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专家指出应该明确保增长就是保就业(图)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应该明确保增长就是保就业　　

　　本报记者 申剑丽 北京报道

　　未雨绸缪。2009年1月，在中央及各地对当前失业形势调研结束后，一系列扶持就业的政策伴随宏观经济刺激方案密集出台。

　　1月5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牵头六部门，排定了未来一段时间公共就业服务的日程表，诸多专项活动计划为高校毕业生、城镇就业转失业人员和农民工等群体提供及时有效的就业服务。

　　此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努力扩大就业作为加快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难点热点问题，作为政府必须完成的重点工作，被摆上重要日程。国务院不久前针对农民工就业问题作了专门部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委刚刚出台了针对企业五项就业扶持政策。地方政府也陆续出台系列“维稳”政策。

　　这些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的调节效果如何？当前的总体就业形势是怎样？下一步在保增长的大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推进就业问题的整体解决？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近日就此接受了本报专访。蔡昉称，由于长期以来统计内容的缺失，对农民工的培训等措施瞄准效果暂时不会太好，他建议从恢复经济的角度来促进就业，各地在保增长的过程中要格外注意就业岗位的开发和对中小企业的扶持，确保未来的经济增长是“就业友好型”的。

　　保增长保就业相结合

　　《21世纪》：对2009年的国内就业形势，你的总体判断是什么？

　　蔡昉：受美国金融危机对出口导向型企业的影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发生了一些变化，局部地区出现了农民工回流，这一点各个机构经过不久前的调研已经达成了共识。

　　这个问题现在并不突出，因为很多农民工可能刚好提早回家过年；待他们过完春节返回城市后，可能会使问题集中暴露出来。

　　因此，我们只有从恢复经济的角度来促进就业，中央提出的“保增长”非常正确。

　　《21世纪》：你近期一直呼吁在“保增长”的过程中将“就业优先”放在首位，这如何理解？保增长如何更好地保就业？

　　蔡昉：已有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和就业面扩大并非同步。在过去的实践中，一些产业部门的产出乘数与就业系数是分离的，对GDP贡献大的，未必对就业吸纳的作用也大。政府财政投入大、银行等金融机构扶持多的大项目、大企业，对就业的吸纳力是有限的；而一些中小企业，虽然得不到更多需要的资金和政策，但恰恰是吸纳就业的重要领域。　　

　　现在我们提出“保增长”，目的是什么？要防止“保增长”就是保GDP、保国有大中型企业和大型重点项目的倾向。

　　应该在（政府）理念上、政绩考核措施上，明确保增长就是保就业。树立了这样的理念，地方在保增长的过程中才可能更多地考虑到经济刺激手段带来的就业岗位问题。

　　在投资需求转化为消费需求方面，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收入政策的调整。我们并不需要直接去干预企业的工资行为，而是通过对企业减税减负、个税起征点的调整等等，给予企业和员工之间更大的协调空间。

　　《21世纪》：地方政府如何能将“保就业”的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

　　蔡昉：需要具体区分政府直接参与的投资和非政府参与的民间投资。前者关键是理念的转变，地方政府要明确项目本身是只对GDP有利还是同时对就业有利？在确定投资方向上，要按照市场需求原则来规划投资的领域和产业，协调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保持一致。

　　对于后者，需要靠政府创造条件，引导和改善投资环境，可采取招投标方式和针对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订单”管理模式，对与重大工程配套的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给予优先权，提升财政政策解决就业的积极效果。

　　值得提醒的是，当前我们都强调“调结构”，但恐怕产业结构升级并非朝夕之事，在特殊时期，我们仍然要重视一些劳动密集但对创造就业岗位又特别有利的企业，不能一刀切、一棍子打死。

　　就具体领域看，目前有些行业对民间资本的进入还存在一定障碍，比如能够创造大学生就业岗位的服务行业，很多都未对民间资本开放，这值得思索。

　　农民工应纳入失业率登记

　　《21世纪》：最近中央和各地方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农民工就业的促进措施，诸如对农民工失业人群的信息报送和监控，及一系列职业培训手段，你如何评价？

　　蔡昉：现在努力找到这批人，提高政策瞄准效果和针对性，渡过当前危机，无疑很必要。但由于现行制度（失业率的统计等）尚瞄准不到农民工，加之他们居住的分散性，要想对其进行系统有效培训，作用会比较有限。

　　当前核心还是要确保各地的经济增长是“就业友好型”的，经济增长要能最大限度地带动就业，除对大企业、大投资项目的关注外，也要对中小企业、出口导向型的企业给予更多关注。有关部门刚刚出台的针对企业的就业扶持政策，正是基于这一点。

　　《21世纪》：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针对农民工就业问题做了诸多专门安排。这将使得农民工就业问题得到怎样的推进？

　　蔡昉：这实际上传递了一个信号——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问题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即使现行统计登记中不能完全涵盖，但也不能将之放弃。各地各级政府要从各个方面关注农民工就业。

　　这次危机其实也是我们进行制度建设的时机，目前将农民工纳入失业率登记呼声很高，我们也建议将此项政策作为一项正式的制度加以实施，完善中国的就业统计和失业保险制度；但要根本解决，还需跟户籍制度改革相结合。其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推进中，将农民工等群体纳入社保，也是一个机遇。

　　好制度带来“第二次人口红利”

　　《21世纪》：除了已出台的政策，在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调节措施上，你还有哪些建议？

　　蔡昉：政府在履行职能时要特别重视各种非正规就业和灵活就业的作用。

　　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GDP增速不同，对就业的吸纳作用是不一样的。在1991年到1996年，我国GDP平均增速为11.9%；从1997年到2003年，经济增速下降到8.4%，和上一时期相比，虽然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城镇整体就业并未下降，而是在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相对增长作用方面有所变化。其中的规律是经济增速快，正规就业增速也比较快；经济增速较慢，正规性就业减少，但非正规就业就大幅度上升。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们采取了鼓励自我雇佣、灵活就业、劳务派遣、社区岗位开发等一系列灵活就业措施，成功地促进了就业恢复。

　　这提醒我们在当前的保增长过程中要特别注意非正规就业功能的发挥，不能伤害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特别是当前短期内由于宏观经济的急剧变化，城镇非正规就业和农民工就业在过去较高的基础上出现大幅度减缓的趋势，需要格外注意灵活就业渠道的作用。

　　《21世纪》：你最近提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在几年后或将消失，如何理解？怎样应对？

　　蔡昉：我此前所指的主要是“第一次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丰富，人口负担轻从而储蓄率高，对经济增长做出额外的贡献。当人口结构不再年轻、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再高的时候，这个红利很可能消失。

　　但同时我们还有机会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即在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的背景下，个人和家庭的未雨绸缪可以产生一个新的储蓄动机，形成一个新储蓄来源，其在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还可以获得收益。并且，健康老年人口的经验、技能等人力资本，也可以扩大人力资源的供给，延长人口红利。

　　要想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关键是在于设计一种好制度，使得人们不再依靠家庭养老，也不再依靠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制度，而实现完全积累式的养老保障体制。并且还要求一个更加灵活、有效和安全的劳动力市场，提高劳动力资源的使用效率。

　　总之，第二次人口红利和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及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