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与杜致礼
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杨振宁（1992年） 中新社发 赖祖铭 摄
中新网1月21日电 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华人科学家杨振宁日前作客凤凰卫视，畅谈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中，有颗“我的中国心”，“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同时，他还回忆了上个世纪70年代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交往的轶事。本期节目内容摘录如下：
陈晓楠（主持人）：刚刚过去的2008年岁末，我们摄制组有幸和杨振宁先生相约，在他清华园里的归根居里拜访了他。
其实之前我们就知道，能够得到采访杨振宁先生的机会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因为杨老实在是太忙了。在2004年秋季，杨振宁教授亲自带了一学期大一的新生课，当时反响非常热烈。而前不久呢，他完成了他最新的作品集《曙光集》。现在他也还是每天要去清华研究中心上半天的班。一个八十六岁高龄的老人，他的精力、他的活力真的不亚于任何的年轻人。在杨先生高大宽敞的客厅里，我们坐下来聊了整整三个小时，而整个采访中杨老他的思维之敏捷、记忆之清晰、言谈举止间的生动与活力，真的让我们这些年轻人也不得不叹服。在杨振宁先生徐徐的讲述当中，我们感受着他波澜壮阔的人生。
如果没有学术活动，这位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大师每天都会走在清华园这条路上。这是一条从家通向办公室的路，也是一条他在心里梦回了千百次的路。
1971年的乒乓外交，让敌对了二十年的中美关系以民间交往的方式，迈出了战略性的一步。这一年也成为杨振宁人生里的重要转折。
陈晓楠：在1971年的时候，当时您是感触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迹象让您动了要回国的念头？
杨振宁：在71年的时候最重要对于我有大影响的是乒乓外交。然后又过了不少时候呢，《纽约时报》登了很小的消息。说是在那个以前呢，美国人的护照上有一项是说这个护照在底下这些国家不能用，其中一个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记得有四个国家。突然报纸上登了一个小消息，说是那个不可以用的那个国家的名单里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消掉了。那么这个很显然我能看出来，那么点小的消息您都看到了。很小的一个消息，我注意到了。所以我就知道啊，这是现在有文章在里头。
正是这种敏锐使1971年成为杨振宁人生里的重要转折。他立即计划重回故土，成为中美冷战期间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科学家。这也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美的外交前途铺陈出浓重的一笔。而杨振宁之所以做出了这样在当时看来很大胆的举动，则缘于一种纠缠于内心深处多年的中国情结。
1945年，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终于结束。中华大地上到处是欢庆胜利的喜悦。也就是在这一年，杨振宁在昆明西南联大读完了硕士学位，并顺利通过了清华的留美考试，即将远渡重洋去美国求学。
陈晓楠：当时您对自己的未来跟前途是怎么看的呢？
杨振宁：我非常自然的一条路呢，就是像我父亲他们那一辈，他们都是基本是百分之百的念完博士学位，或者念完博士学位做了一两年博士后以后，都回到中国来，变成了教授。所以当时我自己感觉，我的父母，我的老师都觉得杨振宁将来的前途呢就是他出去留学，再回来做教授。
陈晓楠：1945年的时候，离开家乡的时候，当时离别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情形？
杨振宁：只知道当天要飞到第一站到印度。那么我还记得很清楚，家里头收拾行李什么的都是我母亲管。她不讲话她就把行李什么的都整理好。我记得很清楚大家都没有流眼泪，大家都是很紧张。然后就送我到门口。可是只是我父亲一个人跟我坐了两辆，昆明那时候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电车，只有人力车，所以叫了两辆人力车，我跟我父亲就到了那个公共汽车站。我就上了这个公共汽车。然后我就看见我父亲就被人挤到后头去了，就看不见了。然后在里头跟同学讲起话来，差不多搞了一个钟头。我那时候就看不见我父亲了，突然我旁边那个美国人，跟我说你父亲在那儿，我回头一看呢，他挤到前头来了。那么他这个我父亲瘦瘦的一个人站在那儿，我才知道他已经在那儿等了一个钟头了，所以一下子把我憋下来的一个早上的感情呢就一下子爆发出来了。
