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 中新社资料图
中国著名作家浩然去年2月20日晨因冠心病引起心脏衰竭在北京辞世，享年76岁。图为浩然长子梁红野在家中布置灵堂。浩然本名梁金广，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195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出版70余种著作。其代表作有文革时期发表的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等。中新社发徐曦弋 摄
2009年2月3日，北京各界纷纷以座谈会、图片展、老舍作品讲座和老舍雕塑揭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纪念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诞辰110周年。
人们称赞他“人品和作品一样精彩”。1966年8月23日，遭红卫兵揪斗，老舍悄然自沉于北京太平湖。在他自沉的前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的死，从那一天开始，久久为世人所谈论。当事人各种自相矛盾的叙述，发人深省。
口述 浩然：老舍死后，当时没人追究这事 “老舍很重要，我怕出事” 郑实(以下简称郑)：1966年8月23日红卫兵冲击北京市文联，批斗了一大批文人作家，导致老舍自杀。请你谈谈当时的情况。
浩然(以下简称浩)：关于老舍之死，你是第一个找我谈的。其他任何人没和我谈过，大家众说纷纭，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郑：我听说是一个叫侯文正的打电话叫来的女八中红卫兵。有一种说法：当时文联造反派存在派系斗争，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所以叫来了女八中红卫兵，是吗?
浩：不是，是去找的侯文正。找女八中的原因是因为文化局要萧军劳动，萧军不服，他们便想找人来帮助镇压萧军。当时我正在办公室里写材料，不是写大字报那种东西，听到有人告诉我，侯文正带着红卫兵进了院子，大喊大叫让人们到院子里集合。
郑：当时文联的人有什么反应?
浩：我看见杨沫因为害怕高血压复发，瘫在屋里。在门口我遇到了草明，她也是非常害怕。我还记得她当时紧张地抓住我的手，问怎么办。我告诉她赶快躲起来，她“嗖”地一下就跑了。
郑：老舍这时在什么地方?
浩：在院子里。在这之前他吐血住了院。他打电话给我，说要来参加群众运动。
郑：他当时是抱着积极的态度要来文联参加运动，还是有点被迫不情愿来?
浩：很积极。我不希望他来。因为情况很乱。万一老舍出什么事，是很严重的。但他坚持要来。
郑：8月23日是“文革”开始后他第一天到文联吗?
浩：是第一天。他下午来的。我第一眼见到他就是侯文正他们要大家去院子里时，老舍就站在人群中。造反派点名往外揪人。我当然希望老舍赶快走。当时已经有人被从人群当中揪出来，有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荀慧生、裘盛荣。还有一个唱京剧的。
郑：然后老舍就被揪出来了吗?
浩：还没有。我一看这种情况就觉得不妙，就赶快上楼给文化部主管我们的办公室打电话。
郑：您是特意为老舍打的电话吗?
浩：对，老舍很重要，我怕出事。我就问他们老舍是保护对象我们该怎么办。他们的意思很模糊，什么群众起来了，什么的。他们很不耐烦。我问他们群众揪出老舍怎么办?也没说。
在文联遭各地串联红卫兵揪斗 郑：然后您怎么办了呢?
浩：我一看他们这种态度，我就挂了电话回到院子里。
郑：院子里的红卫兵已经动手打人了?
浩：没有很用力，也就是推搡，用皮带碰碰那些揪出来的人，偶尔抽一下。我一看就又回来打了个电话，问他们到底怎么办。他们说要接受群众冲击。我只得挂上电话又回到院子里，这时老舍已经被揪出来了。
郑：是谁把他揪出来的?
浩：是侯文正在那里喊：老舍出来!那些被揪出来的站成一排，好些人啊。每个人都给带牌子。
郑：牌子是准备好的吗?
浩：是现写的。用我们对面院子里的木板。
郑：当时怎么批斗的?
浩：好像是侯文正问他们都挣多少钱。我们造反派当时分成两派。一派人想把事情搞大。我就想说句话，比如草明，我就让她躲起来。可是老舍已经站到外面了，没办法了。
郑：老舍当时的情况怎么样?他来的第一天就被揪斗，是不是毫无准备?
浩：对，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郑：给老舍挂牌子，他有什么表示?
浩：没有。什么也没说，就让挂了。他们都晕了。 我站在门口，院子里都有人，我挤不过去。
郑：问他们挣多少钱是什么意思?
