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大旱：抓阄决定麦苗生死 抗旱机制缺位凸显

　　插图：中国遭遇严重干旱中国拉响Ⅰ级抗旱警报背景资料：2月5日，据广州召开的全国水利规划计划工作会议披露：目前全国干旱有进一步蔓延的趋势，已造成429万人207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抗旱水源严重不足，抗旱难度加大。关键字：严重干旱中国拉响Ⅰ级抗旱警报北方抗旱 中新社发 李俊锋 摄

　　华北大旱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历史上首次启用Ⅰ级抗旱应急响应机制后，中原农村的旱灾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目标。

　　天灾，加上农民工的失业潮，让不少村落的生态发生了变化。人们为浇地的先后顺序抓阄，也为曾经兴建的造纸厂污染地表水而后悔。宏观层面的问题同样在旱情中出现：比如粮食减产导致的价格波动，抗旱工程投入的不足，相关法律尚待健全……

　　这一切，都等待着“水”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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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的旱情，催化了埋在这片土地深处的问题，在滑县——河南省第一产粮大县，出现了抓阄决定浇地次序的事情，让人联想起30年前的小岗村

　　本刊记者/ 刘炎迅(发自河南滑县)

　　雨水从2009年2月7日中午开始。

　　细密的雨滴貌似灰色的烟雾，弥漫在这个名叫干柳树前街的豫北乡村里(下简称干前村)。

　　干前村是河南滑县1020个行政村之一，位于上官镇，隶属安阳市管辖，距离省会郑州153公里。全村约200户人家，近900多人。

　　地面上的坑洼里，有了一些浅浅的亮色，却没有积水。

　　持续了太久的干旱很快吞噬了这点雨水。村民们也显得有些漠然，在这些习惯“靠天吃饭”的村民们看来，眼前的小雨除了能让干燥的乡村少一些扬沙和尘土外，没有别的作用。田野里，成片的麦苗同样无精打采。

　　往年，这里每个月都有降雨，即使干旱也大多在3月以后，而这一年，干涸来得异常突然和提前，从去年10月以来，这里已经没有下过一滴雨水了。

　　滑县官方给《中国新闻周刊》出具的数据显示，这次降水量在5至15毫米之间，无法真正缓解持续的旱情。

　　这一天，河南省——中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全境几乎都在下雨，但都遇到如滑县相似的尴尬，雨太小了。

　　“干旱仍然会继续，谁也不敢掉以轻心。”2月8日，滑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蒋作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此刻，屋外小雨稀疏，旱情依旧。

　　从2008年10月以来，干旱已经蔓延到了河北、山西、安徽、江苏、河南、山东、陕西、甘肃等北方主要省份，冬麦区受旱面积总计1.30亿亩，其中重旱3898万亩。

　　目前，滑县用于抗旱拨款已达2700万元，其中除92万为县财政拨款，大部分为中央抗旱拨款。

　　一

　　2月8日一早，响亮的大平调子从村口的大喇叭里传出。这是滑县本地的民间小调，曲调高亢，却显悲怆。

　　村民们过年积攒的那些好心情，也被这悲怆的调子抛得一干二净。

　　“愁也一天乐也一天，只要把事情做好就行。”村长李学民似乎很乐观，一边跟着广播里唱，一边套上棉袄。他必须赶早去地里浇水，在这个细雨迷蒙寒气逼人的清晨，扛着沉重的水管在田间垄头走，不是件惬意的事。

　　这个1958年出生的男人，身材健硕，脸色酱紫，长了一张令人信任的面孔。在这个除了农业没有任何致富办法的地方，村里的事务琐碎而复杂，鸡毛蒜皮的事情也会引起纷争。做村长，维持足够的威信，实在不易。比如分布乡村各处的水井和引水沟渠，如何平衡地服务于村民，总要耗费他更多的精力。

　　干前村的前身是干柳树村，据说，该村村口曾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柳树，很多路人会在此小憩打尖，后来水流干涸，柳树也干死了，于是得名干柳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分田到户，不断有人提出异议，要求分家，于是干柳树一分为四，干前村只是其中之一。

　　如今，村子里的大部分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主要的劳务输出方向是浙江和广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去，留在村子里的都是老人和孩子，他们被“绑”在土地上，时常显得力不从心。

　　经济危机造就了大约2000万失业农民工，年轻人今年回来也比以往要早。但并不能指望他们能回到土地，这些几乎没有接触过农活的年轻人，现在每天在村子里，除了闲聊，就是睡觉，“家长”们并不指望他们能干任何农活。

