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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海啸的影响会因对策而变化,而对策本身也会产生影响,所以,系统性思维,是把影响和对策这一对作用和反作用放到一块儿来整体考虑。
先来看虚拟经济,亦即以预期利润为依据的资本交易。由于国内和国际资本市场分隔,加之此前国内股市早已暴跌,“虱多不痒”,故而此次金融危机对国内股市冲击有限,反而将惠于国内经济刺激政策而逐步上扬;但国内房市情况则不同,房价高企,用于自住远高于商品价值,用于投资远高于资本价值,随着危机到来,一方面,房产的资本价值保持稳定甚至略有上升,具有抗跌保值功能(因为租价呈刚性而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但另一方面,房产的价格下行回归压力更大,两方面作用交织,房市成为金融海啸之下中国经济难以把握的隐忧。
再来看实体经济。危机传入国内经济体系之后,也是透过经济循环机制发挥负面作用的,即把整个经济拽入一个消费紧缩、生产萎缩、投资减少、消费进一步紧缩的恶性循环。应对的措施,就是要从一个或几个环节入手,扭转循环方向,引导经济从螺旋式下降转向为螺旋式上升。
治病讲究个对症下药,病因、病理等缺一不可。经济对策关乎千万人福祉,不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次危机是资本危机,是资本价格、资本价值回归正常水平的客观规律使然,所以,应对的关键,是要稳定资本价值,具体来说,一要稳定甚至提升预期利润,二要为预期利润实现创造条件。我们看到:当前央行降息提升了预期利润,减税提升了预期利润,扩大公共投资则为预期利润的实现创造了机会和条件。
然而,我们认为,当前既要考虑预期利润增长,又要考虑居民收入更快增长。为了在矛盾中寻求解决之道,我们还得严密考察影响预期利润的基本因素。
(1)企业预期利润=预期收入-成本-费用(含利息)-税金 危机中,企业削减成本费用,包括裁员降薪,但这样只会让经济愈加萧条,为了打破这个怪圈,就要鼓励企业“多做加法、少做减法”,帮助企业增加预期收入,特别是持续稳定的未来收益。至于降息和减税,很明显,作用效果直接但作用空间有限。政策的重心,只能是想方设法增加企业预期收入。如何增加呢?
(2)企业预期收入=国内销售收入+出口销售收入+补贴收入+投资收益 危机中,扩大出口非常困难;政府向企业提供补贴,除了防止企业大量倒闭之外,多数将转化为利润,不利于化解分配失衡问题;至于投资收益,股息利息所得有限,只能寄希望于资本市场的全面上涨,但在危机中,唯有政府托市才有如此可能。除此以外,政策的重心,只能是想方设法提高企业的预期销售收入,也即提高国民的预期消费支出。如何提高呢?
(3)预期消费支出=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民间投资+政府投资 危机中,预期利润下降,民间投资萎靡,增加政府消费又于情不合,所以,政府投资往往受到青睐,成为弥补民间投资不足的有效途径,然而扩大政府投资确实能够维持消费支出的总规模,却也容易使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发生扭曲,影响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当然,如果投资是用于提升社会再生产公共条件(如基础科研)和降低社会交易公共成本(如交通通讯),则又另当别论。除此以外,政策的重心,只能是想方设法扩大居民消费,如何扩大呢?
(4)居民消费=工资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储蓄 要让居民扩大消费,无非两个办法,或增加收入,或减少储蓄。
以上各项收入中,工资收入是劳动力商品等价交换所得,不可能有较快增长;经营性收入在危机中将有所下降;财产性收入主要是投资收益,同样只能寄希望于资本市场全面上涨,因而连同转移性收入一起,都严重依赖于政府的政策措施。也就是说,危机中的居民收入增长,只可能来源于政府。
那么,如果政府通过资本市场或财政转移提高了居民收入,能不能带动消费同步增长呢?不能,除非“百姓消费、政府买单”,譬如发放消费券,当老百姓被迫为未来储蓄的时候,收入增加很难转化为消费,所以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取决于“生老病死”的保障,即医疗、教育、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的完善。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面对资本危机,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真正对象,不仅仅是利率、税率等,而且是预期利润;根据国内经济受影响的程度,政府可以分别采取降息、减税、干预资本市场、扩大公共投资、向部分企业提供帮扶等政策措施。此外,短期强力措施是持续发放小额消费券(一次性反而作用有限),长期根本措施是增加居民转移性收入和完善社会保障体制。
真正考验中国经济的,并不是此次金融危机,而是在危机之后,即如何逐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从出口驱动转向内需驱动,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而要实现增长方式转型,首先就得实现分配方式转型,能做到这一点的,也只有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