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

　　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经济与金融学教授

　　俞乔

　　全球金融危机已将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拖入全面衰退。世界银行的《2009全球经济展望》认为，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降至0.9%，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普遍出现负值。

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将为4.5%，低于2008年的6.3%。此外，国际贸易将减少2.1%，25年来首次负增长。同时，国际劳工组织预计2009年底全球失业总人口可能升至2.1亿，失业率将达6.6%。美国官方数据显示月失业率达到了6.7%，IMF预计2009年美国失业率将达到6.9%。未来2年，欧盟的失业率将由2008年的7.0%上升到2009年的7.8%和2010年的8.1%。

　　2008年9月以来，各国当局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全面拯救行动。其一，为了提高流动性，缓解信贷市场萎缩，各国央行纷纷降息，美联储已将基准利率降至0-0.25%，欧洲央行的利率降至2.5%，英格兰银行降至2%，日本银行降到1%；其二，美联储、英格兰银行、欧洲中央银行、加拿大银行、日本银行及瑞士国家银行都大规模扩大货币供给总量，共向市场注入了近4万亿美元的基础货币与短期流动资金救市；其三，英、美、欧、日等国共拨付1万多亿美元，购买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股权及不良资产，避免主要的金融机构破产和金融体系崩溃；其四，包括美国、中国、欧盟各国在内的主要国家宣布的各类财政刺激方案，已达2万亿美元。这些支出（及支出计划）的总和已占全球GDP的9%。

　　现在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是，空前的财政支出与货币扩张的效果如何？世界经济的未来前景究竟怎样？从历史经验与经济理论外推，世界经济存在三种可能性。

　　首先，经合组织（OECD）在2008年11月预测了玫瑰色的前景。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在2009年都将是负增长，而2010年全面复苏。这一远景的隐含假设是，只要各国政府目标一致，联手大规模干预经济，财政开支与货币扩张迅速见效，市场信心将较快反弹，居民消费、私人投资、对外贸易、金融市场将逐渐恢复，未来两年内全球经济会出现明显好转。这当然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图画。

　　第二种可能性是灰色的未来：发达经济、主要是美国经济日本化。1990年起日本陷入经济衰退，日本银行采取了长期性的宽松货币政策，基准利率从1990年8月的6%降到1995年9月的0.5%后，一直在0-0.75%之间徘徊。同时，日本政府从1992年起，实施了凯恩斯式的财政刺激政策，在1992-1999年期间，各类扩张财政支出超过1.2万亿美元，这使日本国债与GDP的比例高达160%。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日本经济并无好转，经历了多年不景气与通货紧缩，现今又告衰退。目前美国的情况也类似。美联储的基准利率已接近0%，特别是美国国债已超过10万亿美元，随着奥巴马政府实施大规模财政开支计划，美国国债将接近甚至基本相当于其GDP的规模。美国经济是否会日本化？倘若低利率和高公共开支仍难以见效，美国经济将可能处于较长期萧条，从而导致全球经济回升乏力。.

　　第三种可能性则是黑色的前景：全球主要发达国家陷入经济停滞、高失业与高通货膨胀同时存在的新滞涨时期。上世纪70年代的两次经济危机后（1969—1971年，1973—1975年），发达国家陷入持续近10年的“滞胀”时期。虽然石油输出国组织涨价是诱发滞涨的直接起因，但更为深刻的原因在于，二战后发达国家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导致财政赤字、福利陷阱与经济低效。当前，美国联邦储备当局的扩张货币政策已无任何约束，这包含了未来通货膨胀的基因。由于基准利率已趋近于零，美联储的货币手段已转向数量供给，其资产已由去年的8938亿美元激增至2.3万亿美元，基础货币在短期内增加了157%。不过，由于金融危机使不确定性大幅度增加、市场处于极度恐慌状态，公众与机构具有极强的货币持有倾向，使得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乘数同时下降，出现了无限需求流动性的“美元荒”。但是，一旦恐慌消失、不确定性缓解，巨大的基础货币存量、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公众预期的改变、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乘数的回升等因素同时发生综合作用，在经济仍处萧条时，可能出现通货膨胀。

　　目前，金融机构和主流货币学者力挺美联储大马金刀、无拘束的放手一搏。来自银行的支持不难理解，这和其生存相关。货币学者的说法以哥伦比亚大学米什金为代表：可以采取一切货币手段先度过当前危机，而后在失业下降、经济回暖后相机收缩货币供给。但是，货币当局决策滞后、社会预期改变、流动性加速等的合力都不排除通货膨胀成为现实的可能性。

