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蔡继明教授,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是学政治经济学出身的,今天到这个论坛上来,让我回到了年轻时代,想到我们当时怀着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希望用这门学问来报效国家,但是也有不愉快的部分,虽然我自信当时的愿望还是很真诚的, 但是这个学问在相当长时间里,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没有起到这么大的作用。
我今天一进入会场就见到了谷书堂教授,就想起了我们第一次的故事,就是1959年4月,是第一次全国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讨论会,在上海召开。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还很年轻,在大会的简报组写简报,回想起当时,我们还是很有专业热情的,但是就内容来说,当时用的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基本上是苏联的,我是1948年考进大学的,1950年正式上课,上了一年经济学原理、统计学、会计学,以后就开始了运动。我们年轻时候不懂事,自以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就参加了批判老师,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结束以后,全国院系调整,我原来是南京金融大学的学生,在院系调整以后到了复旦,全套新的教学大纲、新的教材,教员都是当时解放初期最优秀的年轻教员,集中到中国人民大学,由几十位苏联专家对他们进行培训,然后他们就用苏联专家教给他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给我们,用苏联式的教材,比如说51年政治经济学的老师苏绍志(音)教授,二年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老师是蒋宣武(音)老师,也是苏联专家耳提面命学回来的,所以我们就属于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徒子徒孙了。从实际来说,后果是很不好的,59年大会前,我们按照当时流行的观点做了起草,起草完了以后,木乔看了以后非常不满意,为什么和中央唱反调?我们完全按照毛主席在大跃进时期讲的话,大家都知道大跃进开始以后出现了一个事件,就是张春桥写了篇文章,政治秘书胡乔木主管,看了以后认为荒谬,后来来了一个毛主席的文章,而且亲自写了暗语,说这个文章写得很好,人民日报发表。这个口径大家比较熟悉,年轻一点的人比较熟悉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主席说得更清楚。
木乔批评我们怎么跟中央唱反调,我们大惑不解,我们有打听,完全按照毛主席的话,怎么说我们和中央不保持一致?和中央唱反调,后来就打听,说毛主席有新指示,郑州会议以后,毛主席说价值规律是一所大学校,我们完全没有体现出来。我们这个政治经济学在1959年4月的七中全会,正好在上海开会,我们经济研究所立了一个大功,经济研究所在昌黎的试验田的副田头儿叫王绍飞,给孙冶方写了一个信,说上报的数字都是假的,孙冶方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也是一个老革命,把这个信摘要以后送到中央,毛主席看了这个信,就有一个他给六级干部的信,附了王少绍的信,信的大意就说,我向六级干部呼吁,不要说假话,说假话往往是上面压出来的,这个是害死人的,千万不要说假话。王绍飞同志的信非常好,昌黎试验田的头,说他们放了一个封信,得到了上级的最高领袖的批示,我们要找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我们还要放一封信,他们调查了群众最反对、最希望取消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食堂,当时人吃不饱饭,在没有粮食的时候,家里又不能开火,所以群众对公共食堂非常反对。后来的图书馆馆长金兵建(音)研究员,当时都很年轻,以他为首做了一个很细致的、认真的经济学调查,反映群众要求解散公共食堂,这个信又送到了毛泽东主席那儿去了,毛泽东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老总的讲话中,拿出了一封信,说中国科学院政治经济学有几个右派,居然反对公共食堂,这个就弄得经济所天翻地覆,搞了大半年运动,这些作为这几位研究人员包括王绍飞研究员在内,都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只是一个小的缩影,这个灾难大家都知道。
所以往事不堪回首,就我们这个学科来说,问题就是非科学的,就其内容来说,完全是从苏联来的、被扭曲了的经济学,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我和顾准先生谈话的时候,他有一个说法,他说这是个很精彩的比喻,我们引进政治经济学就好像吸收希腊罗马文化是经过了拜占廷,东方世界、希腊化世界,是从东罗马引进了希腊文化,完全扭曲了,这就是我们政治经济学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基本状况。当然,经济学的研究和经济学的探讨,完全不符合学术的自由讨论的要求,学术必须是独立的,思想必须是自由的,才能有学术,否则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学术。
