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月12日电《香港商报》12日刊文说，全球金融危机正演变成一场全球就业危机，就连远离风暴中心的中国都备受牵连。新年旧岁之际，内地大学生就业难、农民工“返乡潮”的问题尤其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内地多个地方政府开始挥动“创业经济”的大旗，希望能掀起一股“创业热潮”以抵抗“就业寒冬”。
文章摘录如下：
就业寒冬催生创业热潮 或促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2009年开春，中国的就业形势异常严峻：中国社科院最新发布的《经济蓝皮书》称，2008年年底约有105万大专毕业生找不到工作，2009年7月又将有611万大学生面临就业，可就业市场却呈现有减无增之势。
此外，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也出现了数以千万计的“返乡大军”——他们大多来自制造业和服务行业，在城里失去了工作，不得不回到家乡，但家乡的就业机会只会比城市里更少。就业市场的惨淡也影响到了逾百万的“社会新鲜人”，工作岗位的减少令他们难以找到人生第一份工作。
2008年末广州举办第一场毕业生金融行业专场招聘会上，共有100家企业提供1500个岗位，但到场投递简历的学生就有1.5万名，供需比例在10：1以上。这还不是最夸张的：据统计，参加200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报名人数超过了105万人，各职位平均竞争比例为78：1，而2008年这一比例是60：1。
接受采访的学界人士指出，中国正处在工业化深入发展过程中，大工业的就业能力也呈下降趋势，“高增长低就业”开始显现，金融海啸又令就业形势更加恶化，现时只靠输血的就业扶持政策难以缓解就业压力。学界人士同时担心，中国的失业问题涉及到数量庞大的学生、白领及工人群体，倘若失业问题持续恶化，将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最大因素。
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创业型经济”的思路受到研究者和政府决策者的关注。2009年开年后，内地各地方政府扶持“创业经济”的力度明显加大，例如，从1月1日起，云南省对从事个体经营的首次创业人员将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大学生首次创业最高可获3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山东省成立了“青春创业促进会”，为青年创业提供资金帮扶和贷款担保；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也宣布，从2009年起设立创业发展资金，主要用于自主创业的小额贷款担保基金、小额贷款贴息、创业培训补贴、创业体系建设等；杭州市政府1月1日宣布了一系列针对大学生创业的扶持政策……。
一股自上而下的“创业热”似乎正在就业寒冬里悄然形成。暨南大学创业经济研究与实验中心主任张耀辉向本报表示：“"创业经济"概念又受到追捧，主要是很多人希望能靠创业带动就业。因为现在失业者人数太过庞大，仅靠输血的就业扶持政策已难以缓解就业压力。因此，很多官员才把主意转到了"创业经济"的概念上去，最近有一个统计还说，1人创业平均能带来5个就业岗位，果真如此，倒也能帮地方政府一个大忙。”
不过，张耀辉也表示，“以创业带动就业”短期内见效并不现实。“官员们忽略了一点，就业尚且如此困难，创业难道会更简单？要知道内地，尤其大学生群体的创业人数占比、成功率历来很低，现今全球经济不景气，做生意更不容易，想以此迅速带动就业很难。”
“创业经济”被寄予的另一层厚望是“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及“对抵御、防范、消除金融风暴起作用”。这方面被广泛引用的例子是1997年的韩国：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曾使韩国经济一度萎靡不振，然而，也正是经济衰退之后的失业大潮带来了“创业蜂拥期”。众多创业企业不仅为韩国在金融危机后迅速复苏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同时更为韩国新一轮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成功率不足一成 两大障碍隔绝创业门 尽管“创业经济”的概念越来越受重视，但最近一组来自内地的创业成功率数据却令人吃惊。2008年12月16日，广东省劳保厅厅长刘友君向全国人大代表汇报说，全世界大学生创业成功率20%，在中国成功率不足10%，在广东只有1%。被视为“创业经济主力军”、社会精英的大学生境遇尚且如此，普罗大众的创业之路或许更为艰辛。
创业观念存在误区 内地高等教育研究专家、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指出，创业理念比10年前更深入民心，但实质上创业环境的宽松程度已大不如前。现在很多人提起创业，总是与“发财、高科技”联系在一起，大学生去开快餐店卖盒饭就会被视为“新闻”，这种创业必须“做大事、创大业”的观念障碍直接影响到创业的成功率。
熊丙奇说：“不仅社会需要树立务实的创业观，政府也应有此意识。现在官员们动不动就把创业上升到"推动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高度，实际出台的扶持政策也一直侧重于高新产业，结果是受益人群很少，创业之路越走越窄。"高科技创业"固然值得提倡，但并非人人有条件进行这样的创业，因此"生存型创业"也不可小觑，比如方便面、矿泉水技术含量非常低，研发投入也少，但它对人类的改变是非常大的；此外，放低民众的创业门坎，让有知识有理想的年轻人到各个行业创业，有助于提升这些行业蕴藏的职业内涵，进而切实地推动经济的发展。”
“财政反哺”不足 张耀辉教授说，帮助有需求的用户设计、维护网站运营，在淘宝上开零售小店是大专年轻人较普遍的创业模式，不需要太多的资金投入和技术要求，很多一时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视之为“自救就业”。但这种类型的创业，由于与“高新”不沾边，往往得不到社会的认同和任何政策扶持。