　　李学民亲自“上阵”了。他走到田边，熟练地将橡胶皮管接到那台架在井口的水泵上，然后拽着皮管往麦田深处走，长长的水管在他身后展开，蜿蜒如蛇。他有近20亩的麦田，这段时间都旱着，直到前天，才开始浇水。村里的土地按人头分，每人三亩三分地，也包括那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土地的担子都留给了父母。

　　“不是我不想浇，就那么口井，总得有个次序吧??急？那也没有办法，损失总是难免的。”李学民戴着宽边的草帽，站在麦田里被暮霭淹没。村里有多少口井，李学民这个村长也不知道，总之，“经常有报废，然后再挖”。

　　他所用的这口井，属于25户村民共用，浇灌着52亩，为了排出浇灌次序，村民们不得不抓阄定夺。抓阄的结果，李并不靠前，愿赌服输，他只能等待，虽然他是村长。

　　生活在这个豫北乡村的人们，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养成了“靠天吃饭”的习惯，对于各自的庄稼，很少习惯用水泵去灌溉，那样需要花费更多的电费。历年来，种地成本加上水电浇灌等费用，大约一亩需要300多元。对于这个贫穷的乡村而言，这不是个小数目。

　　二

　　最初的日子里，干旱隐秘得不易察觉。从2008年10月开始，和中国北方很多地方一样，这个豫北乡村开始不见雨水，但村民们并不打算做更多。“老天总会下雨的。”这样的想法非常普遍，人们都选择被动的等待，自然降水的浇灌是最节省成本的方式了。被动看天吃饭，与村子里年轻人的大量流失不无关系，比如李学明，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子都外出打工，女儿已经外嫁他乡，近20亩的土地老两口自己来种，只有靠天帮忙。

　　李学民浇灌的时候，十几位村民正聚在村子里刚刚搭建起来的戏台边上闲聊。

　　38岁的村民丁有福回忆过去，扯着嗓子说：“这么多年，村子里最大的变化，是大庙前的那一池子潭水不见了，那么大的水渠也干了，废了。”

　　庙前的那个大坑，天然蓄着雨水。它也成了村民们日常用水的主要来源，很久之前的一届村委会，动员村民们修筑了一道高半米宽30公分的封闭沟渠，将坑里的水引导到村子的各个角落。

　　“那会子还要交公粮，村委会里也有些余钱。”另一位村民丁名泉说，于是村子里修路打井都还方便，在县政府和村委会的支持下，村子里陆续打了很多井，这些井口主要用途并非浇灌，而是饮用。没有完全干，但水位低了，主要是流通不畅。

　　已经没有人清晰地记得蓄水池完全干涸的时间了。

　　10年前，丁有福每天会推着板车，载着两个大水桶去大庙坑里舀水。但后来，庙里的泥塑身也裂了口子，庙前那潭水，越来越浅。

　　村子里的人口逐渐多起来，“人要喝水，牲口也要喝水，苗子也要喝水。”2000年开始，村民们开始集资架设电线，用电泵从井里抽水，浇灌土地。

　　打一口井需要花一万多元，基本由参与的村民平摊，有时也会根据宅基地的远近做相应协调。

　　村民丁有贵埋怨，政府出钱帮着打井总是很少，基本上要自己抽钱，“谁家也不富裕，为了水，花了不少钱。”有一次，他因为集资参与打井，没少与家人争执，“我老婆总不舍得钱，但不交钱，谁给你水用？”

　　三

　　农历新年前，麦苗生长正旺，此时的旱情也在村民们的眼皮子底下一点点蔓延。

　　当时，滑县的水利部门已经有所察觉，技术人员都意识到今年的情况与往年不同，开始有意识地展开行动，但这些县里的操作一旦进入基层，随即很快消解在村民们习惯的松懈和慵懒中。

　　农历年前，田里的麦苗日益发黄，主动浇灌的村民少得可怜。

　　那时，村民们最大的心思是张罗着农历年里的社戏，这是一年一度的重头，没有人愿意错过。

　　“不担心麦子吗？”面对这样的问题，村民们总是乐观：“往年农历年前都不会刻意浇灌，望天收。”与望天收相比，主动耕作需要更多的水电费。

　　这也是豫北乡村的农作习惯，农历年前，气温零下，过分浇水会导致田里冻土层过厚，容易导致土层开裂，弄伤麦苗的根。

　　村民李周平那几天想得最多的则是女儿的婚事。即将新婚的年轻人骑着摩托车穿行在青黄相间的麦田里，眼里没有地里的青苗。无人守望的麦田，则一天天地在平静中开裂。

　　过年时，村里的技术员开始下乡，县政府也通过广播、电视造势宣传旱情。但村民们忙着操办过年，上城赶集日程排得满满的。

　　在城里人看来，村里人是主动放弃了土地；很多村民却说，种地就那么点收入，犯不上花大心思。

　　过完年，李周平的两个儿子又要外出打工，他们相对幸运，可以回到原来的工厂。“我发现自己不太适应这里的生活了，种地？我根本没想过，那有什么出息？”李的大儿子这样说，一副老江湖的架势，小儿子更是野心勃勃，“我是高中毕业，将来要开自己的厂。”

