归，不断地动用整个世界一切可能性的参照和坐标，因而也充满了诗意关联度的开放的故乡，一个具有精神的可能性向度及其意义上的故乡。

　　吴怀尧：昨天下午我和诗人宗霆锋去枣园革命旧址转了一圈，看了看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旧居及书记处小礼堂，还有幸福渠。这帮革命前辈可真会选地方啊，枣园不愧是个风水宝地，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树影斑驳，风移影动，当时我和宗霆锋躺在一片草地上，感慨了很久。你离枣园这么近，平时去得多吗？你个人对毛泽东是什么样的感情？有没有想写写他的打算？

　　阎安：我是延安人，我生活在延安，我常常在延安寻找毛泽东的踪迹和扑捉他的某种气味，这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在冥冥之中和这个人相遇、交谈、相处、探讨，我在梦中也常常能梦见他。要歌颂毛泽东已经不合时宜了，也没有这个必要，他已经走下了神坛。但我一直有个预感，这一辈子，我一定会倾其所有写一部关于毛泽东的书。我认为毛泽东的一生并非完全政治化，他在本性上是厌恶政治的，他最想成为诗人和长者，政治化那是猫不上树狗撵屁股眼，被迫于无奈，那是历史本身的误区。

　　吴怀尧：《圣经》道，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佛经说，终生皆尘土。所以，我最后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有一天你离开人世，你希望自己的墓志铭上写些什么？

　　阎安：自己什么都不写，也不希望别人写。尘世不过是过眼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