他批评各地方政府对创业的“财政反哺”太少。他说，创业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曾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政府每年预算中专门用以扶持民间创业的资金却少得可怜。现实的艰难令很多原本有意创业的人望而却步，鼓励发展创业型经济无从谈起。
一位在美国夏威夷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桂林经营一家电子商务网站的梁姓人士说，在美国，想创业的人拿着项目计划书到中小企业局，如果他们觉得项目可行，以项目做抵押给你20万元，如果你失败了还不起钱可以去申请破产，如果你成功了，就把钱还给政府。中国其实也有类似的政策，例如科技部每年都会向各省的企业提供一定数额的科研项目资金，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提出申请，获批者可无偿获得20万至80万元的科研资金。
不过，这类申请对所有的成熟企业、初创型企业一视同仁，并没有特别针对创业企业的优惠扶持措施。而且政府往往会优先考虑相对运作成熟的企业，对资金极度渴求的小企业就很少获得支持。“创业政策目标定位过于狭窄，不利于促进社会上不同人群普遍创业活动的开展。”上述人士说。
广东大学生创业网CEO莫国勇则说，导致青年创业成功率低的主要原因依次为：资金短缺融资困难、管理经验缺乏、市场开拓困难、政策限制大、缺乏技术支持等等，创业之路可谓风险重重。
呼唤务实创业理念 援助创业政府莫袖手 暨南大学创业经济研究与实验中心主任张耀辉透露，近几年来，以国家甚至以大洲为单位的全局性宏观创业探讨和行动计划
日益增多，荷兰、芬兰、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政府都制订了国家创业政策体系和实施计划。他认为，中国也应抓紧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创业型经济发展之路，民间动力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源。
普及创业教育 张耀辉认为，新时期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创业”有很大的区别，要打破目前内地创业成功率低的瓶颈，首先要做的应该是普及创业教育。
“现在无论是高校还是社会培训，着眼点都集中在培养就业，而不是培养创业。例如，在一些发达国家，创业计划大赛往往是优秀学生创业者诞生的摇篮，但在中国却出现了差异。例如，在几年前举办的一次大学生创业竞赛中，就有过半的人声明参加竞赛的目的是为了给找工作时增加筹码和结识工商界精英，而并不纯粹是为了创业，这实际上是很扭曲的，表明社会崇尚创新和个人价值的风气并不真正兴盛。”张耀辉说。
他又指出，很多地方响应号召也开始推行所谓的创业教育，例如有的高校就开设有选修课、就业指导课和就业咨询等形式的创业教育课程，劳动保障部也曾在全国确定了100个创业培训重点联系城市，但不幸的是，此类创业教育形式大于内容，而且针对性不强，指导性不够，实际功效有限。“在课堂里从事创业教育的人多半是没有任何创业经验的人，把书本里搬来的东西教给学生；或者照搬国外的成功案例，言必称微软却不考虑中国国情造不造得出微软。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好好考虑，"做秀"和"拿来主义"是否有用？如果没用，我们应该怎么做？”
降低创业门坎 政府有责任 内地高等教育研究专家、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呼吁政府逐渐降低创业者的创业门坎，推动社会树立务实的创业观念。他强调：“媒体不要一谈创业，就讲自主知识产权、科技新贵、新材料研发。这些看法会限制人们的创业选择，令到中国的创业经济之路越走越窄。”他认为，减少创业障碍也是政府制定创业政策的前提。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政府应该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协调的管理体系、简化创业所需的程序、减少进入管制、提高政府效率，从而降低创业成本，提高个人创业的积极性。
“在创业目标人群的定位方面，不应仅仅集中于为留学归国人员和高校毕业生提供政策上的优惠，促进创业的政策应该从重视科技创业向重视普遍的创业活动转移，尤其要对下岗工人和返乡劳务工等弱势群体的创业问题予以关注。与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相比，弱势群体不是把创业作为个人更大发展的一种选择，而是在失去了原有熟悉的工作岗位或生存资源后，不得不重新面临生存的压力，因而他们面临的风险更大。”
“而这些弱势群体抵抗风险的能力又很弱小，所以他们更需要政府在创业政策上给予适当的帮助，以此来重新获得生存发展的技能。从这个角度看，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的创业，对解决目前的就业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杜洁菡、张阳)
创业观念存在误区
内地高等教育研究专家、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指出，创业理念比10年前更深入民心，但实质上创业环境的宽松程度已大不如前。现在很多人提起创业，总是与“发财、高科技”联系在一起，大学生去开快餐店卖盒饭就会被视为“新闻”，这种创业必须“做大事、创大业”的观念障碍直接影响到创业的成功率。
熊丙奇说：“不仅社会需要树立务实的创业观，政府也应有此意识。现在官员们动不动就把创业上升到"推动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高度，实际出台的扶持政策也一直侧重于高新产业，结果是受益人群很少，创业之路越走越窄。"高科技创业"固然值得提倡，但并非人人有条件进行这样的创业，因此"生存型创业"也不可小觑，比如方便面、矿泉水技术含量非常低，研发投入也少，但它对人类的改变是非常大的；此外，放低民众的创业门坎，让有知识有理想的年轻人到各个行业创业，有助于提升这些行业蕴藏的职业内涵，进而切实地推动经济的发展。”