　　扩张性财政与宽松的货币政策仅是经济复苏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财政扩张和货币膨胀只是一种暂时性推动，而并非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在本质上，政府是财富的再分配者，而不是财富创造者。如果这类政策有所作用的话，仅仅在于作为信息载体及催化剂，促使社会公众与工商机构消除市场恐慌、转变悲观预期、引导“健康的”消费、投资行为而已。若非如此，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央行无限制提供货币将起到相反的作用，对经济产生极其不利的长期后果。根据1970年代发达国家滞胀和最近十余年日本的经验，若微观经济细胞失去活力，扩大政府支出及放松货币控制不仅难以扭转经济增长乏力的局面，而且会使情形更加恶化。

　　显然，全球经济的不同前景对我国公共政策的着重点、未来发展方向等方面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三十年风雨沧桑。改革开放将中国经济和全球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放眼环顾，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收益体，中国已与世界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互动阶段。与之伴随的是，全球市场的波动和逆转不可避免地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这表现为我国的实际经济变量（进出口额、投资总额、货币总量、国内生产总值、就业水平等）和名义经济变量（通货膨胀、资产价格、货币汇率等）受到由全球市场影响甚至决定。

　　迄今为止，中国遭受了两次比较大的外部冲击，第一次是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第二次是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在世界市场的边缘地区，对东南亚以出口为主的经济体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因为我国资本市场尚未开放，在危机期间，国外直接投资放缓，我国GDP增长速度降低，但进出口仍呈顺差，外汇储备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东南亚出口的下降被我国替代。虽然这是我国经济受到的第一次较大外部冲击，但经济基本面并未受损，对社会的影响也不显著。当时我国就业压力主要来自内部，即国企改造带来的城镇职工下工岗问题。1998年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增发国债/金融债，用于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建设投资。这使得我国的基础设施得到大规模的改善。但是，投资行业的产业关联较小，其扩张难以较快带动整体经济发展，并且，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对民间投资和社会公众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

　　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对外贸易的大幅度扩张。在国民收入中，净出口的比例在20%以上，而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例在60-70%之间，在大国经济体中这一比例高居前列。这种过度依赖海外市场的状况表明，世界经济形势的逆转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经济与社会产生极大的负面作用。

　　经济危机最大的破坏性是失业人数急剧增加，民众福利水平大幅度下降。与亚洲金融危机不同，这次危机对我国社会影响面很大，特别是对三大经济主体——农民工、中小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影响最为巨大。

　　这次危机发生在世界市场的中心地带，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通过国际贸易效应波及中国的出口型加工制造业。从2008年初开始，我国的国际贸易与去年同期相比，开始大幅降低。这对我国就业、特别是农民工就业带来巨大影响。由于工厂倒闭或者歇工，以百万计的农民工提前返乡。不过，严重的农民工就业问题将在今年春节过后凸现。

　　我国1.4亿农民工已成为产业工人的“主力军”。在第二产业中，农民工占全部从业人员的58%，其中在加工制造业中占68%，在建筑业中接近80%；在第三产业中的批发、零售、餐饮业中，农民工占到52%以上。

　　为了验证世界市场中心地区经济衰退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我们对1997-2007年中国出口和美国GDP、欧盟GDP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美国GDP对中国出口有显著正向影响；欧盟GDP与中国出口之间存在不显著的正向关系。这说明与美国经济对中国出口的影响远大于欧盟经济体。我们的实证分析进一步说明：美国GDP的增长率提高（降低）1%，中国出口将增长（下降）6.23%。由此可以推论：如果2009年美国GDP降低2%~3%，中国的出口将降低12%~18%。假设雇工与出口品生产量的比例（L/Q）不变，对雇工的需求将按同比例下降，对农民工的需求将会下降500~800万。此外，实证分析还表明，国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影响的弹性系数在0.6-0.9之间。如果国外直接投资下降10-20%，其产品三分之二外销，则我国的出口就会下降6-15%。由此关联到的农民工失业就会在300-700万左右。

　　上述实证分析仅考虑到美国GDP下降和国外直接投资下降，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就达到800-1500万人。若考虑全部国际贸易乘数和国际资本乘数的双重影响，制造业农民工失业总数的影响可能达到2000~2500万人，即为农民工在制造业就业人数的40-50%，占农民工总数的14~17%。

　　在我国制造业受到打击的同时，建筑业也正处于萧条状态。近十年来，全国房地产竣工面积达40亿平方米, 总投资超过10万亿元。未来几年内房地产市场主要是消化存量资产，将处于低迷时期。建筑业减少30-40%的就业岗位，就意味着上千万农民工失去工作机会。

　　由于我国制造业吸纳了三分之一农民工就业, 建筑业吸纳了20%的农民工, 这两个行业的停滞将使就业形势更显严峻，今年失去城镇工作岗位的农民工可能达到4000-5000万人，甚至更高。农民工大量失业带来的后果十分严重。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我国农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务工收入数倍于务农收入；相当部分外出农民工的承包土地已经被征为非农用地，或被经营性公司租用，回乡后亦无地可种；失业对农民工的心理冲击很大，农民工眼界已经开阔，组织能力较强，未来预期已然不同；对此稍有处置不当会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反弹。因此，农民工大批失业隐含着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稍有不当，将可能引起社会动荡。

