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堂皇的酒店和门外几米处破败肮脏的街道，财大气粗的开发商和被城市化裹胁、不知所措的原住民，这种强烈的对比，在中国的许多风景名胜区都不难见到。海南的旅游资源得天独厚，但社会经济基础薄弱，这种反差更是每一个到海南的游客多少都曾感受到的。
2008年10月，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家正率领15部委官员赴琼调研考察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明确提出：“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根本目的是"造福全岛人民，泽被子孙"”。轰轰烈烈的国际旅游岛建设已经拉开帷幕，但在由海南省旅游局牵头制定的国际旅游岛总规划中，相关的论述却非常笼统，只是泛泛地说“提高海南城乡人民生活水平”。
春节长假刚过，尽管有金融危机的影响，游客仍为当地带来17.33亿元的旅游收入。旅游的“天堂岛”，如何成为岛民的“幸福岛”？这背后的深层问题，仍然是政府主导的经济规划，无论是旅游业还是其他产业，怎样真正以民生为取向。
天涯海角之怨 旅游开发抛开当地百姓，带来的阵痛其实海南一直在承受。
众所周知，三亚最知名的景区是天涯海角，然而，只要一提起天涯海角风景区，三亚天涯镇的村民甚至政府官员都丝毫不想隐瞒他们的不满：为何祖辈留下的自然风光，自己不能得利，却让开发商圈起来收钱？天涯海角风景区每年有数亿的旅游收入，为何他们却只能靠叫卖水果和工艺品赚点小钱？
“于是，当看到豪华的旅游大巴载着衣着光鲜的游客到来时，有的村民流露出的不是"有朋自远方来"的喜悦，而是狠"宰"一刀的冲动。”当地媒体这样总结。
2007年2月25日，四川游客徐翀一家5口在天涯海角景区游玩时，“身边一直跟着好几个兜售什么贝壳、珍珠项链的小商贩。这群小商贩基本上都是一些中年妇女和小女孩”，徐家因为与商贩们发生口角，徐家老小被10几个商贩群殴。离开海南后，气急败坏的徐翀以“愤怒的老驴”为名在网上发表了《如此让人恶心的三亚》一帖，网民群情激愤，引起了巨大反响。
为挽救声誉，亡羊补牢，三亚市委书记江泽林亲自指挥了一场整治风暴，在市委成立秩序整顿领导小组，调整天涯海角分公司的领导班子，严厉处理责任人，投入80万元安装21个电子眼对景区旅游秩序进行全面监控，禁止商贩进入风景区进行贴身售卖，那些叫卖工艺品的妇女商贩被统一安排在景区出口的休闲购物商场设摊叫卖。
这个休闲购物商场于2007年5月开张，位于游客从景区出口到停车场必经的通道上。一路出来，先是一些工艺品、艺术品和茶叶等专卖店，然后是一个纪念品和土特产超市，再出来是一个集贸市场式的个体经营户区，那些妇女商贩就被安排在这个区域做生意。三亚市旅游局副局长周春华介绍说，这是政府为百姓谋生计，特意而为。
这些妇女商贩主要来自附近村庄的回民、黎民，基本上没有土地，原来打渔为生，现在则打工或做生意，有些穷得连房子都没有。有些家庭一家老小的生计就靠家中妇女在景区售卖工艺品维持。被驱赶出来以前，她们在风景区贴身售卖，一个月基本上能赚1000多元。
现在，风景区里没有扰民现象了，但商贩们的日子却难熬了。“生活上很难过，过一天都不容易。”一名女商贩告诉记者，“现在一天能赚二三十元就不错了，嘴巴干都舍不得买一瓶水喝。”由于人多摊位少，一个一米长的摊铺少则2个人合租，多则8个人合租，大家轮流卖几天，剩下时间歇业在家，很多人的家境深受影响。
商场刚开张时，由于里面的专卖店和超市不卖工艺品，商贩们的生意还行，每天还能盈利100来元，后来里头也开始卖工艺品，个体户的生意马上萧条。再加上商铺在位置上本来就处于劣势，个体户输给了里面的专卖店和超市。无奈，商贩们拒绝缴纳每月300元的租金，“一个人就来卖几天，怎么交租？”她们的抵制心理很强。民穷则怨。如果不解决强势的专卖店和超市与个体商贩同质竞争的问题，这些个体商贩只会一边惨淡经营，一边累积怨气。
“香农”的智慧 与天涯海角景区相邻的是南山景区，这是一个国家5A级风景区，年接待游客200万人次，年营业额近3亿元人民币。然而记者驱车从三亚市区前往南山采访，汽车一出高速路口，就看到路边有很多卖香的摊点，有的就是插个遮阳伞放一张凳子排着一柱柱大香，有的造个铁皮屋售卖，有的造个砖瓦房，最高级的是混凝土平房，一路摆卖到南山景区门口附近，几公里长。卖香的人都是周边农民。
