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火车票代售点的秘密
约半个小时里,大约有十几个人在代售点进进出出。有的到窗口说两句话,拿上票,就匆匆离开。有的则站在一旁,焦虑地走来走去,不停地打着电话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晓 吉林报道
1月19日上午10点左右,吉林省吉林市九台街客票代售点。
一名穿红色羽绒服的男子一边打电话,一边焦躁地在这个仅有二三十平方米的房间内走来走去,脸上挂着谄媚的笑容。说了几句话后,他将手机从售票窗口递给了售票员。隔着玻璃,能看见售票员频频点头。几分钟后,红衣男子轻松地拿到了当晚到牡丹江的卧铺车票。
“电话那头让我说话小点儿声,说是今天有检查的。”红衣男子放低声音对同伴说。接着,他小心翼翼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喃喃着:“也没觉得谁像检查的啊。”
此言一出,周围等着的五六个人心照不宣地对视了一下,笑得都有些不自然。
“xx打电话来了吗”
“这个窗口买的票都是有领导批了条子的。以前是批条子,今年为了不留证据,改打电话了。”该站铁路职工李昭(化名)向《望东方周刊》透露。
据了解,神秘窗口的前身是售票大厅的16号窗口,不久挪到了寄存处楼上的18号窗口,之后搬到了某宾馆的代售点。到2008年,又转战至九台街。“16号窗口尽管在售票大厅紧里面,可当着大庭广众递条子,那些买票的老百姓瞅着就来气。”李昭解释说。
九台街位于车站不远处,但与熙攘的车站有着天壤之别。短短的小街上,只有几家饭店和小卖部。再往里走,能看到沿街两扇灰突突的卷闸门。两扇门中间挂着“客票代售处”的牌子,很不起眼。每天早上八点半,右侧的卷闸门会准时打开,下午四点,又会被拉上。
售票窗口里面,两名售票员除了卖票,不时地接着桌上的电话。桌子上的登记表上,写着买票张数,在“工作单位”一栏,留下的则是电话号码。
“你也是等站长电话的?”一名穿米色大衣,梳马尾辫的女人小声和本刊记者搭讪。得到肯定答复后,她点点头,自言自语地说:“不找关系,哪儿能买着票啊!其实,能不能买着,还得看找的是哪个领导。”
1月19日上午10点至10点半,约半个小时里,大约有十几个人在代售点进进出出。有的到窗口说两句话,拿上票,就匆匆离开。有的则站在一旁,焦虑地走来走去,不停地打着电话。
“××打电话来了吗?” 一名年轻男子把车停在路边,冲进来就问。售票员不慌不忙地拿出四张去大连的票。年轻男子看过皱了下眉头,“能给我两张下铺吗?有老人和孩子。”“没有了,一共就剩10张了,给你留了四张。”售票员客气地解释。“能买到就不错了,还挺挑。”旁边有人小声嘟囔着。两三分钟之后,年轻男子带着满足的笑脸离开。
上午11点,是代售点下班时间。将近11点时,穿米色大衣的女子还是没有等到站长电话。她告诉本刊记者,因为有检查团来的缘故,站长开会去了。而她的丈夫则在一旁着急地把头往墙上磕,“这要一年多几次春运,这墙还不得被磕烂了啊。”男人用标准的东北口音开着玩笑。女子木讷地看了眼丈夫,走到售票口问:“11点以前站长不会打电话过来了吧?”售票员同情地看了看她,说:“够戗了,下午一点以后再来吧。”夫妻俩沮丧地离开了九台街。
1月20日,按照代售点提前10天售票的规定,卖的应该是1月29日(正月初四)的票。当天上午,本刊记者在九台街代售点注意到,这里多了两个武警战士站在售票窗口两侧。每进来一个人,他们都会投以警惕的目光。买票的人比前一天少了很多,清静的大厅里,一度只有两名售票员和两名武警。
一位车务段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两个武警战士是负责维持秩序的,“别看来这个点的人少,大家门子都硬,来了谁都不排队,有时候甚至能为争一张票打起来。比方说两个人全是一个领导批的,凭啥给他不给我啊?”
