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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海啸的影响会因对策而变化，而对策本身也会产生影响，所以，系统性思维，是把影响和对策这一对作用和反作用放到一块儿来整体考虑。
先来看虚拟经济，亦即以预期利润为依据的资本交易。由于国内和国际资本市场分隔，加之此前国内股市早已暴跌，“虱多不痒”，故而此次金融危机对国内股市冲击有限，反而将惠于国内经济刺激政策而逐步上扬；但国内房市情况则不同，房价高企，用于自住远高于商品价值，用于投资远高于资本价值，随着危机到来，一方面，房产的资本价值保持稳定甚至略有上升，具有抗跌保值功能（因为租价呈刚性而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但另一方面，房产的价格下行回归压力更大，两方面作用交织，房市成为金融海啸之下中国经济难以把握的隐忧。
再来看实体经济。危机传入国内经济体系之后，也是透过经济循环机制发挥负面作用的，即把整个经济拽入一个消费紧缩、生产萎缩、投资减少、消费进一步紧缩的恶性循环。应对的措施，就是要从一个或几个环节入手，扭转循环方向，引导经济从螺旋式下降转向为螺旋式上升。
治病讲究个对症下药，病因、病理等缺一不可。经济对策关乎千万人福祉，不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次危机是资本危机，是资本价格、资本价值回归正常水平的客观规律使然，所以，应对的关键，是要稳定资本价值，具体来说，一要稳定甚至提升预期利润，二要为预期利润实现创造条件。我们看到：当前央行降息提升了预期利润，减税提升了预期利润，扩大公共投资则为预期利润的实现创造了机会和条件。
然而，我们认为，当前既要考虑预期利润增长，又要考虑居民收入更快增长。为了在矛盾中寻求解决之道，我们还得严密考察影响预期利润的基本因素。
（1）企业预期利润＝预期收入－成本－费用（含利息）－税金 危机中，企业削减成本费用，包括裁员降薪，但这样只会让经济愈加萧条，为了打破这个怪圈，就要鼓励企业“多做加法、少做减法”，帮助企业增加预期收入，特别是持续稳定的未来收益。至于降息和减税，很明显，作用效果直接但作用空间有限。政策的重心，只能是想方设法增加企业预期收入。如何增加呢？
（2）企业预期收入＝国内销售收入＋出口销售收入＋补贴收入＋投资收益 危机中，扩大出口非常困难；政府向企业提供补贴，除了防止企业大量倒闭之外，多数将转化为利润，不利于化解分配失衡问题；至于投资收益，股息利息所得有限，只能寄希望于资本市场的全面上涨，但在危机中，唯有政府托市才有如此可能。除此以外，政策的重心，只能是想方设法提高企业的预期销售收入，也即提高国民的预期消费支出。如何提高呢？
（3）预期消费支出＝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民间投资＋政府投资 危机中，预期利润下降，民间投资萎靡，增加政府消费又于情不合，所以，政府投资往往受到青睐，成为弥补民间投资不足的有效途径，然而扩大政府投资确实能够维持消费支出的总规模，却也容易使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发生扭曲，影响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当然，如果投资是用于提升社会再生产公共条件（如基础科研）和降低社会交易公共成本（如交通通讯），则又另当别论。除此以外，政策的重心，只能是想方设法扩大居民消费，如何扩大呢？
（4）居民消费＝工资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储蓄 要让居民扩大消费，无非两个办法，或增加收入，或减少储蓄。
以上各项收入中，工资收入是劳动力商品等价交换所得，不可能有较快增长；经营性收入在危机中将有所下降；财产性收入主要是投资收益，同样只能寄希望于资本市场全面上涨，因而连同转移性收入一起，都严重依赖于政府的政策措施。也就是说，危机中的居民收入增长，只可能来源于政府。
那么，如果政府通过资本市场或财政转移提高了居民收入，能不能带动消费同步增长呢？不能，除非“百姓消费、政府买单”，譬如发放消费券，当老百姓被迫为未来储蓄的时候，收入增加很难转化为消费，所以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取决于“生老病死”的保障，即医疗、教育、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的完善。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面对资本危机，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真正对象，不仅仅是利率、税率等，而且是预期利润；根据国内经济受影响的程度，政府可以分别采取降息、减税、干预资本市场、扩大公共投资、向部分企业提供帮扶等政策措施。此外，短期强力措施是持续发放小额消费券（一次性反而作用有限），长期根本措施是增加居民转移性收入和完善社会保障体制。
真正考验中国经济的，并不是此次金融危机，而是在危机之后，即如何逐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从出口驱动转向内需驱动，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而要实现增长方式转型，首先就得实现分配方式转型，能做到这一点的，也只有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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