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冲突升级与“文明冲突论”之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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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2月27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突再起，双方交战激烈程度堪称极致，目前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已引起全球高度关注，人们对巴以双方由冲突迈向和平的美好愿望再度被阴云笼罩。第二天，即28日，美国哈佛大学的一名教授悄然走完81年人生旅程，他逝世的消息同样引人关注，此君就是发表“文明冲突论”的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亨氏在哈佛大学执教58年，于1993年出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论述后冷战时期的暴力冲突并非出于各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及宗教差异所造成，此观点引起了广泛关注。缘何将巴以冲突升级与亨氏“文明冲突论”一并讨论？不妨先从后者说起。

　　说亨氏，其实是为了反驳其“文明冲突论”的谬误。亨氏固然看到世界多元民族文明之差异，甚至不同文明风格体系间可能存在的“龃龉”，然而，亨氏认为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这显然夸大了文明的差异性，并将这种差异上升为国际冲突最根本的促动力，而不是诸多因素之一种，此为谬误之一。

　　亨氏又预测21世纪初，人类将经历非西方权力与文化的复兴，经历非西方文明内部相互之间以及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并断言，人类最大的分歧在于所谓八大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其中主要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等非西方文明冲突。这里不难看出亨氏关于文明间矛盾普遍性的深刻认识的确了得，然而将文明间的主要矛盾武断地定位于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等非西方文明的冲突，抹杀各文明对话与和平发展的愿望，尤其忽视中华文明等文明圈内的人们对世界文明的良好诉求与诚意行动，此为谬误之二。

　　之后，亨氏又忽视或有意回避当今世界游戏规则几乎全由西方制定的历史与现实，而喋喋不休地数落非西方社会尤其是亚洲社会越来越“无视”美国的要求和利益，越来越有能力抵制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压力……这显然暴露了西方社会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是“例外”，不同于地球上其他人，“替天行道”是自己神圣的职责的心态，完全没有考虑到对非西方社会尤其是对亚洲社会大多数文明而言：生存仍是第一人权！此为谬误之三。

　　进入21世纪后，人口膨胀、环境恶化、全球性经济衰退、不可再生资源愈发稀缺等，导致国内、国际矛盾冲突加剧，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或西方利益长期以来建立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其扶植与结盟的国家同感利益危机。是故，所谓“文明冲突”背后实际上是国家利益的角逐，而亨氏乃处心积虑，意图创造一个新的范式，并用这个新范式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提供一个新世纪观察、思考国际关系的新视角，此为谬误之四。作为学者兼卡特政府的政治顾问，亨氏所体现的美国及西方永久占据世界霸主地位、迷恋世界警察权威、规定世界格局的傲慢、领导者心态表露无遗。

　　回到巴以冲突。从上世纪40年代迄今，巴以冲突早已不是新闻。追溯巴以双方文化源流，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本是同源宗教，本无理由相互戕害多年，但历史与现实中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让两个民族世代为仇。经一些别有用心的学者精心包装后，利益纠葛悄然变为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文化冲突。另一边，西方大国不甘寂寞，强行把自己的利益逻辑扌契进中东世界，频频偏袒一方，其政策之荒谬与亨氏学术之谬误不相上下，而其危害则是使中东不安、亚洲不安、世界不安。

　　新年伊始，是世界各文明秉持公平、正义、平等心态与互相尊重原则，重新思考维护利益与敬畏生命的时机。愿人类文明能共荣，世界更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