“财政反哺”不足
张耀辉教授说，帮助有需求的用户设计、维护网站运营，在淘宝上开零售小店是大专年轻人较普遍的创业模式，不需要太多的资金投入和技术要求，很多一时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视之为“自救就业”。但这种类型的创业，由于与“高新”不沾边，往往得不到社会的认同和任何政策扶持。
他批评各地方政府对创业的“财政反哺”太少。他说，创业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曾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政府每年预算中专门用以扶持民间创业的资金却少得可怜。现实的艰难令很多原本有意创业的人望而却步，鼓励发展创业型经济无从谈起。
一位在美国夏威夷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桂林经营一家电子商务网站的梁姓人士说，在美国，想创业的人拿着项目计划书到中小企业局，如果他们觉得项目可行，以项目做抵押给你20万元，如果你失败了还不起钱可以去申请破产，如果你成功了，就把钱还给政府。中国其实也有类似的政策，例如科技部每年都会向各省的企业提供一定数额的科研项目资金，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提出申请，获批者可无偿获得20万至80万元的科研资金。
不过，这类申请对所有的成熟企业、初创型企业一视同仁，并没有特别针对创业企业的优惠扶持措施。而且政府往往会优先考虑相对运作成熟的企业，对资金极度渴求的小企业就很少获得支持。“创业政策目标定位过于狭窄，不利于促进社会上不同人群普遍创业活动的开展。”上述人士说。
广东大学生创业网CEO莫国勇则说，导致青年创业成功率低的主要原因依次为：资金短缺融资困难、管理经验缺乏、市场开拓困难、政策限制大、缺乏技术支持等等，创业之路可谓风险重重。
呼唤务实创业理念
援助创业政府莫袖手
暨南大学创业经济研究与实验中心主任张耀辉透露，近几年来，以国家甚至以大洲为单位的全局性宏观创业探讨和行动计划
日益增多，荷兰、芬兰、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政府都制订了国家创业政策体系和实施计划。他认为，中国也应抓紧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创业型经济发展之路，民间动力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源。
普及创业教育
张耀辉认为，新时期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创业”有很大的区别，要打破目前内地创业成功率低的瓶颈，首先要做的应该是普及创业教育。
“现在无论是高校还是社会培训，着眼点都集中在培养就业，而不是培养创业。例如，在一些发达国家，创业计划大赛往往是优秀学生创业者诞生的摇篮，但在中国却出现了差异。例如，在几年前举办的一次大学生创业竞赛中，就有过半的人声明参加竞赛的目的是为了给找工作时增加筹码和结识工商界精英，而并不纯粹是为了创业，这实际上是很扭曲的，表明社会崇尚创新和个人价值的风气并不真正兴盛。”张耀辉说。
他又指出，很多地方响应号召也开始推行所谓的创业教育，例如有的高校就开设有选修课、就业指导课和就业咨询等形式的创业教育课程，劳动保障部也曾在全国确定了100个创业培训重点联系城市，但不幸的是，此类创业教育形式大于内容，而且针对性不强，指导性不够，实际功效有限。“在课堂里从事创业教育的人多半是没有任何创业经验的人，把书本里搬来的东西教给学生；或者照搬国外的成功案例，言必称微软却不考虑中国国情造不造得出微软。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好好考虑，"做秀"和"拿来主义"是否有用？如果没用，我们应该怎么做？”
降低创业门坎 政府有责任
内地高等教育研究专家、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呼吁政府逐渐降低创业者的创业门坎，推动社会树立务实的创业观念。他强调：“媒体不要一谈创业，就讲自主知识产权、科技新贵、新材料研发。这些看法会限制人们的创业选择，令到中国的创业经济之路越走越窄。”他认为，减少创业障碍也是政府制定创业政策的前提。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政府应该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协调的管理体系、简化创业所需的程序、减少进入管制、提高政府效率，从而降低创业成本，提高个人创业的积极性。
“在创业目标人群的定位方面，不应仅仅集中于为留学归国人员和高校毕业生提供政策上的优惠，促进创业的政策应该从重视科技创业向重视普遍的创业活动转移，尤其要对下岗工人和返乡劳务工等弱势群体的创业问题予以关注。与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相比，弱势群体不是把创业作为个人更大发展的一种选择，而是在失去了原有熟悉的工作岗位或生存资源后，不得不重新面临生存的压力，因而他们面临的风险更大。”
“而这些弱势群体抵抗风险的能力又很弱小，所以他们更需要政府在创业政策上给予适当的帮助，以此来重新获得生存发展的技能。从这个角度看，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的创业，对解决目前的就业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杜洁菡、张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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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恺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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