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 终生都在叛逆期

　　阿来 终生都在叛逆期

　　跟“80后”什么的比起来，我们对这个社会的叛逆程度是他们多少倍啊。他们只是逞口齿之快，为了利益在扮演；而我们的理念就是有真实的自我，我们的叛逆是在反思这个社会，是对社会的批判，而非表面上跟周围格格不入

　　本刊记者 吴虹飞 发自成都

图本刊记者大食

　　作家阿来有点胖，在成都一家咖啡厅里，他劝说对方吃这一家的牛排，因为那是“最好吃的”。他有时无事可做，便坐在那里喝咖啡，没有人认出他来。相较阿来出生的那个只有20户人家却归4个土司管辖的小山寨里的人，他太像城里人了：挑剔吃喝，迷西方古典音乐，热爱女性、赞美女性——他说那是藏族人的天性，还会在朋友中“调查”“性和爱是否能分离”这样的问题。

　　他的一部小说和英国一家出版社合作，小说还没见影，出版社就预付了6万英镑版税。

　　过去，阿来算是比较孤僻的人，因为觉得“人没什么意思”。现在，他仍经常独自驱车前往青海等地，就在野外扎个帐篷住。阿来热衷于拍摄花朵，在有些清冷的家里，他为记者展现他拍的花。高原上有的花很小，他全给了很大的特写，仿佛在强调它们短暂的生命。

　　阿来的个人史近乎传奇：底下一大串兄弟姐妹的老大，光脚在山坡上放牛放羊的牧童，初中毕业后成了寨子里的水电建筑工，后来当上拖拉机手，而要握方向盘，他屁股下还得垫块板子，因为个头太小。他曾经想成为地质学家，却被分去当了乡村教师，去学校，汽车开到公路的尽头需要大半天，然后再骑上3天马，翻越两座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他是一个性格强悍的人。

　　两年后，阿来调到县城中学教历史，因为交8毛钱就能吃到肉，他去参加了一次“笔会”，开始写诗。诗歌遍地的时代，阿来崭露头角，直到现在他还认为自己的诗歌比小说好。

　　1997年，他被“借”到了《科幻世界》杂志，一路由编辑而主编而社长。1998年，辗转多处的小说《尘埃落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并获得当年茅盾文学奖。从放牛娃到作家再到文化商人，阿来走的，似乎是条同代人少走的路。若是有人说他写作方面没有进步，他非但不会承认，还会说写作不需要“进步”。

　　如果每天制造虚假的东西，

　　那我明天自杀算了

　　人物周刊：你出生在小村子里，童年记忆、家庭氛围对你有什么影响？

　　阿来：家庭影响不太多，我从小自己的想法比较多，大概10来岁的时候，强烈感觉这生活没什么意义，觉得人也没什么意思，而风景很优美，自然界很强大。小时候跟石头说话，跟树木说话，好像跟这些东西能沟通。

　　可能我跟其他作家不太一样的是，自然在我的作品中始终是一个角色。我现在还需要不断返回大自然，晚上在草原上、车子旁边扎一个帐篷，睡在里头，什么都不想，不下雨，打开帘子看星星；下雨，关了帘子睡觉。经常这样。

阿来在马尔康

　　人物周刊：西藏本土文化对你有影响吗？比如小时候听到的那些在民间口口相传的神话？

　　阿来：听过很多，也写过一篇论文说这个问题，叫《文学表达的民间性》。藏族文化没有书面的东西，文字都是佛经或对佛经的阐释，它是宗教的，不表达日常生活，除了神职人员都是文盲。这样，口传文学的力量就显现出来，有意无意间老百姓都享用一种集体记忆。一个村落有一个村落的故事，一个家族有一个家族的故事，一个部落有一个部落的故事。

　　口传文学的好处是每天都变化，今天这个人讲，他会添油加醋；明天另一个人讲，他会修改，所以越改越好，而且是无意之中的。很多民间故事，后来有了寓言、象征的特点，而这些恰好跟80年代传入我国的西方现代文学有相通之处，那时候我们才认识到原来这样的东西在我们民间一直都有。我意识到之后对民间文学做过比较细致的研究。

　　人物周刊：看你的履历，可以说你是地道农村出身，小时候大部分时间是在放牧，1976年初中毕业，当过拖拉机手，这段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

　　阿来：就是决定我这辈子的一个倾向。比如说下乡，都是一个班的同学，城里人披红戴花，好像要去做什么，我们就是回家。我尤其反感一些跟我同时代的作家，写知青受苦受难，你们他妈的去了几年就受苦受难，另外的这帮人就万劫不复，祖祖辈辈？这么多作家到中国的乡村，没人跟农民站在一起，都觉得他们受那个苦就是不应该的。而我是在那一边的，直到今天我情感上还是那一边的。

　　大家经历同样的事情，为什么对有些人是伤害，对另外一些人就不是呢？为什么不能站在全人类立场上来写呢？我们看问题只有两个角度：以个人角度写，没有身份，不是工人、农民，不是共产党、国民党；如果需要一个群体的话，从全人类角度想一想。中间任何一个角度，工人的角度、党派的角度、国家的角度、民族的角度，都有很多谎言。有一帮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了，就写成了伤痕文学，城里人下乡，就写出了知青受苦文学，别的中国人就没受苦吗？后来他们上了大学，现在政坛上什么坛上风光把持中国大权，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想到中国农民了吗？

　　人物周刊：你从乡村教师变成《科幻世界》编辑、主编，是否也是个主动向知识阶层渗入的过程？

　　阿来 ：没有，我早就是知识分子了。当时《科幻世界》需要我，又没编制，就把我借用过去。我从编辑到主编也就是一年时间。我愿意去是因为那块政府不大管，有市场化的可能。现在时髦的提法叫“文化产业”，当年还没人提这个。

　　人物周刊：有没有觉得文化的市场化跟文化的品格是不太相容的？

　　阿来：我办那个杂志，提出我们的企业文化。我说我们不是卖酱油的，我们制造的是文化，我们的企业文化，就是赚钱加限制。我们希望能有一点点开启民智、传播知识、弘扬正义的东西，如果对象是青少年，我们至少是帮他们建立科学观、培养他们的想象力，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每天讲怎么娱乐怎么休闲，制造虚假的东西，那我明天自杀算了。所以我说，别弄什么镀金大字写什么“走向世界”，就是赚钱加限制。我们现在做文化没底线，媒体就知道广告、发行，把市民阶层往下拉，市民本来就庸俗，你再给他加猛料……

　　这么多年的文化发展总是滞后，事前不明白，事中我们为了短期目标假装不知道，一定要到无以复加才开始处理。文化已经在所谓产业化上走，一定要等10年、20年以后毁掉了一代年轻人再提出挽回，但是很不幸，肯定不是在我们这一代。

　　人物周刊：什么原因使你决定离开出版业？

　　阿来：两个原因：一是个人原因，因为要写小说；二是对出版业失望。我并没有经历特别巨大的变故，我真的愿意把它归结成个人原因，就是对现实的极度失望。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做法相当于一种文化上的自杀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