见到南山景区总裁张晖，记者问及南山景区与农民的利益共创机制，张晖的声音一下子高了许多分贝，主动谈起“香农”问题，他说“这是一种不和谐的景象”。几年前，三亚曾经开展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围剿战役，打击“香农游击队”，时任三亚市委书记的于迅下令，如摘不掉这些“香摊香房”就摘当地镇政府官员的乌纱帽，结果镇政府官员、镇派出所警察齐出动，驱赶“香农”，捣毁“香摊香房”。
“孩子卖香被警察抢走，哭着回来，我们盖的铁皮屋、房子都被砸烂，嘴巴软的人抓去一天就回来了，嘴巴硬的人被拘留了15天。你来晚了，看不到这一切。”一位“香农”向记者描述。后来，于迅离开三亚到省里任职，当地镇政府官员乌纱帽没了危险，围剿也就没了，“香农游击队”又出现了，慢慢就形成了一支延绵几公里的“正规军”。
张晖向记者坦言：“农民没有钱，生活过不去。”三亚市旅游局副局长周春华亦说，周边农民看到南山经营那么好，他们也想分享一点利益，分享南山发展带来的好处。记者问一位40多岁的黎族“香农”妇女怎么想到卖香，她说首先摆卖矿泉水，但卖得不好，后来发现游客喜欢给海山观音烧香，南山寺里面却卖得很贵，“一炷几百元，但成本只有几十元，我们在外面卖一炷香赚10块钱也好，赚几块钱捞到一斤白菜的钱，我们也卖。”
起初，生意好的时候“香农”一天赚100元，就是现在生意差一个月也有几百元收入，基本生活解决了。“一斤白菜现在卖三四块钱，老百姓活路难啊！”这位“香农”告诉记者，当初政府抓“香农”，“停了几个月，饭都没得吃，政府抓不动的，我们要吃饭。”
随着近20年的旅游开发和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征地，南山景区周边的老百姓本就没有多少土地，当年南山景区及其周边那些山头都是老百姓挖野菜吃、摘草药卖、割草蓄养牛羊谋生的重要资源，开发后老百姓就不能进山了，数百年来的谋生方式在旅游开发的剧变中被割断，卖香实际上是农民探索新谋生方式的一种努力，这是一种无奈的生存智慧。
张晖说，以前开发南山时，这一带是荒山，并没有涉及向农民征地以及搬迁的问题，故而企业没意识到要去想他们的未来。原来，南山开发采取的是“企业+政府”的分成模式，每年政府都能从南山利润里分到2000多万元。“政府应该有一定比例用于民生，不要多，只留200万来给农民分红，这么多年来就不一样了嘛。”
农民穷，政府也穷，于是，这么多年来竟然没有一分钱以分红的形式给到农民手上。
吸取这个教训后，张晖说南山二期开发，将把周边村庄、小镇纳入共同发展蓝图，在景区大门建一个南山文化小镇，把摊铺统一建好，再请“香农”过来当小老板。张晖说这不是自己多么高尚，而是“南山是一个佛教世界，充满慈悲的地方，你能产生那么多不慈悲、不和谐的东西吗？你建成天堂，人家就是地狱？”
槟榔河模式 眼下，张晖正主持开发经营全国第一个5A级乡村游旅游风景区，计划投资20亿元，地点在距离三亚市中心15分钟车程的槟榔河。2008年4月9日，胡锦涛总书记曾到这里考察槟榔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果。此前，这里是三亚一个条件很差的村庄，民居破落不堪，垃圾遍地、污水横流。2006年起，三亚市政府投入近2400万元一口气将槟榔村改造成三亚新农村的示范点，总书记来时，“槟榔河水流清澈，风光秀丽，如同一幅展开的画卷”。
比起南山开发模式，槟榔河模式由“公司+政府”变成了“政府+公司+农民”三合一。具体构想是，政府负责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和建设，南山景区输入管理，成立槟榔河旅业有限公司，联合农民开发观光农业、温泉养生、农家乐和黎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游览区。
“搬迁哪户人家，就让他们家一步迈进小康生活。”对此，张晖向记者解释，将建设一个“风情小镇”作为槟榔河项目的一环，承接游客购物、休闲、吃饭，建筑设计为三层，每户拆迁户都获得一套，其中三楼住宿，一、二层用于经营，户主可以出租，也可以自主经营。公司要解决70%村民就业，60岁以上老人按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发养老金。最具创见也最具魄力的一条是，景区开发30%利润给农户分红。“就像公司奖金一样，到年底还要有一笔奖金发给他们。”张晖说。
虽然摆在记者眼前的只是一个画饼，但已不同寻常。记者注意到，槟榔河开发领导小组由一位三亚市委副书记、两位副市长、凤凰镇委书记和张晖组成。张晖说，开发槟榔河首先要回答农民如何致富，“不致富，我凭什么跟你玩”；其次得让政府满意，“政府要的是建设新农村的一种成果”；其三投资者得有回报，不获利傻瓜才会干。