浩：挣得越多越反动。
郑：当时是侯文正指挥一切吗?
浩：对，没人管，就听他的。后来就来车了，要把他们带到孔庙去。上车慢的，红卫兵就抽。
郑：都有谁被押上车了?
浩：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还有文联被揪出来的。我当时就告诉我们那一派的周述曾跟着去。我们表面是一派，其实是对立面。我告诉他：你，赶快跟这车去。到哪你都跟着，老舍出了什么事，打电话给我，我在这里接电话。
郑：您让他去的主要目的是保护老舍?
浩：对。过了两小时左右，周述曾给我打电话，说老舍受伤了。我就派车把他们俩接回来。
郑：您是想让他们离开那个是非之地?
浩：对。没想到他们坐车回文联，正赶上全国各地来串联的红卫兵聚在院子里，车一进来他们就把车围上了。
郑：他们是外面来的，也认识老舍吗?
浩：不认识。但老舍在孔庙受伤了，头上包着水袖，身上还有血，看着挺新鲜的。等老舍下了车，他身上挂着牌子，那些人就知道了。
郑：他们又接着斗老舍了吗?
浩：对，让他站在高台阶上。红卫兵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只知道有这么个人。这时草明出来说：我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税卖给美国人，不要人民币要美金。大伙儿一听就嚷：让他把牌子举起来!红卫兵从他头上摘牌子，这时老舍打了红卫兵。
郑：关于这点有一种说法，老舍自己从脖子上摘牌子，是想扔在地上，结果砸了红卫兵的脚，是这样吗?
浩：不是。印象中大概红卫兵摘牌子时弄疼了他，所以他摘下牌子向身边的一个红卫兵打去。这时天已经黑了。
郑：老舍打了红卫兵，肯定会引起更厉害的批斗?
浩：对，人们都喊起来，往上围。这时候我就很紧张。但身边没有我们的人，都是看热闹的，我也不好说什么。一着急我就说：他打了红卫兵，是反革命，把他抓起来。
郑：这样说是为了保护他?
浩：对。然后就送到了派出所。我让人打的电话，通知的派出所，派出所来人弄走的。
郑：哪个派出所，您记得吗?有人说是二龙路派出所。
浩：不，是西长安街派出所。派出所派车把老舍接走的。
文联的司机不给老舍开车 郑：再后来您什么时候再见到的老舍?
浩：当天晚上我去了派出所。
郑：大约什么时候，他被送到派出所后多长时间您去的?
浩：我处理完手头的事把骆宾其他们都打发回家了。大约到十一二点的时候，和文联的革委会副主任马连玉一起去的。派出所的人也没有审他。我去时他就在椅子上坐着。
郑：派出所的人为什么没审老舍?
浩：他们那时特别忙。都是死人的事，他们顾不上老舍。让我赶快把老舍接走。我去派出所，是找老舍谈话，一是说他打红卫兵是不对的，回去要做检查，让家人给看看伤。二是第二天早上8：00到文联去。文联的司机已经不给老舍开车了。我就出去找车，街上的车都不肯拉。
郑：是因为您告诉他们拉的是老舍，所以他们拒绝了?
浩：是。
郑：您觉得他当时的情绪如何?在当天批斗之后，他便自杀了，您觉得他当时有什么反常吗?比如愤怒或绝望的样子。
浩：都没有。看不出什么来。
郑：您什么时候得知老舍自杀的?
浩：我和马连玉回到文联。第二天半夜来了电话，说发现了死尸，有人认为是老舍。
郑：您这个时间记得确切吗?因为第二天老舍应当到文联，但没有露面。第三天他的尸体才可能被发现。
浩：反正是个晚上。
郑：是谁代表文联去处理的后事?
浩：文联办公室的李克，还有柯兴。
郑：您听到老舍去世的消息，有什么感觉?
浩：那时候都这样……完了，事情大了。
郑：您当时的职务是?
浩：文联革委会副主任，主任是长期病号。
郑：也就是说您是最主要的负责人。老舍死后有没有追究这件事?
浩：没有。
郑：那您为什么要打报告呢?
浩：我觉得有必要把事情说清楚。
郑：您的报告交上去有回音吗?