所以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觉得,这一套东西是对于中国的振兴、对于人民的福利是毫无好处的、有害无益的,造成了中国人的大灾难,另一方面,我们就开始去探索能够对我们国家的兴盛、对于人民的福祉有好处的经济学理论。大家从1980年以后,大家都眼睛朝外看,因为当时开始有了一些国际的学术交流,能够请人来讲课,我们能够出去学习,我们就突然发现了,原来隔绝了几十年的经济科学有了很大的进展,完全不是我们的老师从苏联专家那里学来的那一套,说到了19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经济学科学已经不存在了,它已经不发展了,我们出去一看,很为经济学往后一百年的发展大为震动。大家就用各种方法,有的人出国、有的人在国内自己学习,去重新补课,学习现代经济学。我们这些涉足于现代经济学的主流传统比较少的人来说,眼界被封闭了,封闭了几十年以后,把眼界一打开才发现,我们这门学科是如此琳琅满目,大家有一个很深切的认识,如果马克思主义在世,他肯定会有很多新的发展,现在叫与时俱进,就像他当年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一样,但是我们学了现代经济学,把它用来分析我们自己的问题,确实在这三十年中,我觉得我们三十年取得的、没有人能够否认的伟大成就,是有我们经济学家的一份的,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中国被主流经济学家误导了,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家所误导了,据我的观察,这些人好像并不知道什么是主流经济学家,也不知道什么叫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是不是有缺陷呢?主流经济学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如果说马克思在世的时候,古典经济学算主流经济学,后来新古典经济学算主流经济学,后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算主流经济学,80年代,新自由主义曾经兴起过,可是就我的理解,国际的经济学界并没有一个单独的主流经济学,现在拿美国来说,有两个主要的基地,哈佛和MIT,大体上还是凯恩斯主义,虽然凯恩斯主义有了新的变化,但是同时有芝加哥,芝加哥,美国人把它叫做保守主义,欧洲人把它叫做新自由主义,我们这里说的主流经济学,对很多人来说大概是从20世纪初期的新古典经济学。后来有凯恩斯主义对宏观经济学有一些新的突破,新古典经济学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严密的体系,现在可不可以指出它的一些缺点呢?它确实有一些缺点,过分地技术化这一类问题,现在有不同的看法,说它是阶级立场的扭曲,新古典经济学变成了一个为市场辩护的经济学,我不大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简单化、技术化,对于原因是一个任何一门科学发展历程中必经的阶段,当一门学问成为科学的时候,开始总是为了要抽取最本质的、最核心的东西,所以它总是会假设归结起来,新古典经济学作为我们这门科学,真正成为科学的第一站,它的假设是非常严的,特别是有一个假设是跟现实是有差别的,就是所谓完全信息假设,信息的完全性,不存在信息的非对称性等等这样一些假设。我们看看物理学,我们从高中就学自由落体、加速度定理,自由落体加速度定理就是有名的斜塔实验,那是把空气阻力舍下了,所以自由落体加速度是一个常数。如果你考虑到空气阻力,这个问题就复杂化了,但是它在开始做出这个定理的时候,必须把最本质的东西抽起来,就是地球的引力,把别的东西舍掉了,然后再一个一个加上去,我想我们经济学也是这样,在它成为科学的时候,它为了要使得它能够不断做出定性的分析、定量的分析,把信息的非对称性先舍掉,六七十年代,已经很明确了,原来在古典经济学里和政治问题是联在一起的,而且和道德问题都是联在一起的,所以亚当斯密才有《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如果信息是完全的,制度就是无关的,所以政治问题当然就考虑不进去了。所以有一些经济学家早就提出来,单纯地运用新古典这一套东西来分析,社会就会变得简单化,变得把政治和政策问题、制度问题都在眼界以外。
我记得国防大学的鲁州兰(音)三年以前提出一个论断,就是我们仍然在政治经济学时代,这个是对的,我记得我们研究所开过一个小的讨论会,当时辩论得很厉害,鲁教授也在,他认为我们现在仍然在政治经济学时代,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很多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比如说社会保障制度,为什么十四届三中全会就确定了,十几年了,到现在没有建立,这是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因为利益有关的一些机构和个人反对采取个人账户制,我们的住房改革是非常明显的,两种方案,这两种方案背后代表着官员利益还是代表着大众利益,结果呢,全国只有一个省用了符合大众利益的方案,全部其他的省份都用了符合于官员的方案。所以我们搞了十几年的住房改革,其实效果很不好。
最近热烈争论的问题也是这样,当然不完全是这样,有一些是技术问题,但是它和政治问题是不能分开的,比如反对流转、反对确定产权的朋友们,他们提出的论据,我跟他们讨论过,有很多我认为是不能同意的,他们否定要通过城市化来实现解决三农问题,但是他们有些问题是值得考虑的,现在的制度格局下特别是政治制度格局下,农民有了明确的产权,他能不能保护他的产权,这是很成问题的。所以我们主张要把土地产权还给农民,我也很同意这个意见,我们的经济学家一定要考虑政治问题,在现在这种制度格局下,农民有没有充分的能力能够保卫他们的产权,这是很值得研究的。所以我们如果提出这样的问题,就一定要研究他的经济方面,怎么能让农民确保、实施他的产权,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经济学家不考虑这样的问题,最后肯定算在我们头上。所以鲁教授说得完全对,那次会上,有清华大学的钱毅一(音)教授就跟他讲述现代经济学,至少从70年代以来,实际上已经研究经济问题的社会政治层面,他举了很多问题,比如说腐败问题等等,现代经济学在相当的程度上是考虑了政治经济学。我就不讲理论的原因了,理论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信息经济学的突破,70年代以后经济学的大突破,放松了完全信息的假设,就会研究不具备完全信息的条件下,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制度问题了,这跟制度是有关而不是无关的,所以它完全是符合我们这门学科的发展规律的。