　　与他们相似，村子里的几乎所有从城市里回来过年的年轻人，都将心思寄托在千里之外的城市。

　　诸如此类的生活，以最日常的姿态在这里重复着。

　　四

　　旱情已经发展。一些脆弱的麦苗已经发黄，有点处于假死状态，有的则真的死了。

　　2008年12月底，滑县县政府开始了一系列的行动，河南省内以及国内的媒体也开始零星的报道，但这除了引起个别热心城里人的关注外，在农村人们感觉依旧。

　　很多城市里的人在网上看到，陌生的乡村里那一片片干涸的河床和农民贫困的生活，开始在网上留言，表达自己的焦虑和惊讶。

　　今年春节前夕，滑县政府3次下发关于抗旱浇麦的明传电报。县农业局及时出台了抗旱浇麦意见，选派了46名技术人员分包乡(镇)，对农民进行培训和指导。该局领导班子成员每人分包3～4个乡(镇)，对抗旱浇麦工作进行督导。

　　与此同时，该县通过县电视台和农业信息网等广泛宣传，指导农民抗旱浇麦，并开通了技术服务热线，24小时接受农民咨询。滑县农业局纪委书记郝广亮当时对村民们说，县农业部门将根据气温变化，指导农民适时浇灌小麦。现在气温还比较低，浇水需在上午9时至下午3时之间用井水浇灌。再停一周左右，按常理气温将逐渐回升。届时，该县将利用10～15天时间，为小麦普浇一遍返青水，确保172万亩小麦再夺丰收。

　　但这些来自官方的警示和指导，很快消弭在农历新年的喜庆中。

　　五

　　农历新年一过，村民们开始发现，自家的麦苗比想象中黄得快，他们开始着急了。

　　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这么个庞大的村落，能够用来快速灌溉的水井、水泵和引水的沟渠实在太有限了。

　　村长李学民除了为自家的麦田焦虑之外，村子里不断出现的纷争更让他头疼。

　　2月8日，他弯腰去捻了捻半青不黄的麦苗，发现有些一下子就碎掉了。那些远道而来的记者和热心人士只在乎那些新闻图片上呈现过的大块干裂的土地，很少意识到真正的干旱现实，就在这些看似发青实则枯死的麦苗身上。

　　李学民说，自己现在用的这口井，前段时间可是争执的策源地，几百户人家，都在抢着先灌溉，谁也不服谁，“天天吵吵，没有结果，苗子倒是枯死了不少”。

　　这个经验丰富的老村长最后决定，抓阄，这是中国乡村社会里最原始也最有成效的实现公平正义的方法。30年前，小岗村的农民也曾使用过类似的方法，从底层引发了一次让后人无法忘记的田野制度变革。

　　12月底，麦苗黄的程度更厉害了。众人被聚在村委会的大会议室内，每个人如同即将奔赴前线的战士，叫嚷着，呈现出无惧的姿态，围坐在村长周围，大家望着桌子上那一堆写着号码的白纸捻成的球球，神情紧张。

　　第一轮抓阄，有几个村民抓了靠后的号，不服，硬说是有人作弊，众人让拿出证据，那几个人憋了半天终于发现，有几个纸球球的外延染上几点微小的墨点，当即来了精神，嚷着骂着。

　　于是又是一番争吵。村长大喝之下让大家归于平静，决定再抓一次。

　　为了公平，所有的纸球都重新制作，再确定每一个球上没有半点令人生疑的痕迹后，众人再次抓阄，这一回没人再跳出来说话。

　　但此后的几天里，那些排在后面的村民总会跑到井口看看，然后到李学民那里吵，“井里的水不多了，等不到我用说不定就干了。”

　　这些村民们的质疑也并非毫无根据，这些井都是上个世纪60年代左右开凿的，有一些年久失修，常常出现突发状况，比如井壁坍塌封了井口，又或者水线突然下降，外渗到地下别的采空的漏斗里。

　　滑县拥有34000多眼农业灌溉用的机井，平均每50亩地拥有一眼机井，其密度、数量位居全国第一。《中国新闻周刊》从滑县官方获得的数据也显示，不光是这些水井，包括那些纵横于乡村之间的蓄水池和引水沟渠，大多修建于上世纪60年代，且少有整修，问题很多。