抗战八年，几度流离失所的亲人；西南联大里，情谊深厚的老师和同学；还有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国家，为了追求科学，只能短暂的离别，然而这只是一场短暂的离别吗？
陈晓楠：那个时候没有想到再回来是二十多年之后了？
杨振宁：是。在我做博士后的时候呢，朝鲜战争发生了。朝鲜战争一发生呢，美国的总统杜鲁门呢就有一个法令出来，说是在美国，中国血统得到理工博士学位的人，不准回国。他这个道理呢是因为觉得理工的人，回去也许帮中国有武器制造什么这一类的。所以像我这一代的人在那儿，多半的人这些留学生都滞留在美国。
想起家乡，想起家人，杨振宁总会哼起一首歌。一首父亲教的歌。
杨振宁：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翼翼长城，天府之国，取多用宏，黄帝之胄神明种。这个歌的调子跟它这个字，我想是一代的青年人受到很多影响的。
陈晓楠：那个时候在美国华人作为一个学者来讲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当中能感受到歧视吗？还是非常平等？
杨振宁：我当时要想买一个房子，就是五十年代，后来我已经交了定钱。后来那个盖房子的人说是他要退这个定钱给我，为什么缘故呢？他说周围有些别人来看房子，听说有个中国人买了个房子在那儿，他们就不愿意买周围的房子，这当对他的影响很大。我当时气得不得了，找了一个律师，说是要打官司，那个律师说这个官司你打不赢的。因为没有一个这个地皮当初的地契里头，没有一项说是不可以有种族的歧视。所以他说这个打不赢。
不过在学术研究的领域，杨振宁并没有受到歧视。他追随二十世纪伟大的物理学家为师，进了芝加哥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以后，杨振宁来到了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工作。这里是举世认同的理论物理和数学方面的最高学府之一。杨振宁是这里的第一位华人教授。
杨振宁：我的办公室在这个楼里头，就是在那个楼上的最左边的那个。
事业顺利，爱情也不期而至。1950年，杨振宁遇到在美国读书的杜致礼小姐（抗日名将杜聿明的女儿——编辑注），两人一见倾心，不久就成家安顿了下来。在学术研究方面，这一时期成为杨振宁最为黄金的时期。1956年，他与李政道合作，摘取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年，全世界的华人都将目光投向了只有三十五岁的杨振宁。
媒体大幅报道后，很多人发电报向杨振宁祝贺。不单学术领域，还有唐人街做生意的华人。一个科学领域的年轻人做出的成绩，让全世界的华人扬眉吐气。
陈晓楠：要在这个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上做一番讲话，就是要发言，在这之前您是怎么想应该在这个时候说什么？
杨振宁：在拿奖的当天呢，晚上有一个很大的宴会。那个宴会有好几千人，国王跟王后主持的。在那个宴会里头，每一个得奖的人要给一个简短的演讲，十分钟的样子。所以我预先就想了一下子要讲的那些。我想现在看那个时候我的演讲呢，也反映我当时的整个的心态。
杨振宁演讲：我是拿到庚子赔款这个奖金出国的，我深深知道我是一个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的共同的产物。我一方面为我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自豪，一方面将奉献我的工作给起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它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
陈晓楠：杨振宁在颁奖晚会上的演讲透露了他在国籍身份上的矛盾心里。他在踏足美国十九年之后，才正式加入美国籍。而这个消息他其实很久都没有告诉自己的父亲。这其间，杨振宁情感上的矛盾与纠缠，恐怕是外人无法理解的。
杨振宁：对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作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我知道，父亲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这张照片1935年拍摄于清华园西院的一个四合院。因为父亲杨武之当年在清华大学任教，杨振宁在这里度过了八年的快乐时光。
杨振宁：这里面现在住着几家人？五家？我来看过这个地方。我七十年以前就住在这儿。那个时候只有一家。
陈晓楠：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气氛呢？在清华里面。