考验张晖的是，如何开发经营好，保证有持续不断的收入来源给农民分红，“把构想变活，蛮难的”。
2008年11月底，记者到槟榔村采访时，“梦里黎乡”农家乐已经开业一个多月，生意惨淡，地点就是总书记走访过的苏就清家的小院子。规模也还小，只是苏就清及其他两户农民以自家院子入股，本来约定，农户拿营业收入的20%。不过，一个月下来后，改成公司向农户租院子，每月租金1300元，合同期5年。
为何这么快就更改合同？入股农户、苏就清的堂弟苏振平给记者举了个例子：公司进一瓶洋酒600元，销售价是800元，按照原来农户取营业收入20%的合同，农民所得160元，公司只盈利40元。“我们只是提供场地而已，公司刚起步，养那么多人，我们应该支持公司做大。如果5年后公司发财了，我们有权利修改合同啊。”苏振平设想得很好。
苏就清家院子里，总书记乘凉的黎家茅草亭现在已经变成游客用餐的地方。就在这个茅草亭里，槟榔河所在的凤凰镇党委书记王裕雄告诉记者，5年后努力做到一年200万的游客量，如果每人消费100元，那就是2亿，6000多人的槟榔村家家户户都可以“富甲天下”了。“到时候就是在自己院子摆卖槟榔，都能富裕。”王裕雄说。
成立土地信托基金 三亚2008年旅游总收入近90亿元，但风景区里的富人区、风景区外的穷人区，两者的差距是那样突兀。“发展旅游业的目的就是让两者的落差更小，走向一元化。”三亚市副市长李柏青对记者说。李柏青是槟榔河开发领导小组成员之一。
令人欣慰的是，不只是在三亚，在一些海南市县执政者心中“均富观”已经萌芽。博鳌亚洲论坛的举办，让位于琼海市万泉河出海口的这个小镇名扬天下。2009年博鳌机场将开工建设，博鳌二期建设亦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中。琼海市委书记祝春荣向记者坦承，博鳌一期建设由于上马匆忙，地方政府时间紧迫，并没有为拆迁农民和失地农民规划未来，给点补偿款就把他们甩开了，没有出台相关的富民政策。不久前去博鳌考察，便有农民求他给一条出路，这说明博鳌一期并没有真正实现富民效应。
吸取一期建设的教训，博鳌二期除了给拆迁农民提供新住所，还给农民留成地，农民的留成地可以跟政府一起招拍挂，也可以自己招商引资，或以土地入股。另外，未来优先聘用农民。博鳌二期是高端项目，如果有老百姓愿意加盟、租铺面，政府也会优先考虑。
给农民留成地，是一个创新，新到当地百姓一下子都没完全理解政府的用意。琼海市区开发区不远的村子得了100多亩留成地，但他们要盖房子，变成宅基地，祝春荣听后着急了，亲自跑过去向村民解释：“等政府把路修到这里，等高端项目开发起来后，根据十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农村经营性土地完全和国有土地一样转让，能卖大价钱。”
而在海口，海南省政协常委、民盟海南省委副主委张克坚想得更为深远，他曾起草提案《关于海口市羊山地区大开发的建议》给海南“两会”，其核心建议是羊山地区的开发，国家不参与买地与卖地，采取公司加农民的方式进行，地权始终保持由农民拥有。而海口市政府的答复中，提及“唯有鼓励农民以地入股，才能解决地权、矿权对立问题”，回应了“民有民享”的社会呼吁。
羊山地区占海口市45%的土地面积，近30万人口，从海口市石山至咸谅一带，分布有一条北西—南东走向长度17公里、宽约2～4公里、由几十座死火山构成的火山口群，是中国雷琼火山世界地质地带火山口景观的腹地。张克坚向记者描绘了自己的大胆构想，开发火山景观旅游，满足市民周末休闲游乐，同时吸引国内外游客，按每年游客300万人次、人均消费100元估计，约可形成年产值3亿元。
如果以大公司向农民租地的模式开发，张克坚以他考察过的一个永兴镇乡村为例：全村集体所有土地2000余亩，全村30户人家，就是按原先海口市政府规定的3万元一亩计算，大公司租地50年，总计6000万成立一个土地信托基金，信托给一家融资机构，“利率8%肯定有人接”，则每年利息480万元，分息到户，每户16万元。又收地租又收利息，所有的农民全都能富了。
从地租中诞生一个土地信托基金，张克坚希望，旅游开发不仅要给老百姓大财富，还要给百姓建构财富管理机制和生存的长久机制，让老百姓有分享与监督土地经营收益的权利和可能。(记者陈统奎） (来源：南风窗)
(责任编辑：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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