　　李学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磨嘴皮子来劝，同时告诉村民，大旱在即，每个人要发扬集体主义精神，更何况县里面也会有所动作。

　　有些村民哪里听劝，他们等不及县里姗姗来迟的技术支持和资金帮扶，自己聚在一起打算开挖新的井口，这又让新的矛盾不断衍生。

　　比如，新挖井口的选址就是一个大问题，靠近谁家的宅基地，谁家就不愿意，“谁也不愿让别人来抽自己家门口的地下水，抽空了怎么办，房子下陷了怎么办？”

　　“前几天，还有十几户人家在为挖井争执不下，劝不住，还僵着呢？”李学民说。

　　六

　　诸如此类的僵持在大旱面前实在让人头疼，这一点除了李学民，滑县的那些政府官员也感同身受。

　　上面拨付的抗旱款是否到了这里，作为村长李学民回答不上来，而滑县县政府的官员则表示，相关细则已经指定实施。

　　2月4日，正逢大年初四，滑县农技站站长魏风梅，在领导们的催促下，和同事一起走向农田“下乡调研”：持续3个多月的旱情对小麦造成了多大的影响？现在浇水是否可行？次日，滑县22个乡镇长们收到了县委、县政府的“新年礼物”——抗旱浇麦的紧急明电。

　　2月5日，滑县上官镇干柳树村村长李学民，与其他村官一起，在镇政府小礼堂里聆听了镇领导的“紧急指令”，并签下来了“3天内必须将全村小麦浇灌一遍”的“军令状”。也是在这个会议上，他与其他村官一起被“警告”：如果做不到，小麦将可能减产30%。

　　显然，这几乎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即使日夜24小时浇水不停，这“50亩田一眼井”的现实，也无法满足所有村民的愿望。

　　扎堆用井伴生的矛盾层出不穷。前几天还有十几户为了打井争执不下。

　　这些浮世绘一般故事的背后，除了中国乡村自有的复杂民情外，县乡两级乏力的财政和基层治理能力，以及水利欠账的问题也暴露无遗。

　　李学民说，2003年不再交公粮，免农业税后，村镇两级的财政收入就几乎没有了，2004年国家开始实行转移支付，“我们这个村子，人均18元，这些上头拨下来的钱，包括了村干部的工资，还有不定期的应付上级来访的招待，总之是一切的费用，实在紧得很。”

　　在干前村，大部分情况下，无论是挖井还是修渠，都得由村委会召集，让村民集资，当然是自愿，总是很难顺利完成。“有些时候，我总是先垫上钱，然后再找各个村民去收，有时收不到，也没有办法。”李学民显得很无奈。

　　在这种现实状况下，那些村民们重复了一万遍的对于水利设施短缺的牢骚依旧只能是牢骚，无法真正解决。

　　滑县的多位政府官员都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该县的财政实在紧张，比如去年全年只是2.2亿，顶不上沿海一个镇的收入。

　　在滑县的1020个行政村中，类似的情况非常普遍。

　　全县人均财政支出606.4元，不到河南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半，放在全国的水平上，仅有1/4。“如果滑县要达到全省的公共财政服务水平，需要上级补助10.8亿元，达到全国平均水平需要补助21.5亿元。”滑县财政局副局长王绍华介绍。

　　“从去年到现在，我们投入水利设施的建设是2700万，其中县财政直接拨款不过92万，就这样，已经是出了一身大汗。”滑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蒋作良无奈地说。

　　“近年来，滑县的地下水位一降再降，”蒋作良说，仅2008年，该县就耗资300多万，先后8次购买黄河水，以填补本地地下水——这对于一个财政收入仅2.2亿元的“小县”而言，不是个小数目。不过旱情发飙，也对滑县偿还农业水利欠账提供了一个契机。近日国家在落实“4万亿”投资中，又悄然启动了1300亿元投资计划，其中950亿将分配给地方，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农村“水电路气房”建设、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

　　滑县接下来的计划，是加大引黄灌溉工程和“引黄补源”工程，后者是为了应付该县不断下降的地下水水位。

　　这一点对于干前村的村民来说深有体会，村民丁有福说，原来打井20米就见水，现在50米也不一定有水。地下水不断干涸，使得原先出水的井接连报废，令这两年河南的很多乡村感到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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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水！水！

　　河南省辉县市——一座太行山下的县级市，水利设施千差万别。东南靠井灌，东北靠库灌，西南靠河灌。水利财富的分配决定了镇与镇之间农业发展的差距，而不同村落的经济实力也作用于水利灌溉的发展

　　本刊记者/ 陈晓舒(发自河南辉县)