　　此外，我国有900多万户规模以下的各类中小企业，大多集中在制造业领域。这些企业不仅提供了税收，而且更重要的是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国际贸易失速导致市场萎缩、信用违约、流动性缺失，使相当部分这类企业面临生存危机。我国还有近3000万个体工商户，主要集聚在零售领域和低端服务业。这些经济单位在外部环境逆转时受到的打击远大于其他社会群体。

　　2008年11月，中央政府及时地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政策目标从抑制通货膨胀转为保持经济增长。这一次扩大内需的政府支出中，民生开支与环境保护占26%，这是与亚洲金融危机时财政支出相比最显著的差异。地方政府也相继提出了以基础设施为中心的:18万亿元投资计划。这些开支对于防止GDP增长的下滑有一定作用，但对就业的拉动可能并不明显。GDP增长与就业的增加并不必然有一一对应关系。由于财政开支方向主要用于资本密集型的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对就业岗位的创造有限。

　　目前，各地政府已经针对农民工失业问题出台了一些相关政策与方法，但全局性的公共政策尚未明晰。并且，现有的公共政策尚未将帮助规模以下的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纳入中心视野。

　　总体而言，全球经济衰退带来的农民工大规模失业难以避免。解决这一问题不仅取决于我国的努力，而且还取决于世界经济的回升。如果全球经济能够在2010年全面复苏，我国出口导向的型制造业也可望较快恢复，在经历了不太长的经济周期波动后，重新提供上千万的就业岗位。但是，如果美国经济日本化或世界经济陷入新的滞胀时期，我国农民工再就业则很难在短期内缓解。这将是我国经济与社会面临的一个长期问题，必须有较长期的准备。在后两种情况下，创造农民工就业岗位将取决于我国真正转变为内外部需求平衡的经济体的程度与进程。

　　我国的内部需求不足与日本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过去十来年，日本内部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即将进入老龄人群占比例较高、退休储蓄高居不下，引发了过度投资和过度生产，导致经济增长乏力与价格下跌。我国内部需求不足则在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

　　来源：《中国经济年鉴》。

　　从经济层面来看，我国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挤压了居民收入增长的空间；相对增速较慢的居民收入内部存在分配不均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加大，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也进一步扩大。这直接降低了居民消费增长的能力。我国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在内最终消费在GDP中的比例的从2000年的65%降到2007年的39%，而发达国家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在70%以上。从金融层面来看，我国储蓄率高居不下，而储蓄率上升的主要在政府部门和大企业储蓄增加。国家积累了巨额财富，不得已转向国外购买金融资产以对冲流动性，而国内的融资需求难以满足。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存在制度性缺陷与障碍，使得经济增长的好处向强势利益集团转移。因此，只有深化改革、调整利益格局以启动国内需求，才能扭转经济增长与就业岗位过度依赖外部市场的局面。

　　扩大政府开支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在短期内，增加财政投入可能在一定程度保证GDP的增长速度；但长期而言，过度的政府开支将进一步恶化国民收入分配失衡的格局，对启动国内需求、形成内外需求平衡的可持续性经济结构不利。

　　在这一方面，广泛而公平的减税（费）政策对于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提高内部需求、激励经济单位的积极性，从而创造就业岗位、缓解就业压力有着重要的意义。总的来说，我国企业的实际税负过重，财政所入的增加高于企业利润上升；当前推行的增值税改革有可能进一步加大企业税负。同时，个人所得税开征点低，而且非常粗放，没有考虑供养状况与各种合理扣除。当前扩大财政开支也未能和减税结合，这将部分抵消扩张效果，并把企业与社会的支付能力转移给政府部门。根据我们对1997~2007中国建设性财政支出与私人部门投资的模型计算，政府建设性支出对于私人部门的投资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政府建设性支出每增加1%，私人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减少0.49%。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缺少制衡的既定环境下，政府的理性行为是更倾向于增加支出，而不是减税，虽然在实际效果上后者可能更好。增加财政开支能够集中配置资源，扩大政府的支配权，而降低税收则导致资源分散配置，缩小了行政权力。随着政府直接支配资源的不断扩大，政府规模必然自我膨胀，这种政府的自我膨胀广泛存在于所有国家，从我国过去的路径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因此，在制定与评价应对金融危机的扩张性财政开支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到对改善国民收入分配、鼓励私人部门投资的可能不利后果。在寻求公共开支的短期经济增长拉动效应时，也必须认真思考长期内是否会严重降低整体经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