杨振宁：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清华园有一个围墙，我们都住在围墙里头。是一个学术空气很浓厚的一个环境里头。可是有时候我们几个小孩组织探险队。上哪探险去？走到外面去，走到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的圆明园，结果我们到那以后才发现，那有些乡下人在种田，那个时候圆明园里头有些田地，被些乡下人种了。我们到那个乡下人家里头去看一看的话，才了解到当时的这个贫困的状态，我记得我头一次看见的时候，在我身上起了一个震荡。
在清华园小小天地里，杨振宁对和科学有关的东西，有着一种痴迷。
熊秉明：我们养过的东西就是蚂蚁和蚕。
杨振宁：我还记得我有一回做了个实验，就是逮了几个蝌蚪来，然后每一个放在一个碗里头，然后用不同份量的盐，我给它放在里头。要看盐到多少了以后呢，这个蝌蚪就长不大，其结果呢我那个盐都放得太多，所有的都死光了。
陈晓楠：我听说您小时候有个外号叫“科学头”是吗？
杨振宁：这是一个名词，不过最常有的外号是叫大头。因为我那时候头是比较大，脖子又比较细。
陈晓楠：那时候您在数学或者在理科方面的天分很明显吗？就是在周围人看起来？
杨振宁：有一本叫做《神秘的宇宙》。我看了以后非常向往。因为它那上面是用通俗的语言，讲二十世纪初年物理学的大革命，相对论、量子力学。我看了以后当然神往，所以我这个事情我们家里都记得，我想我大概是初中二年级，回来就讲给我父亲母亲，说是这个简直是非常之妙的东西，我说我将来也要搞到这里头去，要得到诺贝尔奖。
这虽然是杨振宁童年时的一句戏言，但父亲杨武之对他在数学上表现出来的天赋早有察觉，在一张老照片的背面，杨武之曾写下“振宁似有异禀”的题字。
陈晓楠：那时候您的父亲他在对您的教育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呢？
杨振宁：他很快就发现了我这个数学方面东西懂得很多。不过他做了一个我从后来看起来呢，是非常正确非常聪明的一个决策。他不因为这样子，他就让我多学数学，中学二年级念完了以后的夏天，他就找了一个清华历史系的高材生，就在我父亲的办公室里头，他就教我《孟子》。
陈晓楠：当杨振宁在清华园里读着《孟子》的时候，院墙外面连年的战乱其实一刻也没有停过。1933年初，日军占领承德，威胁北平天津。激战的枪炮声不绝于耳，这也刺破了清华园的宁静。
陈晓楠：您自己第一次听到枪声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杨振宁：我那时候还在小学。我住在西苑里头，有一天半夜里头，我父亲从他的卧室里头跑过来，把我叫起来，把我带到他跟我母亲的卧室里头，还有我弟弟他们。那时候弟弟是个很小的孩子，都聚在一个屋子里头。然后我听我父亲跟我母亲讲话，我才懂。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听见有人从大门口进来，到了厨房里头，当时就觉得这可能是日本兵来了。觉得进了这个四合院，那是一个小的四合院，进来了，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办法。所以就把全家人聚在一间屋子里头。我想这样子待了当时觉得是那简直是很长的时候，我想其实不过20分钟，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觉得恐怕听错了。然后我父亲就去看，回来说是没有人。大门也没有被人打开。
很快，北平沦陷。身处华北的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被迫南迁，三校合并在长沙成立了临时大学。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把一家安顿到合肥老家弟弟那里，只身前往长沙任教。这个时候，杨振宁已经开始读高中二年级。然而上了不到两个月课，日本人的轰炸又来了。惶恐不安的一家人临时逃到了一艘民船上逃难。
杨振宁：我妈妈就把他们的棉袄拿来拆开，缝一些“袁大头”在里头。然后缝一张纸在上面，说是这个小孩名字叫什么，是杨武之的孩子。你如果找着这个孩子的话，请你跟这个昆明西南联大杨武之教授接触。随时准备要散到各个地方去了。
1937年底，南京沦陷。父亲杨武之所在的长沙临时大学，被迫迁往昆明。杨振宁一家人跟随父亲举家南迁。路上先要经过汉口到香港，然后再坐船到越南，几经辗转才到达昆明。到达昆明半年后，杨振宁就从高二直接报考了刚迁来不久的西南联合大学。在两万余名考生中，他名列第二，被西南联大化学系录取。
杨振宁：因为我父亲觉得我不宜念数学。他觉得数学太抽象与国计民生没有关系。陈晓楠：他很希望你能学一些很具体的东西，马上能够用在国家。
杨振宁：对，我没念过物理，可是因为要考大学的话，必须要考。物理也是一个考试的科目，所以我就借了一本《高中物理学》，自修。自修了一个月，这个月一修以后呢，我觉得这个物理比化学还要有意思，所以我录取了以后是化学系的学生。我一录取以后我立刻就去找化学系跟物理系的老师。说我想要改。
西南联大当时云集了国内一流的学者。其中物理系就有周培源、吴大猷、张文裕等学界领军人物。杨振宁在这里的学习，为日后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一时期，精神生活是富足的，而物质条件却极度匮乏。
