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票实名制部分地区已先行 2008年难启动(图)

    媒体来源：网络报

售票信息栏显示的几乎都是没票

心急如焚欲购票回家的外来农民工们

　　火车票实名制波折之路

　　“将购票人有关资料打印在车票背面，旅客购票乃至进站登车时，应凭其身份证上车，以打击倒卖车票的现象。”早在2003年，蔡茂松就建议实行火车票实名制。　　

　　2008年1月，北京。旧岁渐尽，天寒地冻。临近春节，有多少在北京的农民工正在工棚里做着火车票实名制的梦。

　　租住在肖家河一民房里的内蒙古小伙张照义，从2003年，就听说“实名制”了。他17岁出门打工，多年来记不清楚走了几个城市，回了多少趟家，但每次春节买票的经历都像疤痕一样铭记在心。

“为了买春节回家的票，我睡过火车站的过道、地下通道，被人赶过无数次，还被小偷抢过背包。”这个憨厚的小伙子说起往事心酸地笑着。他说：“他有身份证，换了两次了，每次出门的时候，他都记得带着它，他觉得这就是自己的一张通行证，出门走丢了，遇上麻烦或者病了，别人还可以通过他的身份证联系到家乡的亲人。而2003年听到要用身份证登记买火车票，他兴奋了一夜，觉得好像公平降临了，再也不用发愁买不到火车票。”

　　与张照义一样，很多出外务工的农民工最初听到火车票实名制时都欣喜万分，但今年“春运”的开始，打碎了无数外来农民工的“实名制”之梦！

　　“实名制”在不少地方已“先行”

　　“到家了！”1月26日，贵阳火车站一片欢腾，3000余名在浙江务工的贵阳农民工分乘由上海铁路局从浙江温州、义乌始发的两趟专列抵达贵阳火车站，农民工的妻子们高兴地迎接了她们出门一年的丈夫。

　　1月23日春运的第一天，上海铁路局从浙江杭州、温州、宁波、义乌市始发了4趟“农民工专列”，分别直达重庆、贵阳、阜阳、贵阳，把近万名在浙江务工的农民兄弟高高兴兴地载回了家乡。在随后的24号、28号、29号又各发一趟：分别是温州——武昌L508次；杭州——阜阳A430次；宁波——阜阳A460次。这是继去年浙江开设三趟“农民工专列”后今年的又一大举措，这7趟“农民工专列”和去年浙江一样，实行实名制购票。

　　2007年2月3日，由浙江省总工会牵头、上海铁路局等部门协商联合增开了专供外来务工人员乘坐的三趟“实名制专列”。专列的售票尝试实行实名制，由工会组织、详细登记购票人员的姓名、身份证号码、车厢座号，以防止“倒票”等违法行为，确保车票送到迫切需要他们的外来务工人员手中。

　　据当时媒体报道：“实名制专列”开通后：“从前带着干粮排两天一夜的队都买不到票的现象不见了。”浙江省总工会保障部副部长张汉林在2008年1月22日对记者说起这一举措仍掩饰不住兴奋，“从去年搞的情况看，没有倒票现象，遏制了黄牛党，以往有5年买不到票回不了家的农民工都能回家了。”

　　2007年，不仅浙江实行“实名制”，厦门火车站也实行了此制度，其下属的26家代售、代办点实行购票“实名登记”制，每卖一张火车票都要登记身份证，违者可能被关门。据相关媒体报道：厦门实行火车票实名制挤走了一批“黄牛”。厦门市民反映：实行“实名制”后，原本一些在售票门口徘徊的疑似票贩雇来买票人的身影看不到了。

　　其实早在2003年，重庆火车站就采取了在车票背面填写姓名，再由车站派出所盖章，旅客持有效证件方可登车的“实名制”购票方法。据当时新华社的消息，“从（2003年）2月6日实行‘实名制’以来，许多票贩子都因手中车票卖不掉、退不掉而眼巴巴看着作废”。

　　发起者

　　蔡茂松：火车票实名制契机已到

　　2003年7月10日，蔡茂松在《南方周末》上撰文“火车票实名制契机已到”，他在文章中认为：春运和节假日期间能买到热线车票、长途车票，已不单单是金钱问题，更成为权力和能力的显示。为解决火车票难购的问题，建议实行火车票实名制，将购票人有关资料打印在车票背面，旅客进站登车时，凭其身份证，以打击倒卖车票的现象。

　　蔡茂松的理论来源于重庆的实践和铁路部门在“非典”时期的做法。“‘非典’流行期，铁路方面采取填写健康卡的办法，一时上火车购票、进出站井然有序，再也见不到票贩子的身影了。”