　　龟裂的土地里，马喜梅在和干旱做着最后的斗争。

　　时值2009年元宵节，这位河南辉县市前李固村的村民用铲子不停重复一个动作——拨水。马喜梅所处的这块500亩麦田已经快渴死了，本是青色的幼苗已由麦梢处开始往下泛黄，却只有不到1/3的田地能被灌溉到。

　　“没用，但地总要浇。”这个嫁到前李固村20年，也种了20年地的村民说。面对如此旱灾，一铲子一铲子的“拨水”无异于杯水车薪。

　　“麦盖三层被，来年头枕馍馍睡”——这是当地流行的农谚。但从2008年10月下旬至元宵节前，辉县没下过一片雪和一滴雨。这也是整个河南的状况。该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提供的资料显示：全省小麦受旱面积达4350万亩，已有316座小型水库干涸，接近3万眼机井水位下降，有些水井打出了浑浊的泥汤。

　　马喜梅所在的这块500亩的小麦——相当于47个标准足球场，“解渴”仅靠的是麦田边上一家废弃加油站里的井水。它是一口普通的小井，井口宽不到2米，井深30米。天旱的时候几近干涸。2009年春节后就已经抽不出来水，幸好在元宵节的前一天，河南省全省人工降雨，辉县市市政府也打了32炮雨弹，7至8毫米的雨刚能淋湿头发。

　　这口井的主人是石存高，前李固村的村委会副书记。他并没有把自己的村干部身份当回事，“村里没钱，工资都发不下来。平时村委会不忙，就在自家地里种地。”他解释道。马喜梅等村民用他的井灌溉，水泵发电抽水的电费，照每度0.48元的价格付给他。

　　前李固村属于孟庄镇管辖，但在这个经济强镇中，前李固村的人均收入排倒数第二名。而村委会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因为“没有集体企业，所有的发展以农业为主”。石存高说。

　　前李固村全村2000口人，1000亩地。而这1000亩地只能靠村里的8眼小井来灌溉——还包括石存高这类的私井。

　　8眼小井都是上世纪70年代末打的，深不到60米。由于年久失修，再加上河南省长期干旱，井里经常旱得没水。据河南省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提供的资料显示，作为中国第一的粮食大省，河南省水资源多年平均为405亿立方米，人均、亩均占有水量只是中国平均的1/5。

　　“全村有500亩地没有灌溉条件，平时要浇水只能用管道引水，井眼也经常没水，通常是能抽2小时的水就先浇两小时地。”石存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近些年随着气候越来越干旱，地下水位越来越低。村委会也曾经想多打几眼井，却发愁没有资金来源。打井的钱全得靠村委会自己筹集，镇里并没有专门款项。一口较深的机井需要花费二三十万元，普通小井也需要8000元，每每村委会想动议全村集资打井，却总被“不能增加农民负担”的政策压下来。

　　“年前没水浇地，现在全省都在抗旱，市里和镇里都很重视，昨天省里还发来短信，要求积极抗旱，情况他们也都知道。”石存高说，“这几天断断续续开始浇地了，还是不能全部保障。”

　　直到元宵节，辉县市抗旱已暂告一段落。辉县市主管种植业的副镇长陈振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全县71.5万亩受旱的地，已经浇完大约九成。”

　　“前李固村的1000亩地，还有一半没被灌溉到。”石存高说。此时，村委会门口热闹的元宵“彩会”正在进行——这是一台村民自编自导的活动，每天敲锣打鼓，蹦蹦跳跳，跳到村委会的时候，停下来喝一杯开水，拿几块饼干。

　　紧挨着前李固村、同样归孟庄镇管辖的高村，却请来了开封市豫剧团的演员。元宵“彩会”的差距如同两个村庄的水井的差距——与前李固村8眼井相比，高村有70眼井。高村比前李固村多了1/3人口，地也多了一倍多。

　　高村是孟庄镇最富裕的村。主管农业的村主任杨德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70口井也是从解放前开始陆陆续续打的，2008年又花两万多打了两口井。”高村的井只要没水就马上废弃，村委会花钱帮村民打新井。

　　大旱到来——2008年12月，村委会也号召村民浇地防旱。村民浇地的积极性显得很高，因为麦子是自家的，而浇地的成本——电费，则是村里一起分摊。高村一直以来有个不成文规定，灌溉的电费村委会和村民各出一半，这让周边村的农民极其眼红。

　　“高村之所以有今天的发展，完全仰赖工业反哺农业。”村主任杨德林说，“村里面有玻璃厂、拖拉机厂等三四家集体企业，这为村里贡献了很大的收入。”

　　“补贴农民的电费都是工业收入来的，农业没有多少收入。”杨德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2006年取消农业税之后，村民们不需要缴纳“公粮”，高村开始更重视工业发展。

