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中的天网

　　“天鹅村”虚实

　　“谋杀”天鹅的凶手究竟是谁？

　　黄先银的举报牵涉到南昌市新建县的联圩和昌邑两乡。

　　其中，昌邑乡的曹门村更是被一些知情人称作端不掉的“天鹅村”。

　　“逢年过节，如果有亲戚来了，家里吃不到天鹅肉，那可是件丢脸的事。” 对于捕捉天鹅在曹门村的盛行，黄先银如此描述。

　　黄称，伸向天鹅的黑手来自承包湖面的养鱼人。

　　本刊记者调查得知，权属曹门村的湖面共承包给5个人，分别是潘晓明、潘晓华（音）等父子3人，以及陶姓和叶姓男子各一人。

　　1月17日，当黄先银领着本刊记者及县野保站的工作人员来到恒湖村时，一名头戴黑色绒线帽的男子骑着摩托车上了湖区堤岸。经过黄先银身边时，他轻声地咕哝了一句。

　　“他就是那个姓陶的。那天拿刀要砍我的，就是他。”摩托车驶远后，黄先银苦笑了一下，“他说，你小子又带记者来了。”

　　受到威胁的不仅是黄先银本人。“赚这个钱，是要冒着生命风险的。”载着本刊记者出发寻找“天网”的摩托车司机说道。也是他载着《江南都市报》的记者下堤去找“天网”，那一次把他吓得不轻，“那些人拿着刀在后头追。”

　　对于曹门，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显得有些无奈。因为有部分区域不属于保护区管辖范围，昌邑乡的曹门、昌北一带甚至出现过村民集体将保护区宣传车推翻的情况，有的工作人员还经常接到恐吓电话。

　　1月19日下午，本刊记者赴舆论漩涡中的曹门村一探究竟。

　　村头的墙壁上粉刷了大字标语：“保护候鸟人人有责”。在这行标语下面，摩托车司机掉转车头，称“我进去不太好”。

　　村庄仅有这个出口，为保护区管理者带来了很大的工作难度。据称，每次只要一有陌生人出现在村头，村庄深处的捕鸟人就会立即得到“眼线”的消息。

　　本刊记者跟随村支书陶明贵进入村子深处，一路上受到好些男男女女的目光“追随”。当记者在陶书记家中坐定后，还有人在门口逗留了些许时候。

　　陶明贵介绍说，曹门村地少人多，经济一直比较困难，不少人以渔业为生。提及黄先银和“捕天鹅”这几个字眼，陶书记显得怒气冲冲：“这个疯子！他连老婆、连家都不要了，还老是诬陷人。”

　　陶明贵拿出一叠红色的纸，摊开给本刊记者看：“2008—2009年度越冬候鸟保护责任状”。

　　文件上书的“责任期限”是“2008年12月1日至2009年3月31日”，要求承包湖泊的养鱼人在“所承包的湖泊内不发生枪杀、网捕、投毒等猎捕越冬候鸟的违法行为”，“一经发现捕杀候鸟的违法行为，将按有关法律规定予以严惩”。

　　陶明贵指着责任状说道：“你看看！我们管得很严的。每个人都要签责任状的。”

　　记者在陶明贵的陪同下来到潘晓明（音）家。潘晓明兄弟均不在。破旧的土房里，满脸皱纹的潘母正在筛子上淘米。她坚决否认儿子参与过捕鸟，说自己家靠承包鱼塘生活。

　　记者提出要采访几位其他的鱼塘承包人，陶书记电话联系了一番，表示：“他们都去湖区看鱼了，好远的。”

　　陶书记说：“我们这里的人，已经没人敢捉鸟了。偷天鹅的，都是那些在吴城打鱼的安徽人。”

　　在新建县政府领导的口中，偷天鹅的是“江苏的打鱼人”。

　　无论他们来自哪里，本刊记者无从联系到整日在鄱阳湖深处漂移的打鱼人。

　　陶明贵口中的吴城处于鄱阳湖保护区的中心位置。而“天鹅门”事件（砍人风波发生后，当地人将此戏称为“天鹅门”事件）发生后，保护区管理局的副局长刘观华、罗盛金均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这个事情不在我们保护区范围之内。”

　　鄱阳湖总面积约为45万公顷， 而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仅占鄱阳湖流域的5%。

　　此外，据南昌人民广播电台的报道：“经过连续五个昼夜的蹲守，南昌市森林公安局于2008年11月25日侦破了一起非法猎捕、收购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天鹅的特大案件，当场缴获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天鹅21只，扣押承运小天鹅的汽车一辆。”