陈晓楠：后来您到了西南联大，当时在西南联大求学的过程当中，其实物质条件也是非常差的是吧？
杨振宁：厨房他们抬一个大桶，很大。有这么大一个大木头桶里头装满了饭。抬来了以后我们很快就都学会了，第一碗饭不能盛得很满。你第一碗饭盛得很满，你吃完第一碗饭再去盛第二碗饭，就已经没有饭了。所以第一碗饭只盛半碗，盛半碗以后，第二碗再弄得很多。而且饭里头常常有小石子，还有麸皮没有弄好的。
陈晓楠：物质的匮乏其实还不算什么，日军飞机的轰炸让西南联大的不少师生都经历了九死一生的险恶遭遇。就是这样，杨振宁完成了大学和研究生的课业，而也正是在这里，好学的心被多名导师滋养，让杨振宁发现了物理领域的神奇与美妙。
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陷入高度紧张，敌对的情绪让不少身在美国的华人，迫不得已和家人断绝了关系。然而杨振宁对家人却表现了不同的态度。
杨振宁：我的态度是觉得，我跟我父母兄弟姊妹通消息天经地义。我不怕人来找麻烦。所以我一直是通消息的。有时候打电话，你可以想象得到在五十年代打电话，第一电话不像现在这么听得清楚。第二两方面都紧张，所以我记得有时候过年的时候打电话，打了五分钟，讲来讲去其实就是说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老是讲这个，其实并没有多少的。两边的情绪其实也都挺紧张的，一方面又很紧张一方面又听不清楚。所以其实讲完了以后觉得没讲什么话。
这样的电话联系远远解决不了对家人的思念之苦。尤其是杨振宁知道父亲生病住进了医院，更是思之心切。1957年，就在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前期，父子二人终于在日内瓦得以见面。
陈晓楠：那当时对您来讲，父亲第一次和您见面的时候，那已经是离您等于是离开国家离开中国，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了，当时你们两个父子两个人在日内瓦见第一面是什么样子的？
杨振宁：刚见面的时候就我刚才讲的是非常冲动。我父亲的表情也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心理状态。都表现在他的脸上。那么然后几天呢，就是大家都神情很紧张，因为要讲许多亲戚朋友的事情。然后渐渐的才平息下来。
这张珍贵的合影就是1957年在日内瓦见面时拍下的。这是杨振宁赴美十二年后第一次见到父亲，也是父亲第一次看到儿媳和孙子。父亲临别时写了两句话送给杨振宁：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这句话在日后成了杨振宁一生的激励。
后来的几年中，杨振宁又有机会与母亲和兄弟姐妹们会面。他了解到，其实父亲从第一次见面，就有一个欲言又止的想法。
杨振宁：我父亲出国这件事情呢，是我父亲是通过统战部接洽的。……
父亲当然希望杨振宁能够回去报效祖国。可是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的高潮中，在这种情况下，让杨振宁放弃他已经很有成绩的学术研究，父亲又实在是难以启齿。
杨振宁：我父亲自己是一个冲突，我妈妈就比较很清楚，她说不要回来，我自己呢，当然是也有这个冲突。
除了不愉快的讨论，父母所描述出来的中国，与杨振宁在美国看到的报道也是大相径庭。
陈晓楠：当时在美国的时候，您知道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那些变化，自己的家庭所发生的那些变化吗？
杨振宁：有一天晚上我父亲就跟我介绍中国怎么样，他说中国现在怎么好，怎么好。他说从前中国一根针都不会做，这是事实。他说现在不但是针可以做，可以做桥可以做飞机。
陈晓楠：1962年，杨振宁在日内瓦再次和父母以及弟弟杨振平见面。没想到，弟弟一出机场就遭遇了检查。不但所带的箱子要检查，甚至还要脱掉全身的衣服。而1964年他们一家人在香港见面的时候，隔壁住的也是以保护他们为理由的警察。杨振宁猜测这些都和他当年的核物理研究方向有关系。不过即使是这样，杨振宁并没有放弃每一次和家人团聚了解中国的机会。直到1971年，中美两国的关系出现了解冻的迹象，杨振宁赶紧打了一个报告联系回国探亲的事。生怕晚了一步，时局又会变了。
杨振宁：中国大使馆给我的签证不是在美国的护照上，因为中国不承认美国，美国不承认中国，所以它另外有张纸，一张白纸。上头贴了我的相片。然后说是这个人的，允许回国。也没说这个人是谁，当然讲了名字。没有说我是什么国的公民，就说是准许这个人到中国探亲访问。什么时候进中国，什么时候离开。
就是这小小的一纸签证，载着杨振宁回到他阔别了二十六年的祖国，回到了这片与他的生命有着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土地。
陈晓楠：阔别了二十多年之后，就是踏上这块国土，马上要降落的时候，那个时候心里应该也是很激动的吧？
杨振宁：我记得那个法航的飞机，是从巴黎起飞在路上停了好几站，最后一站是仰光。从仰光就从中缅的边境飞过来，飞过那个边境的时候，法国的驾驶员就报告，说我们现在进入中国的领空，我记得我当时有很大的震动，就是心就跳得很快。
