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受“农民工返乡潮”冲击 各级政府面临考验

　　本报驻京记者 王小波

　　“一夜回到解放前”，北京某媒体这样形容那些受危机冲击的白领们。实际上，最早最直接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并不是那些金融街的白领们，而是背井离乡流入城市的农民工。

　　或许他还在盘算到年底能给上学的孩子筹多少学费，或许他还在犹豫是否该给家中的妻小添一件体面的衣裳，由于工作机会的失去，现在他唯一的选择就是擦干汗水回家——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告别了那些生活条件恶劣而又让他们心存念想的工棚。这是自有“农民工潮”以来规模最大的农民工提前返乡潮，各级政府在这场返乡潮中面临考验。

　　打工子弟学校的冬天

　　1月8日和9日是北京市中小学期末统考的日子，早在十多天以前，北京的一些打工子弟学校却早早关门放假。

　　“学生走了一半。父母没活干了，不可能把孩子一个人扔在这里念书。”北京市赛伯学校校长郑建国说。奥运会结束后，大量农民工子女陆续跟着父母返乡。随着工厂减员潮的兴起，流走的孩子越来越多，这所学校由9月的500人减员到放假前的200多人。

　　与赛伯学校境况相似的还有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校长易本耀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波及，父母因失去工作回流到农村，该校学生流失了近两成左右。

　　一般情况下，打工子弟学校都在期末时收取下一学期书本费，以此确定这些孩子下一学期是否还来北京。位于回龙观附近的新龙学校有800名学生，现在只有200多个孩子预交了下学期的书费。

　　北京地区有40多万名孩子就读于打工子弟学校，明年会有多少孩子留在城市中，校长们均感到有些迷茫。生源的不确定性会影响到这些学校的教学计划和教职员工的聘用计划，很多学校都是靠租房或建造简易活动房来勉强维持运转，有多少孩子来上学关系到学校的生存。

　　回到农村

　　从去年10月开始，一批批农民工就背负行囊离京返乡。

　　“去年下半年我有两个项目签约了没有开工，业主那里钱到不了位。原来我雇着十几个工人，现在只剩下5个。”在北京从事建筑装修的廊坊人刘岩松说。刘岩松在北京从事这一行9年了，现在他遇到了滑铁卢。

　　同样从事建筑装修行业的河北人霍立刚在奥运会前雇佣了400多名工人，现在他的公司只留下一二百人。“如果明年行情持续不好，只好再减少用工数量。”霍立刚说。

　　定州人老孟这些天正为工人的劳务费发愁。“做了好几个活，开发商没钱给，11月份工人就回家了，现在我还差工人200万元工资。”

　　据这些业内人士估计，北京的建筑工地上约有1/6的工人来自河北，其中约有一半工人因为工程的减少而提前返乡。

　　刘岩华是河北大城县后边各庄村人，他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做了十几年木工，往年他要干到农历新年的前几天才回家，今年活儿少，他回家提前了3个月。刘岩华所在的村庄有200多人在外打工，现在80%的人都回家了，同刘岩华一样，大多数人因为找不到新的工作，在家无所适从。

　　“明年还是要出去找事做，我打算晚点出去，等危机过去，到4月份吧。我们这里人均3亩地，种地挣不到钱。”刘岩华说。

　　截至去年底，河北省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返乡40.8万人，其中，京津、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地区有近27万人返乡，省内务工人员返乡13.9万人。而农业部的数据显示，全国提前返乡的农民工约有近800万人。

　　已经预留的通道

　　“2008年中国政府面临两大挑战皆由美国次贷危机衍生而来，一个是出口受阻东南沿海大量工厂倒闭，工厂倒闭和裁员造成农民工的就业和增收难题，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又与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形成叠加。2009年将有610万应届高校毕业生需安排就业，加上历年没有就业的学生，超过700万毕业生需要解决就业。”社会学家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曹锦清说。

　　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波对中国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还无法估计。但是，农民工提前回家的脚步显示，他们已经成为金融危机的受害者。当城市无法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就业岗位和社会保障时，退回农村就成了唯一的通道。

　　事实上，这一通道在设计改革路径时早已预留了。曹锦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人多地少，人口和资源环境的承载力一直是制约中国发展的根本矛盾之一。无论是长期以来二元户籍制度的安排，还是延长土地承包期不搞私有化的安排，亦或是农村宅基地和自建房不得作为财产性收入自由流通的安排，都是为不能完全被城市吸纳的农村劳动力留下一条返乡的通道，为大面积的经济收缩留下退路。

　　“尽管城乡二元结构饱受诟病，现在看来，它发挥了一定功效，它吸取了欧洲城市化过程中的教训，避免了社会动荡。”曹锦清说。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直低于工业化进程，只有约10%的农民工最终能够完全融入城市，且大部分被城市低端服务业吸纳。中国的城市化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次危机还使我们重新认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小企业。”曹锦清说，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小企业吸纳了大量农民工就业，在工业化进程中，必须作好两条腿走路的准备。在巨大的人口基数面前，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将在促进就业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不能把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小企业和高新企业对立起来，应给他们平等发展的空间。

　　挑战还是机遇？

　　一些专家指出，农民工大批返乡，并非只有压力，还面临着机遇。

　　“他们带回技能、人力、资本，这对农业农村发展是一个机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崔传义对记者说。

　　在崔传义看来，大批农民工返乡至少蕴含着三层机遇：一是对于发展特色农业的机遇。过去，大批青壮劳力外出务工，留在农村的大多是老幼病残。现在农民工大批返乡将充实农村劳动力资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增添力量。

　　其次，这些返乡的农民工会促进当地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他们把经验和技术带回到家乡，会促进当地企业员工素质的提高。一些人如果回乡创业，也会为中西部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贡献力量。

　　另外，国家正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一些人仍然可以在家门口找到合适的岗位。同时由于国家加大了对农民工劳动技能的培训力度，他们在危机中充电后，将来会有更多选择。

　　“那些沿海的外向型企业没有了市场，现在农民工带着技术回到家乡就一定能找到市场吗？我认为，他们中的相当一批人将来还是要向城市流动，不如趁金融危机，国家从4万亿投资里拿出相当比例投入培训，培养一大批技术工人。”中国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说。

　　他的建议在一些地方已经变为现实，在河北承德等地，针对返乡农民工的免费培训已经开始。对近千万提前返乡的农民工来说，这是一个增收的严冬，也是一个积蓄力量的时机。

　　“如果中央和地方的新增投入能产生900万个就业岗位，农民工返乡的压力会有所缓解，如果今年到五六月份就业形势没有好转，那时候可能会是真正的寒冬。”曹锦清认为。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央和地方政府新增投入所能产生的就业岗位的数量和持续性，将关系到返乡农民工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