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春运列车昨日陆续从全国各地驶入四川。本报记者分别登上了上海、深圳和北京至成都的列车。我们选择这三趟列车，是因为它们的始发地是我省农民工较为集中的地方，也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较明显的地方。在这三趟列车上，除了回家过年的农民工，还有不少是暂时失业的农民工。
一趟车，乘载的不仅仅是回家的心情。这绝对是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春运。那么，这几趟列车上发生了什么？今年返乡的农民工所想所思与往年有何不同？他们在新年又有哪些新打算？记者整个晚上与众多农民工朋友共处一车厢，感受他们的处境，倾听他们的心声，触摸他们的脉动……
上海至成都K291次列车
返乡路上豁达面对
本报记者 王代林
一车厢陌生祝福送给江油小伙
“哐当哐当”声中，上海至成都的K291次列车缓缓停靠在广元站。
这是2009年1月11日14时07分，2009年春运首日。距春节还有整整两个星期，1500多名在长三角打工的川籍农民工回家了。
在浙江台州打工，来自江油东安乡安佛村的小伙杜晓东在K291次车上,他是回来结婚的。三个月前，在东莞打工的女朋友李鹃失业回到了老家梓潼县。他只能一直在电话上安慰——我们结婚，一起面对。
抽烟的空隙，杜晓东拿出手机给李鹃发了个短信：我回来了。
半晌，没有回音。他直接致电。
“我过广元了。”
“真的呀？骗人！”
“真的，回来了，再穷我们都要结婚嘛。”
…………
“旅客朋友们，你们车厢里有个江油小伙子要结婚了”，列车长崔婷在车厢里大声说。
“恭喜……恭喜……”沉闷拥挤的车厢里突然热闹起来。“明年你要把老婆带到浙江来让我们审审哦。”
“一定一定！”杜晓东笑容满面。正月初八，他将带老婆回到浙江台州，尽管将面对不确定的工作状态。“工资虽然降低了，但希望工作还能继续。”
“困难时候大家相互帮助。”
还是11号硬座车厢。
赵蒲洋，绵阳游仙区人，上海杨浦打工；谢肖，内江资中县人，江苏苏州打工；隆纲，内江威远县人，上海宝山区打工；赵坤民，南充顺庆人，江苏昆山打工。四个互不相识的四川人凑在一起打扑克：“跑得快”。
彼此之间的话题离不开“形势”——工资都降了：“我们搞装修最惨，走的这个月只结到1000多块钱。”谢肖说。
“小伙子你可以了”，赵蒲洋一副老成持重模样：没被开就是运气了。38岁的赵蒲洋1993年就开始到上海“混”，2008年，金融危机一来，除了过年钱缩水，赵蒲洋还有一个特深刻的感受是感激。“5月份地震后，公司立刻给家里受灾的工友补助了2000元，没受灾的也有500元。”隆纲说他也享受了这样的福利。
带着同样感恩情绪的还有来自安岳县朝阳乡，带着两个小孙孙回老家的郑和荣大爷。刚上车，列车长戴宇就将爷孙三人从专用道接到了三号硬卧车厢。郑大爷上铺是因为金融风暴而提前返乡的川籍农民工刘芳。
半夜，一岁半的小孙孙哭闹，郑大爷怎么也哄不住。刘芳轻手轻脚爬下来，兑好奶粉，哄住娃娃。
“全社会都在讲和谐，在困难时候大家相互帮助，我看这就是和谐。”
“有手有脚，饿不死的。”
拥挤的车厢里，妻子坐在硬座上，紧紧靠住站着的爱人——乐山犍为县罗城镇人雷福燕和她的安徽丈夫汪小节就这样从上海坚持到了成都。
雷福燕2007年初从乐山到了上海，并认识了在建筑工地工作的汪小节。今年地震后，汪小节还从上海专门到乐山看望岳父母家是否有事。小两口商量着春节到乐山过年，陪父母亲好好逛逛乐山城。
下半年风云突变，汪小节的工资从2000多元降到1000多元，而雷福燕所在的百人小厂则连续三次裁员。“领导给我说，你回四川老家，正月初四赶不回来上班的话，工作不一定保得住。”
工作不容易，买票也不容易，夫妻俩很干脆：没有票，就是走路也要走回家！结果两人只买到一张从上海到成都的硬座票。
能不能在正月初四前赶回上海，雷福燕心里没底。不过，这个川妹子坚定地说，回来了，肯定要尽尽孝道，没了工作也没什么可抱怨的，还可以再找。“有手有脚，饿不死人的。”
深圳西至南充K586次列车
珠三角产业工人回家
朱琳琳 本报记者 曾实
