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因素左右以色列兴亡 灭国可能成现实(图)

2008年12月31日，在以色列空袭一座清真寺后，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在废墟上举起绿色的旗帜。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争端始终是国际社会的焦点，也是左右以色列兴亡的重要因素。

　　以色列难逃灭国？

    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争端始终是国际社会的焦点，也是左右以色列兴亡的重要因素。

　　南都周刊编辑：张厚 文：Marie 编译：潍

　　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仍未完全平息，转眼间大选即将来临。2月10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即将拉开帷幕。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内塔尼亚胡、工党主席巴拉克、前进党主席、现外长利夫尼将角逐下任总理。问题是，新总理能让以色列摆脱战争和冲突吗？令人惊奇的是，伊朗总统内贾德挂在嘴边的“以色列灭国倒计时”或许终将成为现实。

　　如果说以色列总理是这个世界上最难担任的官职恐怕没有人会反对，无论具备怎样的政治才能和智慧，都难以在这个职位上大获全胜。建国60年来，以色列一直没有摆脱战争和冲突；而在下一个60年，如果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世界发生巨大改变，以色列能否继续存在？这是新总理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事实上，除非以色列放弃对争议领土的执着和对“两邦制”的排斥，否则灭国不可避免。

　　灭国因素一：人口

　　阿拉伯人主导“看不见的威胁”

　　在沙龙之前的以色列总理，唯一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最大程度实现犹太人复国的终极梦想，那就是在约旦河和地中海之前的土地上，实现犹太人的独立自治。

　　但是在1948年立国之后，以色列人不再盲目幻想能完全实现这个梦想，他们意识到，想要完全忽略巴勒斯坦人的建国梦想而实现自己的强国梦是不可能的。以色列人已经厌倦了战争，厌倦了巴勒斯坦平民的哀号，甚至厌倦了军事上的胜利，因为不再有享受军事胜利的资格和心情。

　　数不清的以色列普通民众只是希望能和巴勒斯坦人和平共处，各自有各自的国家，互惠互助，这就是多少年来激励着一辈辈政治家和和平爱好者的“两邦论”。拉宾、克林顿、阿巴斯、布什??20年来都在为这个“两邦”的理想状态努力斡旋，可是，忧心忡忡的以色列人发现，“两邦”存在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以色列终将成为一个类似在曼德拉出现之前的南非那样的国家——多数人被少数人统治，执行种族隔离。

　　比军事袭击更强大的力量是人口构成上悄无声息的变化：以色列目前人口是710万人，其中540万是犹太人，160万是阿拉伯人。如果加上居住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阿拉伯人，后者的人口数量已经占上风。同时考虑到阿拉伯人的高生育率，很快两者的人数差距就会扩大。

　　现在美国硅谷已有超过4万以色列人，在美国的以色列移民超过50万人。让以色列领导人担心的是选择移民他国的都是最聪明、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犹太人，这种趋势让人不安。以色列国防部长巴拉克说：“对于政府最大的挑战是让以色列成为具有吸引力的居住地，有最前沿的科技，最好的教育和文化，最舒适的生活环境，如此就算在美国出生的年轻的犹太人也愿意来这里。如果做不到这个，在这里出生的孩子最终会流到其他国家，这是个严重问题。”

　　或许就是这种“看不见的威胁”让沙龙最终放弃了刚上台时坚信不移的梦想，开始同意承认巴勒斯坦建国；也正是人口构成上的变化让奥尔默特说出“以色列人如果要坚持作为犹太人国家，就必须放弃部分领土”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如果以色列仍旧执著于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随着时间无情流逝，最终结果很可能是以色列成为一个犹太人占少数，阿拉伯人占多数的国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就好像一个被打乱的鸡蛋，蛋黄和蛋白混在一起，无分彼此。但是今天，世界的民主文化已经不再允许类似早年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出现，也就是说阿拉伯人要按照人口数量获得相应的民主权利和投票权，以色列作为犹太民主政权的梦想何在？

　　灭国因素二：信心

　　犹太人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故事

　　从执政后期的沙龙到奥尔默特，再到即将当选的新总理，心头最重的任务恐怕是如何保护以色列继续存在，无论是军事上、政治上、制度上还是人口构成上，都要最大可能地实现“两邦制”，尽一切可能避免出现“一盘散蛋”之结局。

