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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一个又一个限制条件之后，一名成都的农民工将有可能成为失业保险的受益者，领取每月几百元的失业救助。
这些限制看起来不太清晰，还有些苛刻：他需要曾经在成都市以外“稳定”工作半年以上，并因为失业回到家里。
他需要有3个月没有找到工作，而且还得证明自己“家庭特别困难”。
然后，他才可以领取由政府发放的失业救助，数额是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70％，而且，最多只可以领取6个月。
然而，这藏在层层限制包裹之中的好意，在1月1日起成都市开始施行的一揽子庞大的失业救助计划中，仍然是最显眼的。即使把它放在更广大的背景之下考量，我们也能从中一眼看出其分量。那就是，长久被排除在失业救济之外的农村务工人员，第一次获得了与城镇人口相等的待遇。
换句话说，占这个国家人口大多数的一个群体，在获得更平等的待遇这条道路上，往前挪动了一小步。这一步尽管犹豫而轻微，但意义重大。
在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的当下，广阔的中国农村面临双层围困。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受到挤压，经济作物因为出口等需求削减，即使经过降价也仍然囤积。与此同时，正日益成为许多农村地区经济主要来源的外出务工，也因为就业形势的严峻而面临危机。
离开了乡村，却无法融入城市，已经成为许多中国农民工不得不面对的尴尬现实，而如今，他们也许还将发现，即使再离开城市，也很难重新回到乡村。
在由户口制度等一系列人为措施构建起来的城乡隔阂之间，农民工成为夹缝中的那一个群体。偏向城市人口的失业救济制度，无疑是这些制度中的一个。长久以来，它延续着历史性的偏颇，继续对原本应该平等的国民给予不同对待。人们看上去甚至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并且准备容许它继续存在下去。
甚至，当农民工更多地被当成“工人”而不是农民的时代，当农民工失业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严峻问题时，如何为这一庞大群体构建必需的保障，仍然是一个少人提及的空白地带。即使在应对经济危机的大势之下，呼喊着农村劳动力就业困难的人，也很少主张为农村失业人口提供失业保险。
好在，在成都市新发布的政策中，我们看到了这块坚冰松动的一丝迹象。尤为可贵的是，这种松动是由政府主动为之，为此不惜为自己肩头加上一副重担。尽管我们尚不知道，这一政策有多大实施的空间，并且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扩展。
由历史原因形成并以现实困难为理由继续压在农村人口身上的不公，将以什么样的方式逐渐解除？是要等待形势的逼迫，还是可以通过国家和政府主动进行？
我们从成都市政府的举动上面，看到了积极的方向。在经济气候寒冷，农村需要温暖的特殊时候，这样的举动不但可以在实际上为许多窘困的家庭提供帮助，更可以带来信心和鼓励，事实证明，任何政策的公平化努力，都可以带来巨大的心理正面效应，而这，正是战胜困难时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长久以来横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政策不公，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这是现实的思考。但同样现实的思考是：这样的不公不应该也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
或许，成都市对于农民工失业保险的这一尝试，只是为应对当下经济困局的权宜之计，但其中更闪烁着一种探索政策性公平的可贵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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