　　该案中，非法收购的小天鹅全部是从新建县铁河乡胡某、郭某等7人手中购来的。

　　捕杀、毒杀、激光

　　有曹门村民证实，当地确实有“打鸟的传统”。

　　“那可是祖传的‘手艺’。如果有人要学，三个月30万！”在本刊记者赶赴曹门村之前，黄先银曾这样表示。

　　捕天鹅共有三种方法。除了撒网、投毒，还有一种“光照”的方式。

　　这三种方式各有奥妙，最后一种方式更是被传得神乎其神，有人称其为“激光式”。据说，只要有人拿“激光”朝鸟群一照，所有的鸟就都动不了了，束手就擒。

　　“其实就是用强光照鸟。”新建县野保站站长陈小斌告诉本刊记者，“原理很简单，哪怕是我们人长期处在黑暗的环境中，突然拿电筒照你一下，你也会什么都看不清，失去反应。”

　　撒网和投毒是比较传统的方式。“天网”实际是一种大鱼网，捉鸟的原理与捉鱼相仿。撒网要挑月头和月尾，因为“月光很大时捕不到鸟”。

　　投毒则是用一种叫“呋喃丹”的剧毒农药拌进炒热的稻谷，再倒进塑料袋扎紧闷上一段时日，最后和上沙子往泥巴里一塞，药性可以维持20天至一个月。

　　黄先银说：“一定要塞四五十厘米至一米，越深越好，有些天鹅甚至头栽在泥里死掉。”

　　另有一种叫“瓢沙”的毒饵，可以顺着水面漂浮，只有少数人可以搞到。

　　在这几种捕鸟方式中，“投毒”见效快，但缺点也最明显，因为死鸟的价格只有活鸟的一半。现在又有人发明出了“打针解毒”的方式，可以让还没断气的鸟“起死回生”。

　　暴利驱动产业链

　　预订、捕捉、运输、贩卖天鹅，这条隐秘的产业链，在鄱阳湖地区已经存在了数十年之久。

　　据野保站介绍，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鄱阳湖附近的村庄，包括永修、昌邑、联圩等地区，几乎每个村都存在“捕雁队”。到了上世纪80年代，鄱阳湖区的候鸟保护站纷纷建立，村民们传统的谋生方式突然受到打击。

　　“2002年以前，保护站刚刚建立的时候，有人甚至把捕鸟的网和毒药撒到保护站门口。” 八字墙保护点的伍站长告诉本刊记者。

　　在暴利的推动下，捕鸟现象难以根绝。罗盛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有一些专职的鸟贩子，每年4月出门打工，10月归来。而每年的10月至次年4月正是天鹅飞来鄱阳湖越冬的时期。

　　黄先银透露，从每年的10月起，滩涂上就有人撒些充作诱饵毒杀候鸟的小鱼。捕鸟人大多在下午4时开始架网，或撒下毒药，天亮前开着摩托车或拖拉机去湖边拾鸟。还有人用十几支鸟铳同时向空中发射霰弹，有时一次可以打下几十只天鹅等候鸟。

　　待天鹅到手后，捕鸟人会用挖坑等方式将鸟藏起来，再等待时机从水路运到各地。

　　黄先银告诉本刊记者：“每年的11月初至第二年元月，再到过年左右，是两段最关键的捕鸟期。”

　　1月15日，本刊记者佯装摄影爱好者，进入湖区昌邑乡西门村。一陶姓村民说，如果想买天鹅，他可以帮忙。但第二日该村民却称现在风声较紧，暂时没有天鹅。

　　本刊记者从村民和野保站了解到，一只活天鹅从农民手中卖出的价格约为500元左右，到了收购天鹅的二道贩子手里，转手价格是800元～1000元。缺货的时候，价格更高。之后，二道贩子会将收购来的天鹅集中运输，卖到广东、广西、浙江、上海、福建等地，也有一部分会流入附近的南昌市和九江市。此时一只天鹅的价格大约在1500元。

　　最大的利润空间在餐馆。餐馆按需进货，捕猎者通常在收到订单后开始行动。每逢年关，野天鹅的销售更为紧俏。

　　餐馆以1500元的价格购进一只天鹅后，做成的菜肴每盘需肉一斤，售价在350～400元。一只天鹅大概重10余斤，共计可卖四五千元。

　　至于贩运天鹅的手段，最猖獗的时候，“海陆空齐上”。

　　在鄱阳湖区附近的集市上，本刊记者没能找到出售的天鹅。据了解，没有熟人引见，一般人是买不到天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