　　附和者

　　陆端华：再次呼吁火车票实名制

　　最早站出来支持蔡茂松的是天津离休的大学教师陆端华。5年前，他在《南方周末》撰文“再次呼吁火车票实名制”，其中，他认真分析了火车票购票难的问题，提出让火车票像飞机票那样实行实名制管理。

　　反对者

　　江渚上：“实名制”限制公民权利

　　早在2003年蔡茂松建议“火车票实名制”之后，最早起来持反对意见的是江渚上（律师，香港大学法学硕士）。他认为蔡茂松对于火车票难购的问题进行机制层面的探索是有益的，但“实名制”的建议并不可行。

　　“实名制”本质上是以程序障碍限制公民的实体权利，在效果上则对公民社会活动权和隐私权造成了冲击。同时，火车票实名制下，可以设想，如果公民没有携带身份证，便不能购票；或者进站登车时忘记带上身份证，即使有票在手，也只能望车兴叹。

　　纪嘉伦：“实名制”的技术难度和时间成本太高

　　纪嘉伦教授认为，售票实名制有效实施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全国铁路售票、验票系统联网，要想在全国施行火车售票实名制，技术难度和时间成本太高，铁路客运流量大的特点也是实施的一大困难。

　　“买票难”现象的根源是春运期间铁路运能、运量与旅客需求之间的差距。在记者1月23日的采访中，纪嘉伦教授说，“我搞了40多年铁路研究，就我们国家目前铁路运营情况来说，赶快把人运走是关键，实名制不可能实行。”他还说，“赶快修铁路，火车票太便宜了，人们为什么不去挤汽车，火车500公里才21块钱。”

　　“实名制”人们还要等多久

　　尽管“实名制”引发了不少争论，但由于它的初衷是打击黄牛党，解决百姓买票难问题，大多出过远门，遭遇过买票难的人都盼望着它早日实施。但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个众望所归的方法一直呼吁了2年多未见实施的迹象。

　　在2006年春运前，人们又发出了“为什么不能实施火车票实名制”、“火车票实名制让人们等多久？”的质询。而2006年1月5日，《新京报》刊发的罗翥写的“建议推行火车票实名制”，更把“火车票实名制”推上了浪尖风口，文章建议推行“火车票实名制”，认为这是“解决买票难最有效的办法”，并且说这是遏制倒票、贩票等行为的社会成本最低的“一项改革措施”。

　　《人民日报》连续刊文表示：“从制度上来说，在我国，之所以无人炒卖飞机票，实名制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同样，推行火车票实名制，不仅能杜绝票贩子的产生，也是一项利国利民之举。”这些言论引发了关于火车票实名制的讨论，新浪专门就此作了博客专题。

　　“盼望着，盼望着，春节的脚步近了，在外忙碌了一年的人们期待着春节能与家人团聚，一张小小的火车票承载着太多的牵挂，而‘一票难求’的现象却给思乡梦涂上了一层阴影。年要过，家要回，如何让票不再难买，火车票实名制是否可行？”媒体们发出了这样的声音，而更多网友则尖锐地质疑：“火车票实名制是不可行还是不愿行？”

　　2008难启“实名制”新纪元

　　2008年1月8日，对多年来坚持火车票“实名制”的人无疑是冬天里最冷的一天，人们似乎是绝望了，就像泡沫一样突然破灭，他们由着性子在网上发帖，有人出语尖刻，认为是铁道部不作为，推卸责任，害怕损害他们的利益，是骂也好，出语尖刻也好，这个结论就像钉子一样钉在了所有人的脑海里。

　　“这是一种理想化的建议，我们没有考虑实行火车票实名制。”1月18日，紧随春运新闻发布会，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平静地给这个争论了4年的问题划上了句号。王勇平罗列了三点理由：首先，买不到票主要是因为运力紧张，而实名制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其次，春运期间客流量大，相当拥挤，铁路部门压力已经不小。而实名制将增加很多麻烦的程序，造成工作中更多的繁琐，导致旅客在高峰的时候不容易疏散。而铁路的发展方向是快捷、便利，繁琐的实名制并不符合。最后，实行售票实名制，最大目的就是为了打击票贩。但是如果票贩子瞅准了这片“市场”，为了获利，照样有其他渠道炒票。比如制造假身份证、假票据，这样一来实名制同样起不了作用。

　　“路漫漫其修远兮”，打击“黄牛”，解决百姓买票难有没有更切实可行的办法？“实名制”要不要继续探索实施，仍然是一个让人深思的话题。（本报实习记者 金晓霞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