很高兴,清华大学建立这么一个中心,清华大学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陈岱孙对现代经济学研究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我们现在在清华大学恢复这个,对我们这个学科具有有很大的意义。
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也并不意味着从拜占廷来的、从莫斯科来的政治经济学,我举一个例子,现在热烈讨论的问题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用现代经济学语言叫做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这个争论在中国,为什么出了这么大的问题,首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从莫斯科、从斯大林那里学来了一个所谓斯大林叫做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原理,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原理落实到政策上就是所谓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所以积累是增长的唯一来源,这是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里讲的五条基本原则。现在来看,这正是我们现在的困难,变成了阻碍我们经济的有效的发展,造成我们这么多经济问题的根源所在。所以从第九个五年计划,中国政府就要求转变增长方式,到了十一五,再次提出,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一个中心的工作,十七此代表大会起了一个名字叫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是转不过来,有很多制度上的原因、利益上的原因,但是从我们搞理论来说,就是理论始终没有能够讲清楚,因为我们这里有一批人说,斯大林这一套东西就是根据马克思的再生产原理,很有名的政治家、理论家在八十年代写过一篇文章,登在党中央的《红旗》杂志上,连登了三期,标题就叫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原理。制订十一五的时候发生一场大争论,这个时候我认真学习了一下关于增长模式和再生产原理,我发现恰恰相反,马克思做出一个判断,说资本主义就要完了,这是在19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他的根据是什么?就是这个增长模式。我们都是搞这个学科的,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不是一个简单的结论说资本主义要完了,他是怎么论证的,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因为这样一种增长模式,以投资来驱动,所以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必然导致两个规律,一个叫平均利润不断下降的规律,一个叫相对过剩人口不断增加的规律,这是一环扣一环的论证,因为这样,所以会形成垄断,会无产阶级贫困化,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最后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联合起来,把资本家剥夺了,极致就是只剩一个资本家,全国变成一个工厂了,把它一剥夺了,就是社会主义。这种增长模式正是马克思深刻批判过的、深刻分析过的,我们现在出现的这个问题,投资率过高,回报率过低,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已经讲过了,我们是生活在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的现代,我们应该接着马克思的工作,为什么这两个规律都没有实现呢?原因是他们在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西方的先行的工业化国家在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增长模式发生了根本系的改变。现在经济增长按照索罗的语言,依靠的是技术进步,按照舒尔茨的说法,是人的知识和技能的提高,成为驱动成长的主要的因素,因为我们这个改变,那两个规律就是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规律和相对过剩人口不断提高的规律,它才没有实现。但是我们现在怎么把马克思所严厉批判的、并且认为它是造成资本主义灭亡的这种增长模式说成是马克思的基本原理,这也说明了我们这个发展政治经济学的任务还是非常重,需要我们付出全部的努力,谢谢!(责任编辑:秦华(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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