　　而前李固村的村民提起村委会，笑称：“不缴公粮了，哪还用村委会。”前李固村却也是从工业发展的路上走到今天。村党支部书记石清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运气不好，70年代选择了造纸厂，结果与国家政策相悖，都被关停了。”

　　上个世纪70年代，不仅仅是前李固村，整个孟庄镇27个行政村有49家小造纸厂，此类高污染的企业也成了孟庄镇的支柱产业。那时起，孟庄镇的工业经济收入就占辉县市的半壁江山。

　　2000年，为保护耕地，中国政府关闭了这类小造纸厂，这给前李固村带来的影响是：村里许多人破产，想再创业没有启动资金，只能继续种地。而小造纸厂已经污染了前李固村的耕地，同时生产时大量抽取浅层水，使得当地地下水位下降，水资源严重缺乏，也影响了灌溉。

　　前李固村从孟庄镇最富裕的村之一，一直跌落谷底。

　　高村、前李固村两个在经济条件上相互竞争的村落，命运从此转折。前李固村的村民已经无法再种水稻，只能种植改良的小麦或者玉米。原来被厂房占用的灌溉渠道，也不得不重新疏通。

　　孟庄镇的灌溉渠道由镇政府统一修葺，副镇长张福堂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修渠道一米需要花费接近30元，去年镇上拨了30万元新修了8000米的渠道。”这是镇上花费在水利上的最大投资。孟庄镇共有约两万亩地，地处平原地区，所有灌溉都靠井灌。全镇650眼井，根据各个村的贫富情况，富裕的村井口多，贫困的村井口少。

　　“辉县市里给的资金并不多，只要依靠底下自己筹措，管道镇里可以帮着修，打井和水泵一些配套就只能靠各村了。”张福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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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旱机制缺位凸显

　　中国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抗旱投入、配套工作机制，更多时候是在靠“一事一议”来解决问题。一事一议的结果，抗旱更多时候以“应急”来展现

　　本刊记者/杨中旭

　　“历史上首次启动I级抗旱应急响应机制”——这样的新闻标题足以让海内外的华人同时感到紧张。

　　更有甚者，数家媒体或评论员采用了“旱灾危及粮食安全”的提法。或许近两年自然灾害已经绷紧了人们的神经，无论舆论，还是民众，都对春节之后的这一“突发事件”高度关注。

　　不会威胁粮食安全

　　2月9日下午2时30分，吕娟风尘仆仆地赶回北京。3时许，这位国家防总赴山东省抗旱专家组组长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这次旱灾虽然严重，“但还比不上2000年的那次大旱”。

　　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一位起草者明确表示：夏粮减产，旱区农民减收是肯定的，但此番旱灾不会对粮食安全构成任何威胁，因为粮食连续5年丰收，国家早已做好粮食储备工作。

　　作为抗旱应急响应机制的起草者之一，吕娟表示：这一机制从2006年方才开始启动，准确的说法应该是，2006年之后首次启动I级抗旱应急响应机制。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到的多名水利专业人士、三农学者均认为媒体对这场旱灾的报道有所夸张，不过，受访的专业人士众口一辞：适度夸张未必是坏事，因为抗旱水利投入的历史欠账实在太多了。

　　在接受采访时，中国水科院水资源所副所长秦大庸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透露了一则“秘闻”：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石元春曾经因为治理华北地区的盐碱地大获成功而深受业界信赖，但石元春自己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说，盐碱地的治理成功，地下水位的下降才是主因。

　　《中国水危机》一书写道：华北地区的海河流域，大小300条支流。地下水严重超采，600亿立方米不可补给的深层地下水资源采空了一半以上，形成超过4万平方公里的地下水漏斗区。书中说，这个漏斗区的面积，位居世界第一。

　　对渴盼丰收的农民而言，盐碱地与土壤缺水，如果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话，农民会选择后者。但历史往往吊诡，在地下水位下降之后，遇到大旱之年，土壤缺水就成雪上的那层霜。

　　至此，水利工程、特别是灌溉工程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只是，抗旱工程的投入，“这么多年来从来就没有充足过”。秦大庸说。

　　抗旱：不受宠的孩子

　　根据国际间的惯例，一国水利工程的总投入，约占GDP的0.6%～0.8%，底线是0.5%。但在中国，却一度徘徊在0.2%左右。秦大庸算了一笔账：加上年底突击花钱200亿，2008年中国水利总投入约为650亿，而GDP却已经突破了30万亿，“水利投入只比0.2%多一点点”。

　　即使在这区区0.2%之中，抗旱经费也只能分得其中很小的一杯羹。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程晓陶承认，1998洪水之后，国家加大了对水利工程的投入力度，“但却是以防洪为主的”。