“厂里有段时间没单子做了，反正闲着，我请假和老公一起回南充过节。”11日晚，朱小容挽着丈夫踏上了深圳西开往南充的K586次列车。
列车长吴金哲告诉记者，“今年返乡的人比往年多，这趟车的乘客80%—90%是返乡农民工，他们大部分是珠三角产业工人。”
回家不仅仅为了过年
朱小容在广东打工6年了，目前在深圳冠全球文具厂上班，做些简单的装配活。“今年春节，厂里放20多天假。以前，有10天假了不起了。”从去年11月起，朱小容周末就不加班了。没了加班费，月收入降了四五百块，只有1000元左右。
朱小容的丈夫何巧林坐在对座，表情有些落寞。他此前在深圳科艺碳粉厂上班，月收入2000多元。可国际金融危机把厂“弄垮”了，他就到老婆的厂里上班，厂子订单也少，收入只有900元，前两天老板把他辞了。
“现在深圳这边关停的小工厂很多，厂里像我一样辞工回家的，不下三四十人。老板说，开了年也没有班加。我不如回家把年过好，再出来碰碰运气。”何巧林说得很平静。一旁的朱小容脸上一直挂着笑容。
何巧林说：“前年春节时经济条件要好些，回家坐的大巴车，一张票是650元，现在只敢买200多元的火车票回家。”说到这儿，他略有所思，“如果能在南充上班，再怎么也有个千把块钱，不比在深圳挣得少，离家也近，不光路费、房租费便宜些，还能照看父母娃儿。”
回家乡找份合适的工作
家在南充仪陇的魏东是佛山皓星首饰公司一名磨钻工，月收入2000多元。“9月以后，公司订单少了，工资也降了1000来块。现在公司放假，正月初六上班。年后收入会不会继续下滑，还说不好。”25岁的魏东是带着女朋友王梅一起回来的。
王梅也是南充人，在佛山一家服装厂上班。两人准备趁回家过年，按照双方父母的意愿，把婚礼办了。“她父母的意思是喊我们结了婚就在南充找工作。我想，过完年还是先回佛山看看，要是情况继续恶化，就安心回来找工作算了。回来呢，也有顾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需要磨钻工的。万一找不到合适的岗位，可能还需要重新参加培训。”
回来就想重新创业
42岁的蒲燕萍在佛山闯荡10多年了，最初靠进厂做工过活，慢慢有了积蓄，就自己开了一家建材门市，掐指一算，自己当老板有8个年头了。“今年是最难做的。上半年还好点，下半年店里堆的存货一直卖不动，半年就亏了近10万元。”
蒲燕萍买的是卧铺票，带着两个侄女，她说话时，手撑着额头，不时地朝窗外望望。“这趟回来，我想看看南充这边好不好做生意。听说地震过后，很多人家都要重新修房子，建材有点供不应求。要是可能，我们就回来重新创业。”
晚上10点40分，火车抵达南充车站。临下车前，朱小容说，他们两口子准备搭第二天凌晨的火车回营山。然而挂在出站口外的几条横幅让他们改变了主意。“返乡农民工就业咨询服务”、“顺庆区农民工用工信息”……“每条用工信息下面给出的参考月工资都在1000元以上，没有相关技能的，可以参加由当地政府提供的免费培训。”朱小容喜出望外，迅速拿出手机记下了顺庆区就业服务局的联系方式。
北京至四川T7次列车
三张面孔不同心思
本报记者 胡彦殊
11日12时55分，记者登上春运首日北京－四川的T7次列车，与600多名川籍农民工一道踏上回乡之旅。
“北京对于我来说已经过去，我可能再也不会去了。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但一想到和丈夫一起回家，心里就踏实了”
4年前，宜宾市长宁县锦江乡的罗天容去北京打工。夫妻俩约定，5年后，丈夫邓永生去北京接她回家。诺言提前兑现了——罗天容上班的一家商场因为销量下降，员工工资减少，她决定辞职。
夫妻俩买到了第5节车厢的坐票，但几大包行李把座位占了一大半，两人挤坐着，罗天容侧身紧挨丈夫，手一直扶着背后的行李。邓永生穿着黄毛衣，上面菱形的花纹很醒目，罗天容说这是她4年前织的。
罗天容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讲述想要融入北京的梦想，讲述努力打拼、工资一步步上涨的过程，讲述辞职前的复杂心情。也许是听出了妻子对北京的不舍，邓永生抓住她的手小声说：“农村人变城里人，不是那么简单的。”