那一时刻，激动的恐怕不只是杨振宁，还有很多知道这次飞行的华人们。他们关注着这个敏感时期，发生在杨振宁身上的会是什么。多年来两国的敌对和封锁，让他们完全不了解中国国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希望从杨振宁的中国之行中来决定自己今后的选择。
杨振宁：一清早，我就爬起来了。小弄堂有卖早点的，我弟弟给了我几个人民币，我买油条，给他钱。他说粮票呢，我说粮票是什么，他瞪了我一眼。我想不妙，赶快走掉了。
杨振宁：那么后来呢又走到离锦江饭店很近，有一棵树，有一个小男孩爬到树上去逮这个知了，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所以我就拿照相机给他照。我刚要照，旁边来了一个人，大概是他的父亲还是他的叔叔，他说不准照。然后他就问我说是你是哪儿来的，我一想最好讲实话，我说我从美国来的，哇，这个很稀奇，怎么来了个美国人。于是他说你不准动。他就去找了一个解放军，是一个十几岁的一个男孩，那个解放军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于是他就说不准动，我要去请示。他就去请示，到那个时候，已经围了好多人在那儿看这个事情。
最后还是锦江饭店的负责人过去解了围，物质供应的匮乏和文革中的紧张气氛还原了母亲眼中的紧张的中国。那么父亲眼中的进步的中国呢？
杨振宁：我的一个亲戚从吸鸦片烟，一个颓废的没有用处的人，变成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人。还有比如说是平均的知识水准，我小时候我想你在北京走在路上，95%的人都是文盲，现在你在北京要找一个文盲，假如不是年纪很大的不太容易。还有整个这个气氛不一样，就是抗战以前是没有一个全国的一个觉得有一些共同的命运，共同要努力的方向。
父亲与母亲两个人讲的话都是正确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就跟一个孩子的诞生一样，要有流血要有痛苦。中华民族二十世纪的经历，是一个浴血重生的过程，这是不可避免的。
回国后，杨振宁把想要见的老友列了长长的名单提供给接待人员，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邓嫁先。杨振宁与邓嫁先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在西南联大又是同学，后来先后到美国留学，邓稼先取得理论物理博士学位后，就立即回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两人失去了联系。后来邓稼先在中国两弹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贡献，远在美国的杨振宁看到了一些猜测性的报道和材料。这次见面，杨振宁想解开一个心中的谜团。
杨振宁：1971年我第一次看见邓嫁先，他送我到飞机场，我要离开了。我临上飞机以前问了他，我没有问其它，我只问他说是中国这个原子弹做的过程之中有没有外国人参与，他大概没有料到我要问这样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他说他觉得没有，他说他要去证实一下的。事后我知道他请示了周总理，周总理说你就告诉他，据实道来，所以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这个封信现在我找不着了，这是一个大损失。
那个时候我已经飞到上海了，他写这封信派专人到上海，王洪文在请我吃饭。在上海大厦里头，送信的人来说杨教授有一封给你的信，所以我当时就拆开看，邓稼先说他已经证实了说是，中国的原子弹除了在最开始的时候，是有苏联的少许帮助，主要的工作后来都是中国人自己做的，这个我当时起了一个很大的震荡，感情的震荡。所以我流泪了就去了厕所了。事后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会流泪，这个他要问我呢，我当然就得要想。我想这是很复杂的。当然一部分你想像我这样子的人，尤其是知道我父亲他们那一辈所感觉到的中国被别人欺负的一百多年的经验，遗留到我的身上来，那么今天中国人自己能做出这个事情来，这当然是很大的震荡。我想我对于我的朋友，能够做了这么重大的贡献，当然我是非常高兴的，是不是这里头也有个成分，觉得有点懊悔我没有参加呢，我想很深的感情通常都是很复杂的，我没法子能够分析出来有没有。
陈晓楠：1971年回国后，杨振宁去了长城，看了天安门，回了他童年生活的地方清华园。了却了二十几年心愿。而这之后他几乎每年都回国，有时一年还回来不止一次。杨振宁记得每年回来，周总理都会抽出时间和他见面，每次还会特别请他吃个饭。
杨振宁：周总理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下回也许我应该去向档案馆去找，他们准许不准许我看一下子，周总理对我的印象是什么。他一定有印象。那么周总理问了我很多的话，比如说是他对于美国的大学，是怎么样一个情形，从教授的待遇、学生的待遇，到美国的学生运动他都问得很细。
陈晓楠：1973年的时候您和毛泽东也见了一面吧？