　　投入上的厚此薄彼，在方方面面显露出来，哪怕是课题研究也是如此。同一级别的课题，抗旱的课题经费是5万元，防洪的课题经费是15万元，在学术圈内早已见怪不惊。眼看着抗旱法律缺位、机制缺失，学者们为加强研究、尽早填补制度空白计，不得已走上了“挂羊头卖狗肉”的道路。

　　在一次学术评审会上，有评委对名为《就缺水地区水量应急调度预案》的课题提出质疑，理由是文不对题，文章全是抗旱的内容。课题负责人只好实话实说：不以防洪的名义上报，课题很难获得批复。

　　和防洪相比，抗旱更像一个不受宠的孩子。一位学者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父母总是对体弱的孩子偏心，防洪抗旱也是如此。洪水一来，就会对人民生命构成威胁，而旱灾一到，无非是减产而已，挺一挺就能过去。国家财政有限，就只能先流向最紧迫的防洪工程。

　　在水利学者的这个圈子，没有人否认1949年以来国家对水利工程投入的巨大贡献，但关于“抗旱不受宠”现象的感同身受，却持续了将近30年的时间。

　　从1980年广为推广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短期内迅速释放了农村产能，中国粮食产量一度攀上高峰。但在硬币的另一面，农地被人为分割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块，也人为增加了灌溉工程的覆盖难度。

　　但在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一些老资格的水利学者回忆，当时的政策制定层面由于经验不足，对水利抗旱工作有所忽视。这一局面，在1982～1986年连续5个中央“一号文件”锁定农业问题时也未见根本改观，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才有所缓解。

　　就在旱情广为人知的2月初，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文件中关于取消粮食主产区风险基金配套的举措令很多水利业者羡慕不已：此前粮食主产区风险基金配套要求中央和地方财政按照1：1的比例出资，此番中央财政多支出超过300亿人民币，替财政更为困难的粮食主产区地方财政埋单，以改变“越种粮越贫困”的现象。实际上，这一现象同样在水利工程上“无独有偶”，秦大庸透露，地方财政在水利工程上的配套资金，长期以来只能完成其中的30%～40%。

　　配套机制的缺失，在此番抗旱工作中难免带来恶果。位于黄河流域的万家寨水库，在财政大笔投入之后，已经具备6亿立方米蓄水能力，但由于配套灌溉管道的缺失，可利用灌溉水源却只有2亿立方米。

　　事倍功半的投入机制，无疑令此番抗旱工作雪上加霜。“全国农田的灌溉面积比例，只有40%左右。”吕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抗旱机制亟待完善

　　就在山东指导抗旱救灾期间，吕娟告诉媒体：中国的抗旱法律目前尚是空白。回到北京后，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在国家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抗旱投入机制、配套工作机制，更多时候是在靠一事一议来解决问题。

　　一事一议的结果，更多时候以“应急”来展现。除了启动I级抗旱应急响应机制，2月7日，国家防总常务副主任张志彤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必要时需从上游调水。

　　“防洪的逻辑线条相对简单，沿着河流一条线贯穿即可。”程晓陶说，“但旱灾不同，它反映了一个面，治理起来涉及方方面面，相对要复杂得多。”

　　在灌溉面积只有40%的情况下，跨地区调水，跨流域调水固然成本巨大，但在冬小麦麦苗的嗷嗷待哺声中已然无可选择。问题是，“上游的水电站需要蓄水发电，此时向下游放水，双方又不是同一部门，还需要更高一级领导的协调”。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根据I级抗旱应急响应预案的相关规定，国家防总有权“在其管辖范围内调用所需的物资、设备和人员，事后应当及时归还或者给予适当补偿”。

　　“此时就是指令性计划的宏观调控，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秦大庸说。

　　这位水资源学者还估计，此番旱灾的地区，居民生活用水、工业用水都将有所收缩，以保证灌溉用水。“打个比方说，一座缺水城市的三口之家每月的用水指标的8个立方，旱灾期间可能减为3个立方。”

　　尽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当首先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并兼顾农业、工业、生态环境用水以及航运需要。但秦大庸表示，那只是一般的规定，应急状态下，完全可以“本末倒置”，“发电也好，洗澡也好，工业用水也好，现在哪个能有口粮重要？”

　　尽管此番旱灾暴露出了抗旱投入和抗旱机制的缺失，但在业界实际上早已开始着手亡羊补牢。随着研究和认识的深入，国家防总在2003年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两个转变：从控制洪水向管理洪水转变，从单一抗旱向全面抗旱转变。在这一思路影响下，国家防总先是在2006年2月下发了抗旱预案编制大纲；2007年7月底，国务院又下发《关于加强抗旱工作的通知》，将全面抗旱机制搭出雏形；2008年底，国家防总又下发“抗旱工作规划”和“抗旱工作技术编制”两个大纲，为全面抗旱工作再埋地基。