这位工作人员说,他来替领导拿去上海的车票,但由于站长开会,还没打来电话,只得耐着性子等,“我们车务段自己买票也困难,不过再难,车站的票也都得给我们留一些。而且再难,站长手里多少都得有点儿。不过要说买票,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市里。”
而当本刊记者就此事对吉林站客运主任高景瑞进行采访时,他称自己并不清楚是否有所谓的内部窗口,并称站长手上“应该不会有票”,“因为管得太严了,那对我们来说就是红线,谁触谁马上就完。”
前20位差不多能买到卧铺,之后的就够戗了
同样是1月20日上午,九台街二三百米外的火车站售票大厅早已人山人海。排在前面的人们横七竖八地坐在凳子上。卖北京票的窗口前,一位老人告诉本刊记者,他从前一天晚上六点多就来等着了,“我要买初五的,已经排了一宿了。”而此时,距离晚上八点的发票时间,还有近10个小时。
“以前是早上八点发票,就是为了不让老百姓排通宵,才挪到晚上八点的。没想到这样一来,他们排的时间更长了。”李昭感叹着。正在大厅维持秩序的乘警高金祥告诉《望东方周刊》,有的人已经排了两天了。
“其实我可以托朋友买票。”正在排队的一位当地人告诉本刊记者,他的很多同学就在车站工作,一个电话过去就能给解决了,“可托朋友买票得请人家吃饭,至少也得花上100块钱,所以,还是自己排着试试吧。”
晚上八点左右,售票大厅的大门紧紧地关着。上百人守在大厅外,一些警察和工作人员忙着维持秩序。
“里面正卖票呢,卖完了你们才能进去。”挂着沈阳铁路局工作牌的职教专员王玮向《望东方周刊》解释说,五点多时,售票厅大门就关上了,“那里面满满当当的,怎么也有上千号人。八点发票,八点半应该就卖完了。”
王玮说,“你要想买明天晚上售票的车次,最好今天晚上就在这排着。”
八点刚过,售票大厅出口的门打开了,买到票的人在警察的疏导下,从人群中拼命往外挤。一位刚买到去天津车票的老人一脸兴奋地说,他不到凌晨四点就过来排着了。“我是第15个,前20位差不多能买到卧铺,之后的就够戗了。”
售票大厅门口等着进去的人们或扒着头往里面张望着,或和周围人打听买票的情况,不时能听到一声声叹息。当天,吉林市下着中雪,最低气温在零下20度左右。
票是啥?票就是钱,是人情
“谁都别跟我提买票!一提就闹心!”李昭苦笑着对本刊记者说,“最近这两年,我们内部职工都买不出来票。你问我票哪儿去了,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就是没了。”
据内部职工透露,春运期间,火车票已经被分得支离破碎。“就我们观察,票额一个是各地分了,也就是预留票;一个是内部分了;再一个就是票贩子倒卖了。”李昭透露说,预留的是少数。这些年,由于内部改革,吉林站归了吉林车务段,领导也多了起来。“有时候站长也没办法。比方说路局领导找站长买票,站长不给买,那不好交代。前两年,真正拿到网上面对公众卖的票,能有50%就不错了。今年查得严了,估计能好点儿。”
“以前写条子也有讲究呢。”50多岁的铁路员工陈彤(化名)告诉本刊记者,写着“协办”字样的条子,属于可办可不办的。有时领导抹不开面子,就这样对付过去。“拿着这样的条子去指定窗口排队,不一定能拿到票,人家会告诉你卖完了。还有一种条子一看就是必办的,这些都有说道,内部人士一看就明白。今年就不行了,怕被媒体曝光,怕被检查组抓着,全改打电话了。”
陈彤笑着说,改打电话后,免不了出些内部问题,“前几天,领导打电话给一个人批了一张票,售票员登记的时候故意写七张,剩下的自己落下了。最后查出来,把领导气得够戗。可是也没证据啊,因为没条子了,谁都没法证明。”
李昭告诉本刊记者,是有烦人的时候,但也是个权啊。“票是啥?票就是钱,是人情!”
