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候鸟天堂
村民眼巴巴看着成片粮食被天鹅啄食
《望东方周刊》记者李蔚、王开 南昌报道
家住昌邑乡昌北村的陶学柏,每天清晨都要去田间放牛。从2008年的九十月份开始,他常常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朦胧的晨雾中,一群群的天鹅、大雁、野鸭从鄱阳湖上飞来,聚集在田埂上。
飞鸟的数量十分惊人,黑压压地盖住一大片田地。各类野鸟争抢着吃稻子,天鹅庞大的身躯还压倒了好些稻谷。
陶学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最多的时候,大概有七八百只天鹅。过去也有鸟吃稻子的事情,但从来没有像去年那么多。”
“鸟”口夺食
昌北村农民眼巴巴看着成片粮食被飞鸟啄食,因为候鸟保护站的工作人员说,不许打鸟,只能想办法把鸟轰走。
在保护站的建议下,村民们在田边燃起了鞭炮,希望能靠响声把飞鸟吓跑,但收效甚微。村民陶茂檐告诉本刊记者:“鸟都是晚上人睡觉了以后来的,白天大部分都飞走了。”
每到阴雨天,鸟就会成群结队地飞到田里来觅食。下过雨的早晨,下地的农民总要心痛地面对田间的一片狼藉。
在平常的年份,陶学柏家种植的30多亩地,可以为他带来一万多元的纯收入,但是2008年的收入一下子降到了2000元不到。
他皱着眉抱怨说:“平时一亩田可以收1000斤稻子,今年才收了300斤,还有被鸟踩倒的稻子,收割工钱也更贵了。”
像陶学柏这样损失惨重的农户在昌北村比比皆是。他估摸了一下,说:“大概有三四十户人家。”因为没有收成,这些被飞鸟夺走口粮的农民只得离乡外出打工。
昌北村党支部书记陶文革为村民的生活伤透了脑筋:“大概损失了70%,500亩地都被天鹅糟蹋了。”
村民到野保站了解,据说政府会对损失作出补偿,但补偿多少他们心中无底。
人进湖退
事实上,人鸟争食的老问题在鄱阳湖由来已久。过去该矛盾集中体现在鸟类捕食养殖鱼上。
鄱阳湖是中国淡水渔业的主要基地之一,鱼类达90余种,以鲥、银鱼闻名。在湖区的小镇上,随地可见晾晒的鱼干。数据显示,鄱阳湖区共有13370多艘专业渔船,5万多名没有田地的专业渔业人口。
2003年,为了给候鸟保留一个良好的栖息地,位于鄱阳湖保护区中心位置的大湖池养殖场改制,94名职工买断工龄后被遣散。这些习惯了水上生活的沿湖居民生活失去了供给,不多久又偷偷地跑回湖区捕鱼。
2007年9月18日,永修县接管了大湖池养殖场,以财政拨款解决了鄱阳湖保护区大湖池养殖场94名职工的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险问题。
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罗盛金副局长介绍说,2007年,江西省政府曾耗资1000万元,专门解决人鸟争食的问题。
人鸟争食的背后,是人进湖退。保护区之外,湖区承包人围堰堵河、“竭泽而渔”的现象非常普遍。1月17日,本刊记者在恒湖农场附近的湖区采访时,发现在冬季裸露的湖底,筑起了不少1米到5米高的围堰,有的甚至长达20多公里。就在看湖人的小棚屋外,也沿着屋子筑起了围堰,围堵圈占河湖水域。
村民介绍,“水低好分湖”,围堰堵河在鄱阳湖水位处于历史同期最低水平的2006年底尤为风行。待枯水期湖水逐渐退却后,被围堵的鱼类搁浅,围堰者就可“坐收渔利”。
野保站介绍,这种野蛮掠夺破坏了野生鱼类的正常洄游繁衍和鄱阳湖候鸟的食物源,更破坏了鄱阳湖水底生态和湿地生态系统,反过来缩小了渔民的捕捞领域,激化了人鸟争食矛盾。
“保护候鸟,首先要保护它们的栖息地。所以,我们保护区现在努力想办法,要把湖权租赁下来。否则很难防止放水捞鱼的现象。”罗盛金副局长告诉本刊记者。保护区已出资320万元,租赁了部分围堰堵河现象严重地区的20年湖权,但“难度很大,影响了利益集团”。
采砂和种杨
另一个直接威胁候鸟生存乃至整个鄱阳湖生态环境的现象是非法采砂。当地有“采砂船一响,黄金万两”之说。
新建县一位村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永修地区采砂的人最多。”据称,在2008年以前,从永修到湖口水道,可以看到数百只吊砂船、采砂船、运砂船拥塞水面,一些船只甚至侵入长江主航道。
功率几千马力、两三层高的大型采砂船“吸砂王”,一次作业就可将水深30米、半径60米范围内的砂石吸个精光,形成100米宽的大坑。而随着河床的破坏,鱼类不但找不到地方产卵,螺蛳、小蚌这些鱼类的美食也全被吸尽,湖底走向“沙漠化”,鸟类也就失去了食物来源。
