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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话里，“鸡同鸭讲”用来形容相互听不懂对方的话，是个不带感情色彩的中性词。在今天的中国，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描述精英和草根的关系，我想没有比“鸡同鸭讲”更贴切的了。
于德清先生在2月3日的“青年话题”发表《牛年，精英当俯首甘为孺子牛》，认为精英与草根的对立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一道十分刺眼的社会景观，建议精英“保持谦卑姿态、俯身向下，进而消除对立、走向和解”。
随后，陈季冰先生发表《对精英的批评不该是道德大批判》一文，认为目前中国草根对精英的批判不乏挥舞道德大棒的诛心之论，指出“草根对精英错误观点的正当批评和反驳要建立在知识和逻辑的基础上”。
从草根或者精英的单一层面来看，两文都颇有见地，但从整体层面看，我并不认为他们提出了有助于消弭中国草根和精英对立的好方法。这是因为，两位作者都没有注意到（或者忽略了）草根和精英的话语体系和话语规则几乎有着天壤之别。草根因此指责很多精英“漠视民生、用屁股决定脑袋”。精英反过来认为草根多少有些“不可理喻”。
要想破解精英和草根“鸡同鸭讲”的困局，一是让双方进入对方的话语体系，鉴于人类国家历史上可能从未出现过一国国民全是精英的现实，于文提出了“精英俯身向下”、让精英适应草根话语体系的“单边解决方案”，但我对它的现实可行性深表怀疑。二是建立精英和草根共同遵守的话语规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认为这是最具现实操作性也最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方法。
在进一步展开分析前，让我把话题先稍微扯开。在当今中国，农村开会经常存在跑题、一言堂和野蛮争论等问题，让农民心平气和地坐下来，理性、有效地议事论政实在不是易事。《都市快报》2月9日报道的安徽阜阳颍州区南塘村“萝卜白菜规则”，提供了解决这类问题的一个思路：南塘村将源于英国议会规则的罗伯特议事规则“本土化”成“萝卜白菜规则十三条”，包括设立客观中立的会议主持人、严格规定发言者的时间和次数、给各方平等发言的机会、不得人身攻击、开会讨论内容必须是动议、主持人有权终止违规者发言等等。
让我们再回到正题。因为个人禀赋、教育水平、人生经历、专业素养、思考视角、身处位置和信息不对称等诸多因素，精英话语一般有其“天然强势”，影响远远比草根话语大。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有关春运火车票价格的言论近日引起热议算是一个例证。
不过，这件事最值得注意的是论争的缘起。事后茅先生说“先前我并不知道这篇文章被重新放到了博客上（注：这篇文章写于2007年春节期间），可能是工作人员的行为……”——换而言之，这是一些媒体出于某种目的“炒作”旧言论。
我认为，中国的媒体最有可能成为引导精英和草根平等对话的“主持人”。如果把一些媒体当做农村开会的主持人，你会发现它们不仅没有做到中立，而且时常挑起对立。一方面，不断在强化“精英话语”（这种话语的对错暂且不论）；另一方面，铺天盖地的不文明言论大行其道。这些行为，恰恰说明，一些媒体没有走出唯点击率和阅读率是瞻的纯商业利益视角，没有战胜哗众取宠、片面报道甚至歪曲事实等新闻专业主义的大敌。
我这几年做国际新闻记者，经常阅读欧美各国新闻媒体的网站，感受很深的一点是：这些新闻后面网友的跟帖留言，绝大多数做到了不搞人身攻击的评论与探讨、尊重报道内容和媒体——我绝不是说外国人素质高。据我所知，英国《每日邮报》网站的是审核后才公开的，不排除网站截留了一些不当言论。但从某种角度看，这不正体现了媒体引导理性争鸣吗？
媒体有能力也有责任引导各方公平和理性地争鸣和辩论，在必要时，媒体还需要成为精英话语和草根话语互相转化的桥梁（前提自然包括不偏不倚、理性和建设性）。
不仅如此，我还一直认为中国的媒体、教育界甚至更广阔的领域，有责任也有义务在国民中普及规则意识，让尽量多的国民能够尊重规则、敬畏规则，而不是有意无意怂恿和鼓励那种无助于问题解决和理性争鸣的“情绪式发泄”、“道德大棒式攻击”。
我深信，话语规则的确立是消弭中国精英和草根严重对立的好办法，培养尊重和敬畏规则的国民素质是中国走向完善法治社会、现代文明强国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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