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火车票实名制的决策应有新思维

　　1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就春运火车“买票难”做出批示，称今年春运供求矛盾十分严峻，并要求铁道部要开动脑筋，研究采取若干便民、利民措施，并公布于众，以化解矛盾，确保春运任务顺利完成。回家过年，这一事关每个人家庭幸福的问题已经上升为党中央所关注的政治问题。胡总书记的批示不仅点到了火车票实名制吁求背后真正的原因，也指出了现实的解决办法。

　　实名制作为近年来每到春运我们讨论最多的一个话题，其中蕴含了中国人太多的期待。理想主义者以为实名制可以化解“一票难求”；现实主义者认为实名制存在诸多的法律、技术和现实中的死结；而悲观主义者则认为无论什么办法也解决不了春运这个中国式难题。

　　其实，我们不如中庸一点，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求最好，只求一个增量式的解决之道。实名制不能解决运力问题，那能不能解决公平问题呢？

　　———编者的话

　　对火车票实名制的决策应有新思维

　　王锡锌

　　火车票要不要实现“实名制”？这已成为一个重大的公共话题。几乎每年春运期间，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火车票实名制的问题都会一次又一次被推上公共讨论的风口浪尖。的确，这是一个老问题；但要想真正理解和回应这个老问题，政策制定部门需要新思维。

　　火车票实名制问题的提出，核心指向是“买票难”这一稀缺资源分配困境。春运“一票难求”需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火车售票窗口虽然越来越多，但许多窗口只是“象征性出票”。为求一票，普通公众即便通宵达旦排队，也往往只是做无用功；另一方面，窗口无票可售，但市面上由票贩控制的车票却供应充足。很明显，有相当一部分火车票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被“分流”了，并没有在窗口发售。稀缺资源不能直接提供给最需要的对象，却成为一部分人谋取暴利的手段。

　　很显然，这不是一种公平合理的稀缺资源分配方式。正是针对这种情形，公众希望通过车票实名制来增加资源寻租的成本，抑制“倒票”行为，从而使紧缺的车票资源以一种公开、公平的方式得以分配。实名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不是资源的增量，而是资源存量配置如何公平。

　　针对火车票实名制的公共诉求，铁路部门的确也做出了回应。早在2007年春运期间，铁道部发言人就指出：火车票实名制“不可行”。这一简洁的、但却不可商量不可置疑的论断，今年又在多种场合被一些官员重复，看起来口径一致、认识统一。但不难发现，主管部门对火车票实名制问题的否定性结论，其实还缺乏充分的事实、数据和逻辑的支持。公众沉甸甸的诉求，却被轻飘飘的“不可行”三个字打发，这就无怪乎很多人置疑主管部门回应的真诚态度和理性精神了。

　　许多人都会很自然地发问：既然认定实名制“不可行”，那就暗含着铁道部门进行了“可行性分析”。如果进行了可行性分析、调研、论证，那就应当将所有的数据、分析对公众公开，这既是公众知情权的要求，也有助于公众进行评议，行使参与权和监督权。不公开可行性分析报告就直奔“结论”，结论就苍白无力，就显得主观武断。

　　车票实名制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公共政策制定问题。公众通过切身感受提出了一个公共问题，并且提供了相应的解决方案。这个问题是否真实、方案是否可行，当然可以进一步讨论求证，例如通过信息公开、汇集各种意见、召开听证会、组织各方专家论证等方式，探讨问题，选择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个政策制定过程中，核心的要求应当是，信息充分释放和分享、交流得以在真诚和互动的程序中进行、方案选择考虑了不同利益的诉求。只有建立在有效互动基础上的公共政策制定，才可能更加理性，同时也更能获得公众的理解和认同。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在火车票实名制这一政策选择问题上，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基本要求还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

　　当代公共生活中的政策制定，需要改变那种由政府部门垄断话语、议程和方案选择的传统思维，引入一种面向公众的、开放的、互动的政策制定模式。这既是我们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应有之义，也是公众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的必要要求。一些政策制定部门面对公众意见和诉求，或视而不见，或自说自话，或武断定论，这既是不负责任的，也是行不通的。政策制定者对公众诉求和意见真诚倾听、认真考虑、负责的回应，这些恰好可以展现决策的开放性和理性精神。那种由政府“唱独角戏”，自编自导自演自娱的政策制定过程，不仅可能使政策偏离理性的要求，成为利益驱使下的工具，而且也将侵蚀公共政策的民主性和公共性，使政策的实施面临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