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前夕，听说《梅兰芳》正在热映，来到单位附近万达影城，打算买票瞅瞅。进得影城，但见熙熙攘攘，人潮如涌，十几个放映厅，电影排得满满登登。一小青年儿说，大爷您也想看《梅兰芳》？恐怕得排两小时，且等呢！看这阵势，知难而退，又不甘心，次日正逢周末，又到西单大悦影城，排队一个小时，终于得票一张，坐进影厅。
电影里，正好也有一火爆镜头，说的是1930年初，梅兰芳到纽约百老汇首演，原以为老外不懂京剧，此行凶多吉少，孰料连演两周，竟然好评如潮，场场爆满，把那位梅兰芳的铁杆粉丝加黄金经纪人邱如白乐得连呼“火了火了！”，激动得差点儿背过气去！
一个京剧火，一个电影热，一发生于1930年初，一出现在2008年末，看似“不搭界”的两件事，恰好都有一共同的时代背景：全球经济危机。如此巧合，说明什么？
时下有一说法，经济出现危机之日，正是文化繁荣昌盛之时。此说根据之一，是80年前那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当此时也，美国经济也是一团糟，然而奇了怪了，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文化，却是出人意料地一片红。首届奥斯卡颁奖礼，恰恰就在经济最糟糕的那一年隆重举办，而此后西海岸的好莱坞与东海岸的百老汇可谓双星辉耀，不但崛起于美国而且走红于世界，让全球几十亿人领略了美国文化的独特风采。
再举一例，说的是10年前那场来势汹汹的亚洲金融危机，虽然整惨了韩国经济，却恰恰激起了一股来势不小同样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文化“韩流”。至于日本“动漫大国”之确立，确也与其经济的波折与萎靡不振有关，则是比较有说服力的第三个例子。
说完3个例子，喜欢寻根究底的人就要发问了：为啥你这厢经济出了危机萎靡不振，那边儿文化反倒是一个契机，反而会乘势而上，蓬勃发展起来呢？
以“理论”分析之，原因大抵有三。
其一，经济萧条不振，恰恰需要给人以文化的心灵鸡汤。所谓精神与物质，形而上与形而下，从来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两翼，此起而彼伏，相辅而相生，这大概也是自然界的平衡规律。君不见物质产品极大丰裕，人们安居乐业之时，对文化和精神的要求恰恰也就低了、少了、浅了么？歌舞升平蛮好，浅唱低吟足矣。反之，民族危亡，国难当头，《黄河》之声震天响起！特大地震，轰然袭来，泪光中的诗篇和歌吟，让多少人心潮澎湃，挺起脊梁擦干眼泪！
其二，经济环境的坎坷与挫折，正好为文化产品提供了难得的创作素材。悲剧与喜剧，坎坷与坦途，矛盾冲突与安静平和，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容易产生伟大作品呢？结论不言自明。古人早有“文章憎命达”之说，遍翻古今中外名篇力作，大坎坷大曲折大动荡大灾难反而产生大作品，几乎已成铁律。
其三，物质产品生产大都必须以物质资源消耗为前提，而精神产品则几乎用不着消耗物质资源。这也是经济危机之时并不妨碍文化产品生产的一个客观原因。
以上3条，其一说的是需求，其二说的是供给，其三说的是条件。需求既然强烈，供给又很充足，条件还挺宽松，文化事业的发展，可不就噌噌噌噌乘势而上，就能够变“危机”为“契机”吗？
危机来了，文化咋办？这课题无可回避地摆在我们面前。
（作者系本报高级编辑）
(责任编辑：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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