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旱灾让我们反思水利与农业政策

　　最近，河南、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江苏等主产区小麦受旱1．60亿亩，其中严重受旱6753万亩，有632万亩出现点片死苗现象。另外，有约400万人、200万头大牲畜因旱发生饮水困难。大旱虽有天灾的原因，但也揭示了近三十年来农村水利建设与“分田单干”政策的不足。

　　对比两组数据，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1949~1978年，灌溉面积从1949年的2.4亿亩增加到1978年的7.3亿亩，增加了5亿亩（增幅超过200％）。同时，修建各类水库8．6万多座。在1978~2008年，农田灌溉面积从7．3亿亩增加到8．67亿亩，只增加了1．37亿亩（增幅19％）。同期只建设各类水库800多座（主要用于发电）。毫无疑问，最近30年来，我们在水利建设上疏忽大意了。

　　更致命的是，原来建好的灌溉系统和水库由于缺乏资金投入、失去管理而出现严重荒废，导致灌溉能力大大减弱，没能充分发挥其涝季蓄水、旱季供水的功能。现在笔者每次回农村老家，看到周围的河流和水塘积满淤泥，河道变浅变窄变成死水沟，有的甚至完全干涸，便怀念以前清澈的可以饮用的河水、又深又宽还曾游泳过的河道和河塘。每每此时，笔者不禁要问，改革都三十来年了，可农村怎么出现了如此倒退？

　　笔者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村里的河水由于经常由村集体组织清除淤泥，河水也经常得以通过抽水设备、灌溉系统从长江支流获取新鲜水，水质一直很好，也是村民饮水的来源。但自“分田单干”以后，由于村集体名存实亡，单户农民无力进行这类活动，导致各村河流、水塘积满淤泥。笔者老家湖北农村作为鱼米之乡、多江多水的江汉平原都变成这样，全国其他地区的农村现状，更令人忧虑。

　　现在的大旱，也让我们客观认识到1960~1978年水利建设上所取得的重大成绩，重新认识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倡的“水利是农业根本”的正确性。学术界已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那就是，1965~1978年为我国水利建设的高峰，这些水利设施是确保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粮食稳定增长的基本条件。而自1980年后水利建设被忽视，主要是因为在清理“文革”问题时，由于水利建设高峰刚好与“文革”时间一致，所以被简单地作为“文革”附属物被否定了（见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徐海亮，2000年，《“三五”至“五五”期间的水利建设经济效益》）。其结果，就是导致80年代中期以后有效灌溉面积不断减少、成灾率不断上升、抗旱和抗洪能力不断下降，粮食产量也在达到高峰后开始走下坡路。

　　此次旱灾，说明三十年来我们把前人留下的老本荒废了不少，也把老本快吃完了。旱灾最终也会过去，但是，旱灾之后，我们还是该好好反省，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认真对待作为农业根本的水利建设。

　　虽然中央决定投入4亿元解决目前的旱灾问题，但这只能是权宜之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以国家财政对水利基础设施大幅度增加投入。这就如同修建铁路、机场、图书馆等公共基础设施一样，因为它事关13亿人民的粮食安全问题。

　　目前可采取的措施是逐步修复部分早期的水库，恢复其夏（涝）季蓄水、冬（旱）季供水的功能。同时，以乡镇为单位按年度进行财政补贴，用于以村和小组为单位组织农民重新恢复灌溉渠，每年冬季清除各村河道、灌溉渠、水塘的淤泥，加宽加深河道，并用于以村和小组为单位购买抽水机等农机设备。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集体一贯的做法，很有效。这样既便于清理河床和改善水质，让河流和水塘加深、多蓄水、蓄新鲜净水，取出的淤泥也可以放到农田肥田，改善农田的土质。这将不仅解决灌溉问题，也能改善农村饮用水质不断恶化的问题、改善水质。

　　凡是家在农村的人都已经意识到，水的问题，已经到了快崩溃的边缘。作为农民的儿子，我不得不大声呐喊：留给农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徐开彬）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