浩：没有。没有人再问我这件事。
背景 众说纷纭“8·23” “康生捎话让我参加运动” 老舍年谱记载，1966年7月31日至8月16日，老舍因病住北京医院进行检查与治疗。
8月初，应该是住院检查期间，老舍与老友臧克家通过一次电话，他声音低颤地说:“我这些天，身体不好。气管的一个小血管破裂了，大口大口地吐血。遵从医生的命令，我烟也不吸了，酒也不喝了。市委宣传部部长告诉我不要去学习了，在家休养休养。前些天，我去参加一个批判会，其中有我不少朋友，嗯，受受教育……”这透露出，老舍不仅知道他的一些朋友遭到批判，而且还亲临现场出席了批判会。
据老舍之子舒乙在《再谈老舍之死》中的叙述:8月21日星期天，老舍与舒乙、舒雨兄妹俩“有过一次认真的谈话”。“他说:欧洲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实际上，对文化和文物的破坏都是极为严重的。他说:我不会把小瓶小罐和字画收起来，它们不是革命的对象；我本人也不是革命的对象。破"四旧"，斗这砸那，是谁给这些孩子这么大的权力？他说: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说到这里，他说了两个在前几次运动中由于不堪污辱而一头扎进什刹海的例子。”
而在50年代曾在老舍身边工作过的曹菲亚的“记忆”里，老舍“八二三”到文联时，“像往常一样，从容自若地坐在会议室沙发上。他怀着满腔热情参加运动来了，怀着对党的信赖，来了。他对同志们说:"我昨天刚刚出院，身体不成喽，老爱闹病。康生同志捎话让我来参加运动，感受一下这次政治斗争的气氛，所以我就来了。"”
谁是批斗老舍幕后元凶 关于老舍8月23日到北京市文联的时间、方式、衣着与行为的叙述，更是莫衷一是。
端木蕻良:“我想老舍跟我一样，也是很尊重"文化大革命"的，所以那天他穿得很整齐，我也穿得很整齐。”
浩然:老舍是下午由他的专车接来文联的。“一件浅色衬衣，外面一件中山装。”
柯兴:老舍是上午来的文联。“"八二三"这天中午，大家都休息了。老舍独自坐着……我不知道老舍的司机不拉他了。我问他吃饭没有，他摇头。我就去问他的司机，为什么不拉他回家吃饭。司机说今天罢工了。我就把他带到文联对过的晋风削面馆，给他买了二两刀削面，他没有吃完，一句话也不说，看上去很苦闷。”
那么，红卫兵是怎么来到北京市文联的？
端木蕻良:“室内正在认真开会，忽听窗外人声鼎沸，随着便有造反派闯入，拿着名单唱名，叫到的人，赶快出去到广场上排队，随即往他脖颈上挂块牌子。我和老舍是最后两个被点名叫出去的。”
浩然:“当时我正在办公室里写材料……听到有人告诉我侯文正带着红卫兵进了院子，大喊大叫让人们到院子里集合。”
浩然在1998年接受采访时，也说当时是“侯文正在讲话，要把老舍他们往卡车上装，女孩子拿皮带抽得厉害。老舍上卡车上不去，在后面用皮带抽”。
侯文正:“1966年8月23日上午，我的确到过北京市文联。”午饭前，看到文联院里有好多人，听说是抓萧军。“我出于好奇很想看看萧军本人，但等了约摸三五分钟，也没有看到抓萧军出来，就离开文联返校(北大)了。”
“当天批斗老舍和其他人是我离开文联后发生的事，因此并不知道。”
浩然和杨沫曾分别发表文章，明确指认侯文正在“八二三”那天打电话调红卫兵到文联造反；把老舍从人群中揪出来；亲自批斗老舍，问他挣多少钱；老舍被从孔庙拉回文联以后，已是晚7点多钟，但侯文正依然不让大家走，对老舍进行了新一轮的批斗。侯文正却郑重声明，他们所指责的这些活动都是不存在的。
在1984年到1985年整党和核查“三种人”的过程中，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调查了17个月之久。最后，在做出的审查结论材料中，认为“八二三”事件不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事件，而是几件极“左”行动偶然发生在一天的巧合。“通过调查了解未发现一个总的负责人。”
可以说，对侯文正的揭发最后是以组织结论的形式被否定了。而“八二三”事件的当事人和受害者之一的萧军的女儿萧耘，从父亲留下的两份弥足珍贵的资料分析判断，“认为"八二三"事件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
○摘自《忏悔还是不忏悔》 (来源：天天新报)
(责任编辑：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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