对于未来，罗天容还没有具体打算，但她已经跟北京说再见了。“离开北京前，我们去逛了鸟巢、水立方、颐和园。我知道北京的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已经成为过去，我可能再也不会去了。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但一想到和丈夫一起回家，心里就踏实了。”
“过去我打工是为供儿子读书，现在他上大学了，我就想买份养老保险，将来不拖累儿子”
自贡市大安区的胡伟芳和在天津理工大学念书的儿子一道乘车回家。
母子俩坐在第4节车厢靠门边的位置，儿子在座位上打瞌睡，身体向母亲的方向倾，母亲则不停地往外挪，好让儿子睡得舒服一些。胡伟芳告诉记者，她一共打了两次工，20年前出去过一次，呆了3年，那时儿子还小，希望多挣钱，让儿子能有好的学习环境，能考上大学。3年前儿子考上了大学，她又出去了，目的就是挣钱供儿子读完大学。
去年底，她所在的公司关门了。她有些无奈地说，自己都50多岁了，没有一技之长，恐怕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工作。她又觉得自己很幸运，如果国际金融危机早一年发生，儿子恐怕要辍学。说起未来，她显得很轻松，“挣点钱给自己买个养老保险，不拖累儿子就行”。
“有段时间一心想做天津人。回家学会开车，找个女朋友，再修个房子，生活不会比天津差”
身穿绿色运动衫，灰白色的牛仔裤上开了几个洞，头发打理过——陈金波显得有些另类。他在第6节和第7节车厢的过道处找了个位置坐下，每次有人经过，他都小心翼翼站起来让路。记者以为他是回家的大学生，他如实回答，自己是遂宁市船山区西宁乡农民，之前在北京、天津做油漆工。
21岁的陈金波，已在外面打了3年工，修过手机，干过销售，前年开始当油漆工。他告诉记者，有段时间一心想做天津人，由于工作努力，工资从600多元涨到1500多元，但从去年8月开始，包工头开始拖欠工资，一直到回乡前才全部拿到。想换个工作，也不是那么容易了。
他一边说自己离梦想越来越远了，一边又开始憧憬新的生活——回去学开车，搞运输，再找个女朋友，修个房子，生活不会比天津差。
陈金波的回家打算和当初出去时的打算一样模糊，周围的年长者都笑起来，“年轻就是好，干啥子都不晚”。
采访札记
与返乡农民工一道追寻希望
本报记者 胡彦殊
飞奔的列车上，记者一直在硬座车厢中穿梭。车厢里挤满了人，没有买到坐票，但有丰富乘车经验的农民工早早占据了每节车厢头部的洗漱台，把行李堆在上面，自己则靠在台上倒头大睡。而没有经验的农民工则只能在过道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必须不停地站起来，给不断过往的人让路。
车上稀薄的空气使我处于一种焦躁的状态，我以为在这些大多处于失业状态的返乡农民工身上也会同样焦躁，但情况却并非如此，在我每一次与民工的交流中，我多了一丝轻松，“失业”这个词语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那么可怕，相反，他们却对未来充满期待。
我希望找到这其中的缘由，答案的寻求却并不顺利，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的大脑都和车厢的空气一样处于混沌状态，直到火车快要到达成都站时，我挤回餐车，坐在窗边，拉开窗帘，将视线从车厢内转向车外：车窗外起伏的山林像长卷画一样在我眼前展开，远远近近的坡地成为整幅画面的基础，线条舒缓、柔和，上面是郁郁葱葱的树木和竹林，其间升起的缕缕炊烟让我可以清晰的判断哪里住着几户人家；更大片的是褐色的土地，土地上的农民正在劳作，看不清他们的脸庞，但他们举起锄头，有节奏地向下挖去的动作，像剪影一样漂亮……
我想起了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发表的感言——《我在美丽的日本》，他找到了大自然与“日本人亲切慈祥的内心”的关系。回家的四川农民工宁静、豁达的内心，何尝不是与“我在美丽的四川”相关呢！农民工回家了，我们以及他们的亲人，会和他们一道面对困难，追寻希望。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