　　“这个月的20日，我们马上就要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草案)》的研讨会，这并不是因为这次旱灾而提前召开。”作为中国水科院防洪抗旱减灾研究所的副所长，吕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条例去年就已经进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阶段，我们只是在不断完善它。”

　　关于抗旱工作机制的建设，吕娟表示，基础性工作的效果不可能立竿见影，但会在未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1959年，中国遭遇百年一遇的大旱。大旱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催生了那条能够折射中国人水利梦想、但也遭遇尴尬现实的红旗渠

　　文/李赫然

　　1959年，中国遭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旱灾。

　　以河南省为例，从1958年12月到1959年5月，河南省的降水量仅为86.3毫米，相当于上世纪50年代一个正常年份降水量的1/10。河水断流、井塘干涸、水库无水、麦田枯黄，一场冬、春、夏连旱给农业带来了灾难性打击。

　　此外，包括西北传统干旱省份在内，中国南方和北方的21个省份都受到了旱灾的影响。

　　旱情在随后的两年内并没有得到缓解，到了1961年，河南全省的粮食产量比1955年下降了将近一半。当时，地处中原的河南还是一个粮食无法自给自足的地方。

　　从1959年起，黄河中下游普遍少雨，1960年黄河从山东范县至济南一度断流40多天，当时，干旱程度已为黄河流域范围内百年一遇的重旱。1961年，干旱的范围继续向南扩大到江淮平原。

　　半个世纪后，中国再次遭遇严重旱情。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数据，2008年11月以来，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降水量不足10毫米，其中上游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偏少四至七成，中游的陕西、山西省偏少七成左右，陕西省局部地区偏少九成，黄河下游地区偏少五至八成。

　　河南，这个坐落在黄河边上的人口大省，从来都饱受这条母亲河的涝与旱。这里拥有居全国第4位的耕地资源，然而与之相应的水资源总量却只居全国第19位。

　　面对干旱这“先天缺陷”的历史困境，当时人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的鼓舞下，开展了一场热腾腾的运动，尽管后人常常指责那场运动的不切实际，但河南省却意外收获了大量的基础农田水利设施。

　　据地方上报的资料统计，1957年10月至1958年9月底，河南1000万农民修筑完成了小型水库3.5万座，中型水库1178座、中小渠道12万条、机井砖井37万多眼??

　　然而，这些水利设施却没能根本解决干旱问题。于是，就有了著名的“人工天河”红旗渠。

　　1960年2月，河南省林县从太行腰间开始动工，从山西省境设坝截流，绵延1500公里，将漳河水引入林县。耗时10年的红旗渠在当时改善了林县农业靠天吃饭的命运，解决了56.7万人的吃水难题，54万亩耕地得到灌溉。一时间红旗渠被奉为典范，传为佳话，与南京长江大桥一起，被称为新中国的两大奇迹。

　　承载了那个时代人们对改造自然的渴望，红旗渠也让地方财政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0年间，红旗渠的工程总投资达到12503万元，其中国家投资4625万元，占37%，余下的7878万元全部由河南省自筹。

　　修建好的红旗渠自然给当地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与转折，然而随着80年代中期以来干旱程度不断加深，水资源的价值愈加彰显，处在上游的山西也开始加入到争水行列，在红旗渠的上游修建了大大小小100多个水库。

　　进入90年代后，上游来水量不断减少，红旗渠一度出现断流，到了新世纪断流连续长达76天。

　　为此2001年林州市政府出资94万元买水，解决了林州市30多万亩土地的灌溉问题。随后的几年里，买水灌溉成为了常态。

　　买水的钱由哪出？在经历了运动式的水利大跃进和红旗渠的精神后，河南水利的建设仍旧面临着现实的财政困境。

　　1959年，工业在河南刚刚起步，第三产业更无从谈起，当时财政的主要收入都来自于农业，干旱对当年财政的影响可想而知。

　　正因为农业对财政的贡献如此之大，加之河南缺水的“先天缺陷”，尽管有人批评，那一期间的水利建设是“左”的产物，但上世纪60年代“勒紧裤腰带”加大对农田水利的投资，也确实完成了河南最基础的农田水利建设。

　　反而是改革开放之后，由于二三产业拉动GDP的动力远远强于农业，河南将财政预算向二三产业倾斜，对农田水利的投入并不显著，导致河南农田水利设施大多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经过几十年的运行，老化、损毁现象比较严重。到了80年代初期，水利落入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