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把“高帽”往自己头上戴

　　《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记载：陈寅恪与鲁迅早在日本弘文学院时就是关系较为密切的同学。后来鲁迅在文坛的地位如日中天，在社会各阶层也极具影响力。然而陈寅恪却由于政治上的不受信任而跌落人生低谷，尽管如此，他却从未向人提起过他与鲁迅的交情，也没有顶着“鲁迅故交”的“帽子”明哲保身，更没有寻求鲁迅的声援，而是凭借自己孜孜不倦的追求和笔耕不辍的勤奋跃出低谷并修成正果，成为一代国学大师。他晚年解释说：“正因为鲁迅名气越来越大……怕言及此事被国人误以为自己是鲁迅说的"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有人说陈寅恪特立独行得近似迂腐。我们抛开后人对这位国学大师的争议不论，至少他身处逆境仍懂自尊自爱，不鄙薄自己这一点确有可圈可点之处。

　　著名史学家钱穆在北大任教时就曾受到胡适的青睐和举荐。一次，胡适生病，人们都争先恐后去探望，唯独钱穆按兵不动。事后有人责备钱穆不通人情，而钱穆却说“自己的才学与胡适的举荐并无关联，精于这种人情世故只会让别人误认为自己是攀缘附会之徒”。设想如果钱穆动辄将“胡适学生”这顶“高帽”戴在自己头上，其才学、情操也必被这顶“高帽”所遮挡，又怎会留给后人一个与胡适齐名，著有《国史概论》、《中国思想史》等60多部著作，在中国史学界独树一帜、德高望重的钱穆呢？

　　然而现实生活中有一种人，为了获取别人对自己的尊重，奉行“拿来主义”，常常“拿”别人的“高帽”戴在自己头上，总是在话语中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我是某某的部下（学生）……”“我和某某很熟”等等，借以抬高身价，获取别人的“仰慕”。当然，这或许能得到一些人的阿谀奉承，但更多的还是会招致一些正义之士的“白眼”。《说苑》有言：不修其身，求之于人，是谓失伦；不治其内，而修其外，是谓大废。为一时面子而“求之于人，不治其内”，以“失伦、大废”为代价戴这顶“高帽”，与自损、自贬又有何差别呢？

　　真正的智者，不仅不会把别人的“高帽”戴在自己的头上，即便是自己取得了“高帽”也不会炫耀显摆，随便戴在自己头上。因为他们懂得，古往今来，靠素质立身、凭本事处世始终是做人的正途。要知道，别人的“高帽”始终是别人的，懂得自尊自爱，才能找到那款真正适合自己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