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危机中更应善待农民工

　　危机中更应善待农民工

　　□本报编辑部

　　社会的弱势群体之所以弱势,不仅表现在社会发展成果的分享上,他们是分得“蛋糕”最小的群体,也表现在当灾难来临时,因他们所拥有的资源有限,而受到灾难侵害的几率和后果也最显著。

　　发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对大洋彼岸的中国经济造成了很大影响。而中国经济中,受到打击严重的又是以广东为代表的沿海外向型经济。在外向型经济中,又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企业首当其冲。因此,似乎顺理成章的是,那些背井离乡来到繁华都市里辛苦求生的农民工——这群最无助和无辜的人,却要承受这场危机最无情的加害。

　　我们的记者在珠三角地区,看到了这样一个卑微生存着的群体,在金融危机中的无奈和无助的真实图景,他们的挣扎和痛苦。这里有拿不到工资而用自己的方式发泄愤怒的农民工；有“打工9年,娶了老婆,剩了一辆摩托车”的农民工；有在倒闭的玩具厂里成为“留守的农民工”；有在“打工族服务部”过冬的农民工……

　　然而,若以为在金融危机中受到伤害的只有农民工,则大错特错。逃跑的毛织厂老板、领失业救助的破产酒店老板、生意萧条的工商业者,都是这场危机的受害者。这告诉我们,既然是在同一个生态系统中,在同一条生存链上,就没有人能成为危机的“幸运者”。

　　因此,面对这场历史罕见的危机时,我们必须同舟共渡,共克时艰,特别是要善待农民工。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受伤最深,也是为着中国的未来着想。改革30年来,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经济增长的奇迹,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亿多农民工的贡献和他们微薄的收入,是他们承受了改革、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很大成本,对外向型经济突出的广东等沿海地区来说,这点尤其明显。

　　美国金融危机这次之所以能对中国造成如此大的影响,根源在于中国长期奉行的高积累低收入政策导致内部结构失衡,消费疲软,从而不得不依赖投资和出口。这种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结构对一个大国经济体来说,只适合特定时期,而不能长期奉行。久之必然出现问题。从这一角度看,美国金融危机虽然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了很大打击,但充其量只起到点燃中国经济衰退导火索的作用。中国经济的问题根子还在自身,是我们内部的经济结构不合理,而结构的问题又在于分配体制。

　　要尽快使中国经济走出衰退的困境,并长久避免外部经济的剧烈影响,就必须将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向以内需为主,提振内需则必须扩大消费,要扩大消费就必须改变我们的分配结构,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上,加快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速度,让包括农民工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都能享受到国家更多的公共服务；二是在收入分配上,扭转目前劳动力过于廉价的局面,提升劳动力的价格水平。这是解决中国经济失衡同时也是维护农民工权益、提高农民工待遇的根本办法。

　　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只能一小步一小步改进。善待农民工,既要着眼于长期问题,也要解决眼下十分棘手的问题。对农民工来说,眼下最重要的问题自然是就业。而解决就业的方式,除了国家在基础设施的投资中吸纳一部分农民工就业外,最能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的,是在一些地方领导眼中不入流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在广东的外向型经济中,也是占主体。

　　因此,为了使中小企业轻装前进,除了降息、减免税费以及给它们提供尽可能周到的服务和便捷的融资外,当下政府还可采取财政贴息的方式,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以招收更多的人就业。国家应该规定,对中小企业招聘失业人员,按照招聘人数多少,给予相应银行贷款的利益补贴。另外,对于返乡创业和在城市创业的农民工,财政也可以为他们的创业项目贷款提供财政贴息。总之,对中小企业吸纳就业方面的补贴,应该成为中小企业的一项普惠政策。此外,对于失业的农民工,国家也可采取带薪培训的办法,提高他们谋生的技能。

　　金融危机是可怕的。但越是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我们越是要善待农民工,善待我们身边的这些兄弟姐妹,让他们感受到国家的关怀,感受到自己没有被抛弃。这其实也就在善待我们自己,善待我们这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