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政治学说对美国和世界影响深刻 新快报讯 发表“文明冲突论”的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逝世，享年81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福阿德·阿贾米将他称作“可能是上半个世纪最具影响力和独创力的政治学家”。
由于罹患中风、心脏病和糖尿病，这位大学者早已卧床不起。去世前，他一直生活在马萨葡萄园岛的Windemere护理院，生活无法自理。与他结婚50年的妻子南希住在不远处一幢房子中，这幢房子就是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版税盖的。
亨廷顿在哈佛执教期间，夫妻俩经常到该岛度夏。
2008年12月24日，亨廷顿逝世于马萨葡萄园岛。
平生从来反潮流
少年得意 1927年4月18日生于纽约市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旅馆业杂志的出版商，母亲是一位短篇小说作家。他的外祖父是当时美国颇有名气的“扒粪刊物”(专门揭发政界、商界丑闻内幕的杂志)《麦克卢尔》的合作编辑。
亨廷顿很早便显示出了他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才华。16岁时他考入耶鲁大学，18岁时便以优异成绩提前毕业，加入美国军队。之后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并在哈佛完成其博士论文并取得学位，这一年他23岁。
此后他开始在哈佛执教，自1950年开始他便是哈佛大学政府学院的高级成员。亨廷顿在哈佛大学任教58年。
1951年杜鲁门总统因为麦克阿瑟将军不服从指挥而解除了他的职务。亨廷顿以此为由头写作出版了处女作——《士兵与国家：军民关系的理论与政治》（TheSoldierandthe State:TheTheory and Politics ofCivilMilitaryRelations）。此书自1957年出版便一石激起千层浪，至今仍被视为最有影响力的关于美国国内军事关系的著作。在这本书的一篇书评当中，批评家就指责这本书有军事主义色彩，让人联想起墨索里尼“信仰、服从、战斗”的口号。上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一些激进的学生在得知亨廷顿曾经在约翰逊政府内任职的消息后，占领并焚烧了他办公的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有人甚至在他的寓所门口涂上了这样的标语：“战争罪犯居住于此。”而作者本人也不得不暂时逃出哈佛暂避风头。
从不讨好
在上世纪60年代，他凭《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ChangingSocieties）而享有盛誉。此书挑战了当时最为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中的教条：经济和社会进步会给刚刚脱离殖民主义统治的独立国家带来政治稳定。
越南战争打破了亨廷顿平静的校园生活。作为美国国务院的谋士，他在1968年撰写了一篇长达百页的关于越南战争的报告，提出了在南越推行合村并寨的“战略村计划”并抨击了当时美国政府的战略。这些主张自然是左右不讨好，所以难怪他的办公室会被人焚烧，他被人骂做“战犯”了！
1977年至1978年间，他参与了白宫有关国家安全战略的决策过程并协调各项相关政策。
他于1993年发表文章，讲述后冷战时期的暴力冲突。亨廷顿之后将有关理论，辑录成影响深远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书籍被翻译成39种语言，在全世界激起的反响一浪高过一浪。然而，“9·11”事件却使人们不得不又一次回到亨廷顿那里，尽管人们无法甘心接受他的观点和结论，但是在心底里还是忍不住会暗自佩服这个老头子目光的敏锐和思想的鲜活。
“9·11”事件后他又撰写出版了《我们是谁？》（Whoare we?），针对美国的移民问题大发议论，同样引起一片争议。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代表了亨廷顿著作和文章的宿命：甫一问世便饱受争议，与各种奖项无缘，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才会被广泛但又是勉强地接受。
幽灵学者 尽管在亨廷顿的同学之中有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这样的政界名流，他的学生之中也不乏弗朗西斯·福山、扎卡里亚(《新闻周刊》编辑)这样的当代精英，但是他本人却不愿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人们很难在电视访谈节目中看到亨廷顿的身影。他不是那种“媒体学者”，他的学术声誉是靠着十七本著作和一系列论文建立起来的。毫无疑问，曾经出任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主席又是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的创办人之一的亨廷顿是学术界的圈内人。但是他在写作的时候却宁可把自己当成一个局外人，故意以一种刺激那些最终会评判自己著作的专家们的方式讨论问题。亨廷顿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学者没有什么新东西的话，他就应该保持沉默。对真理的探求与学术争论是一回事。”
亨廷顿的思想画像 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亨廷顿 在政治思想上，亨廷顿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异类：他的心是属于自由主义的，而他的头脑则属于保守主义。这位被人称为“美国右翼政治思想家”的人物其实是民主党的终身党员。亨廷顿在1957年发表的文章《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中解释了何为自由主义、何为保守主义。他写道，自由主义是一种宣扬个人主义、自由市场、法治的意识形态，而古典保守主义则并没有一种明确的主张，它是一种维护自由制度生存的理性。真正的保守主义在于维护已经存在的东西，而不应到国外四处讨伐或在国内引起激变。“美国的政治智慧不是从我们的观念，而是从我们的制度中体现出来的。最需要的不是创造更多的自由制度，而是成功地保护那些已经存在的制度。”这一思想在他的处女作《士兵与国家》当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士兵与国家》
灵感来自于当时美国社会发生的一件大事：1951年杜鲁门总统因为麦克阿瑟将军不服从指挥而解除了他的职务，亨廷顿敏锐地感觉到这件事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在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里，国家究竟应该与代表着保守主义的军队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从军事上看，一个民主国家可能比一个独裁国家作战更为出色，但是在面对一个技术精良的非自由主义对手的时候，一支真正自由主义的军队往往缺乏所必需的效率。亨廷顿认为，只有保守主义才能给职业军队带来活力。与流行观点不同，亨廷顿认为，军事保守主义并不必然是反动的。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凝聚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广度和分析洞见是惊人的，并确立了亨氏作为他同时代人中最杰出政治学家之一的声誉。首先，亨廷顿说，政治衰朽至少和政治发展一样可能发生。新近独立国家的实际经历是一种愈演愈烈的社会和政治混乱。其次，他提出，现代性中的好东西常常向交错的目标运动。特别是在社会动员超越政治机构发展时，新来者发现他们无法参与政治而产生挫折感。其结果便是反叛、军事政变以及政府失效。该书的结论是：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不是同一事物的严丝合缝的组成部分，并不必然导致政治稳定。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15年前，《外交事务》季刊发表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去掉问号的同名单行本在政治学界掀起一场风暴。很多人都拒绝相信，在冷战结束后，未来的冲突竟然会围绕如此老式的东西。就影响力而言，只有乔治·凯南在二战后用笔名“X”写的关于如何遏制苏联的文章堪与此文匹敌。“冲突的主要根源将是文化；各文明之间的分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是该书的核心思想，也是亨廷顿最著名的预言。
(责任编辑：徐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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