1998年开始至2003年,有江西省相关部门开始规划治理鄱阳湖,情况有所控制,但并未从根本上遏制无序采砂的状况。
2008年4月1日开始,江西省在鄱阳湖实施了全面禁止采砂措施,希望让这个全国最大的淡水湖能休养生息。在新的采砂规划出台前,鄱阳湖尚处于全面禁采状态。
湖区还曾经历过一场席卷12个县市中的11个,达到19.83万亩的“种杨热”。签订的种树合同面积更达到79.88万亩。
“种杨热”始于2003年,当地政府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让外来公司在鄱阳湖湿地大量种植速生杨。如此,基层政府可以得到一定的土地租金和税收,农民也可从杨树的栽种和维护中提高收入。
但保护区的副局长刘观华告诉本刊记者:“杨树的根系会吸收、蒸发大量水分,使湿地旱化,破坏湿地的生态环境。”
对于是否要平毁杨树,江西省委与新建县政府最初存在两种意见。大汊湖保护站站长伍旭东告诉本刊记者,面对强行植树者,他们的执法人员有时只好选择自己站在树坑那边:“你要挖的话,就先挖我!”
2007年初,经过多次论证,江西省决定,不准在鄱阳湖吴淞高程17米以下湿地上栽种任何树木;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栽种的杨树要在一个月左右全部铲除,在试验区以及吴淞高程17米以下栽种的杨树,三年内必须全部砍伐,今后不准栽种。
杨树林虽然伐毁,但罗盛金告诉本刊记者:“砍掉的杨树又冒出了枝丫。”
“控湖”之忧
围绕鄱阳湖这“中国最后一盆清水”,还绵延着一场“控湖之争”。
所谓“控湖”,就是通过筑坝方式把鄱阳湖的水拦起来,由人来控制湖水的进出。
这个设想最初源于上海寄生虫病研究所在1972年提出的一份主题为“鄱阳湖出口建闸,蓄水灭螺,结合综合利用资源”的报告。
1982年,江西省科学院牵头开展了鄱阳湖区综合科学考察,“控湖工程”被列为“战略主课题”。
因为有不少专家对控湖方案提出质疑,论证工作进行了多年。直至2008年初,江西省提出建设“鄱阳湖生态水利枢纽”的设想,表明“控枯不控洪”,将水利工程的主要作用,由防洪为主要目的,转为水资源配置保护与开发利用。
但关心候鸟命运的人士仍忧心忡忡。鄱阳湖保护区某官员透露:“我们希望能把湖面控制得尽量低些,好让候鸟有东西吃。原来计划把水位控制在18米以上,经过呼吁,现在已计划降低到16米。”
新建县林业局野保站的陈小斌站长、熊副站长对本刊记者明确表示:“我们是反对控湖的。控湖之后水就不能流动了,会影响湿地生态,破坏候鸟的生存环境。”
江西省人民政府参事、江西省生态摄影研究会名誉会长宫正,则在2007年通过媒体警告:“如果鄱阳湖实施了‘控湖’工程,鄱阳湖将成为第二个滇池,第二个太湖(蓝藻污染)、洞庭湖(鼠患)。”
与此同时,鄱阳湖的“一湖清水”面临严峻的生态挑战。据江西省环境监测中心站调查,“八五”期间,鄱阳湖湖区水质达到国家地方标准二类水质;“九五”期间水质监测结果,全湖平均只有64.2%的断面为Ⅱ类水质,30.5%的断面为Ⅲ类水质,5.3%的断面为轻度污染类水;“十五”期间,水质基本在Ⅳ类至劣Ⅴ类之间;2005年开始,鄱阳湖正缓慢地向富营养化发展。
2006年10月,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周铁农率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团赴江西,就“鄱阳湖水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进行视察,视察结果令人惊讶,江西省仅有一份《鄱阳湖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规划大纲》,鄱阳湖的调蓄功能、生态功能怎样,湖区有多少资源可利用,没有人清楚。
2007年4月,国务院领导作出批示,要求切实保护好鄱阳湖的生态环境,使之永远成为“一湖清水”。
2008年,鄱阳湖打破了一年两次枯水期的规律,共经历了四次枯水季节。对着浑浊的一片湖水,新建县恒湖村的村民告诉本刊记者,过去,鄱阳湖的水清而长江水浊。现在的情况倒过来了,鄱阳湖的水很浊而长江的水较清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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