　　这绝对是世界上最艰巨的政治任务，从以色列总理的官邸构造就能看出。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政府机构就是一个军事基地，周围被武装士兵层层包围，总理的办公室在基地最中央，完全与外界隔绝，中间有好几道武装人员分隔。从拉宾遇刺以来，从以色列开始定点清除哈马斯领导人开始，以色列总理成了世界上保安最严密的人，他的办公室是一间没有丝毫装饰、没有一个窗户的幽暗空间，就好像在深海下的潜水艇。

　　这艘“潜水艇”暗示着以色列人心底深深的不安全感。该国著名文学家大卫·格罗斯曼说：“担心以色列不再存在的恐惧无时无刻不伴随着我们，尽管我们试图压制，但只要它穿透我们的意识，其力量可以麻痹一切。”在以色列，作家对政治的干预程度是美国或者其他地方不可想象的，格罗斯曼曾公开表示反对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的军事行动，认为这只能激化冲突。

　　“你必须承认这个事实，世界上的所有其它宗教，甚至包括西方宗教，都不曾真正承认以色列人的意识形态。对于自身的存在，我们充满不自信，尽管表面上以色列拥有一个正常国家的所有特征，但我们还是不相信这已经是个国家。甚至连犹太人自己都认为：我们是一个故事，其他国家阅读的故事，但是如果是一个故事，就一定会有终结的一天。”

　　外界似乎难以理解以色列人对于国家未来会有这样悲观的担忧，因为这个国家，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取得了笑傲历史的巨大成功。事实上，犹太复国主义成为20世纪最成功的民族主义运动。但是60年的独立并没有给以色列带来地区内的合法存在，尽管两个邻居埃及和约旦已与其签订和平共处协议，但时至今天，以色列仍然是被广大的阿拉伯大海包围的小小孤岛。

　　内部存在的威胁也日益不容忽视。1967年的巨大军事胜利带来的是随意的、不停止的占领行为，诱发出一支扭曲的、报复性的、反民主精神的犹太复国主义，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就是最好证明。这些定居点严重削弱了以色列在国际社会的合法性，也阻碍了巴勒斯坦人的现代化进程。定居点的存在破坏了以政坛的和谐性，众多党派对此持极端态度并埋下起义和内乱的隐患，而这个国家，在岌岌可危中，绝对无力承担任何内乱。

　　灭国因素三：后盾

　　当美国率先向以色列倒戈

　　新当选的总理，无论属于哪个党派，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无论同意巴勒斯坦建国与否，他（她）必须为以色列考虑以下国之根本的问题：这个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它犯过什么错误，现在的敌人是谁？

　　不容怀疑，以色列存在的目的是成为独立的犹太人国家，因此获得全世界认同是历任总理共同情结。奥尔默特在接受《国土报》采访时曾说：“如果最终两邦制破灭，我们面临的只能是像早年南非一样的格局，巴勒斯坦人、恐怖分子和犹太人一起争取民主权利，一旦如此，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就宣告灭亡了。”

　　以色列获得西方世界支持的主要力量是在美国实力强大的犹太人团体，这些团体把持着美国的金融、艺术、设计领域，他们是以色列的强大后盾，可是一旦以上情形出现，这些最支持以色列的人会首先成为倒戈的人，因为这些犹太人团体会说，他们不可能支持一个非民主的、不给所有居民平等投票权的政权。

　　梅纳赫姆·贝京于1977年至1983年任以色列总理，是1978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他的和平成就主要是在接受了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有关戴维营协议的谈判，与其就西奈半岛以色列全军撤离与埃及军队返回问题达成了一致。奥尔默特表示，当时的贝京实在是具有远见卓识。“贝京在1977年就明白以色列不可能占有加沙和约旦河西岸，他比我聪明，如果他现在依然在世，一定会支持以色列从西岸撤军。”

　　戴维·本·古里安，以色列的第一任总理清楚阿拉伯世界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敌意，但他1934年时对阿拉伯领袖们说：“犹太人将给巴勒斯坦人带来幸福，你们没有理由反对。”他所说的“幸福”应该是更高的技术发展，更好的卫生环境和更多经济机会，但是对方回应说：“我们宁肯再贫穷几百年，到时候自己发展。”

　　的确如此，今天的巴勒斯坦一贫如洗，他们的民族运动或许是20世纪最失败的解放运动，这份失败让很多穆斯林打消了亲眼看见以色列灭绝的念头。可是犹太人呢？他们得到什么呢？距离终极梦想越来越远，人口比例越来越少。

　　所以，以色列新总理首先要保证犹太人活着，其次要保证他们呆在这个国家，才能向他们讲述复国的伟大报负，否则不需要多久，阿拉伯人的预言就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