杨振宁：就问我说杨教授你这回来，想要看见些什么人，想要访问什么单位，那一次呢我就突然发奇想，我就说我希望能看见毛主席。他们没讲话。第二天我再看见他们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讲得太唐突一点了，我就说对不起昨天我太唐突一点，要求见毛主席。他们说没关系，他说从外国来的人都要想看见毛主席。可是我以为这当然就是不可能了。
有一天，杨振宁突然被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周培源带进了中南海，他如愿见到了毛泽东主席。
杨振宁：毛主席、周总理、周培源先生跟我四个人坐在他的书房里头。那么谈了一个半钟头以后呢，他的秘书来了说主席时候到了。所以我们就站起来，结果毛主席他站不起来，他坐在一个沙发上，坐在我的右边，他一时站不起来。所以他就跟我讲，说你拉我一把。所以我就拉了他一把，拉了他一把呢就没问题，他就可以站起来，站起来以后走路倒没有问题。他走路慢，不过并没有问题。不是这样脚蹭着地板这样走的，还是正常的走的。走到门口呢，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跟我握了握手，还讲话。
这个话我原文还记得。因为我知道他是从心底里讲的话，他说我小时候呢也想在科学方面有一些贡献，后来没做到。现在我很高兴你在科学上做了一些贡献。这个话我会永远记得的。我还记得他问了我这么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在物理学里头，这个理论跟思想是占什么地位？我事后我当然想了，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我想他要想知道，比如毛泽东思想这个话，在这个别的领域里头，是不是也有思想跟理论的分别。
1971年到1973年，杨振宁四次回国。周恩来都请他吃了饭。1974年回来时，周恩来病了，江青请他吃了饭。与中国领导人的频繁接触，杨振宁引起了美国方面的关注。
陈晓楠：那个时候美国那样的社会形态当中，替中国说很多的好话，替新中国说很多的好话要顶压力吗？
杨振宁：回去以后呢，不到几天就收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美国CIA，他自己说他是CIA的一个人，他是很友善的态度，他说是听说你最近到了中国去一趟，我希望来跟你谈谈。他就从他皮包里拿出来一些文件，我说请等一等因为我不知道，他的文件是些什么文件，他那有的文件上面可能盖了图章说是秘密的，他将来回头说你看了秘密的，我并没看清楚，我说等一下，所以我把我的秘书叫来，我让我的秘书也坐在那儿，我们在整个谈话里头我秘书都在那儿，这个事情做得很聪明。
因为杨振宁在美国期间尽量回避了与国防有关的研究领域，才使得他没有被找出什么把柄。在美国各地，杨振宁的公开演讲没有停止，大批华裔学者消除了顾虑，纷纷回到中国探亲。一九七七年，有人发起成立了全美华人协会，杨振宁以他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被推选为会长。他们踏足美国的唐人街，希望团结当地华人，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中美建交。
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杨振宁和其他华人组织设宴招待当时访美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在这个盛会上，杨振宁发表了题为“建造友谊桥梁的责任”的欢迎词。
杨振宁：我们同时扎根于中美两大民族的文化，对增进两国间的友好和了解，肩负着特别的责任。没有两大民族间友谊的桥梁，世界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与安定。
2006年，杨振宁先生获得凤凰卫视等媒体颁发的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大奖。退休后的杨振宁又回到了清华园，他把自己的住所起名为归根居。
陈晓楠：2009年或者说在未来我们再往前走，中国再往前走更多年，您对这个未来怎么看？
杨振宁：1971年我回来，是我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现在又是30年了，这30年的变化，我曾经讲，从前我离开的中国是旧中国，1971年我回来的中国是新中国，可是今天我想应该叫做新新中国。这个新新中国跟新中国之间的距离，几乎可以跟新中国跟旧中国的距离来比。
陈晓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生的精神追求。杨先生几十年来牢记着父亲的那句话：有生应感国恩宏。而他这一生也在追求着修、齐、治、平的境界。已经走了近一个世纪了，但是仍然在路上。
(责任编辑：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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