对50岁的陈彤来说,火车票带给他更多的是哥们儿。方寸之间,他收获了很多友情,甚至做人的尊严。
上世纪90年代,陈彤被调到了客运部门,当起了客运员。而此前,他只是铁路某边缘部门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我在那个部门待了18年,根本没人理我,开同学会大家也想不起来叫我,因为你什么都不是。等调到客运,朋友就多起来了,哪儿的朋友都有。人就这么现实。”
当了两年客运员后,陈彤摸到了门路。几年下来,大家也都认可了这个讲义气的老实人。“别的我不敢说,就今年票这么难买的时候,分管票务的领导就跟我说了,只要我找他,肯定没问题。”除了托人、找关系,陈彤有时也自己排队买票,“今年说不让铁路职工买票,即便是排队也不行。有时候朋友求到了,没办法推,我就乔装去排队。”
陈彤说,前些年每到春运,他都能挣上两三万。“有时候不是我多收人家钱,而是春节过后,人家就找我来了,说是要么给你买了笔记本吧,要么送你个手机吧。其实钱不钱的都无所谓,最重要的是能交到这么多朋友。”
异地通勤制度也使火车票变得紧张起来
2008年春运,沈阳铁路局曾提出过“谁批票谁下岗”的说法。“当时我们全都信了,都跑到售票大厅排队买票。”铁路职工张丽(化名)对本刊记者说,“我们都寻思这次票能多点儿。结果,我们一个同事就排在第四位,愣是没买着。那年票也没见多,也没见谁下岗。”
张丽认为,近年来,票越来越难买,和铁路局自身改革多少有些关系。
“先是把吉林站归到吉林车务段。到买票的时候,车务段领导就先把票扣下了,车务段光副段长就有五六个,再加上书记、副书记什么的。内部普通职工都买不到。”
张丽透露,异地通勤制度也使得火车票变得紧张起来。“异地通勤,也就是说,我们吉林站的职工每天得有百八十人坐火车去长春上班,这样一来,车上几十个座位被铁路职工占了。春运期间也不例外。改革的时候说是为了节能、减耗、提效,现在看来,有限的运能还被铁路职工占去。”
2007年改革至今,管理上难免出现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主要是上下不衔接,一些弊端都暴露出来了,比方说运能组织不当。”李昭告诉本刊记者,夏天旅客少的时候,有些车居然会加车,好几节车厢空着;到了春运运力不足的时候,反倒加不出来了车厢,“据说把车调到南方了。另外就是动车组的问题。旅客去买票,售票的告诉人家,只有站票了,想坐着就买动车组去。有的旅客为了省点儿钱,说站着就站着吧,结果上车一看,空着两节车厢都没人。人家一看就特生气。”
总觉得社会挺不理解春运的
从售票大厅一侧的小门进去,便是吉林站站长办公楼。“以前我上楼找站长批条的时候,看到门口有不少同样等着批条子的人。”张丽透露。而今,这个小门紧紧地锁着,上面贴着的纸上写明,春运期间,不能随便进入。如有要事,得跟相关联系人提前打招呼。
“这几年压力越来越大,每到春运,人都忙得连轴转。可总觉得社会挺不理解春运的。”吉林站客运主任高景瑞对《望东方周刊》说,他曾经在春运期间连续在办公室住了40天。他的办公室一侧,摆着一张单人床。
据统计,今年春运期间,吉林站预计旅客100万人,日均2.5万人,同比增长2%。“吉林属于欠发达地区,外来打工的人不多,所以节前很多车坐不满;到了初五、初六、初七,从外面回来过完年的人又都往外走。这三天的票就特别困难。”吉林站纪委书记郭子涛告诉《望东方周刊》。
“今年在售票组织上,车站与公安部门、武警部队一同维持售票秩序。”高景瑞说,光武警就有30人,到了每晚八点发票的时候,一些科室干部也要上岗,帮助维持秩序,“为了避免售票员有什么违规行为,每个售票员身后都有人盯着。”
1月20日晚上,买到正月初五车票的老张乐呵呵地对本刊记者表示,今年管理确实比往年严很多,“以前都是给排在前面的50个人发号,有的人拿了号就回家歇着了,等该发票了再过来,那些一直排着的人肯定不让啊。今年改成两个小时点一次名,要是你两个小时没到的话,就把你名字勾下去。”老张说,他本来拿到的是25号,最后挪到了17号,“一人只能买两张,而且据说三天内,要是同一个人再来买票,就会被抓到。”
乘警高金祥说,他们重点打击对象就是票贩子,“今年还没有抓到,吉林这地方卖高价票的本来也不多。”但车务段的一位工作人员却透露说,很多票贩子雇了老年人来排队,一人买两张。这种看起来完全正规的方式,公安部门也没法打击。
“春运之所以这么难,还是因为运力严重不足。”高景瑞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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