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首届全球浙商高峰论坛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建议中国政府发放1万亿元人民币的消费券后，从2008年底至今，消费券成为了一个热门词汇，一些地市率先尝试派发旅游消费券、低保补贴券，更多的地市则在酝酿观望中。
一些人受到消费启发，进一步提出了购房券、公务员抵薪券等等名目繁多的消费券设想。
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的专家认为，发放消费券仅仅是特定时期刺激消费的一个应急措施，扩大内需还是要靠一系列国家政策组合推进才能奏效。
消费券功效有限，不宜大规模推行 2008年年底，蒙代尔建议中国发放消费券的话音刚落，成都市民政局作为国内首家吃螃蟹者于12月11日率先宣布向困难群体及优抚对象发放3791万元消费券。2009年1月，杭州、湖北、重庆等地跟进，分别宣布向特定群体发放1亿元消费券、4亿元红包、2.5亿元红包支持春节期间的市场消费。在国新办2月9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首次表态肯定了杭州成都两地的做法后，各地对发放消费券的热情再度高涨。2月16日南京向本地居民发放2000万乡村旅游消费券，预计拉动5亿元以上消费；17日，广东旅游业首发20万张总价值2000万元的旅游消费券，期望能拉动4亿元消费；据悉，宁波也将向社会发放超过1亿元的旅游消费券、成都市准备把消费券扩大到卫生、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
针对各地一触即发的消费券冲动，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金柏松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各地推出的各种名目的消费券，说到底，是希望增加群众收入，通过消费刺激经济，但从目前的中国国情出发，消费券似乎难担此重任。发放消费券的目的是促使老百姓在既定的消费计划之外增加消费，但在收入情况没有改善的前提下，老百姓拿到再多的消费券也不敢贸然扩大消费领域，反倒会把原本要消费的现金存起来，改用消费券。
金柏松说，从历史上看，消费券本来就不是为拉动消费设立的，比如1999年日本遭遇泡沫经济时为了照顾弱势群体，前首相小渊惠三发放总额6194亿日元“地域振兴券”，当年约增加GDP2000亿日元。但那些领到消费券的老人、儿童以及享受年金津贴的人员有振兴券消费后却把现金转为储蓄，从长期来看，总的社会消费量是相互抵消的。澳大利亚和美国也有向特定人群发放现金或粮食券的做法，2008年圣诞节前夕，澳政府拿出80亿澳元给老人儿童发放“圣诞补贴Christmasbonus ”鼓励消费。美国则从上世纪40年代起向困难群体发放粮食券用于购买食品。
“在基本社会保障健全的情况下，在经济下行期间向困难群体发放消费券，确实能对他们的消费能力起到一定的补偿作用。”金柏松说。但发放消费券对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应被高估，更不能演变成非理性的“全民狂欢”行为。他建议各地因地制宜，慎重出台本地的消费券政策。
以投资拉动为主、以发放消费券为辅 其实，一些地方政府也认识到了靠发放消费券拉动消费的作用有限。2月9日，西安市商贸局局长蒿芒喜听到商务部肯定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的表态后表示，将向政府建议发放消费券，但这一建议后来未实现。据西安市商贸局副局长黄漪清解释，原因一是向农村、山区低保人群发放消费券操作难度大，二是光靠发放购物卡来拉动消费作用非常有限。至于下一步是否会出台消费券政策，西安市还在观望中。
“中国不是有句老话，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吗？与其发钱或消费券，不如用来扩大投资或补贴民众创业。”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针对我国经济刚刚起步的发展现状，急需加大对公共设施建设和重点工程的投入力度，因此扩大投资是眼下拉动内需的首选。从效果上看，扩大投资的实质是“花钱买增长”，其效果立竿见影。
郭田勇认为，发放消费券的效果并不明显，需要区分不同的人群来加以分析，对于富裕阶层而言，由于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消费券的发放有可能对其原有消费产生挤出和替代，总支出却并未因此而增加。而中低收入人群手中的消费券，却又会因其主要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的特点，而不得不拉长消费时间，总支出增长缓慢。
从长期来看，在国家以4万亿元经济刺激方案扩大投资为主的前提下，辅之以发放消费券的政策来共同拉动内需效果或将更加显著。“无论是扩大投资，还是发放消费券均无法完全使扩大内需的政策直接奏效，但二者并不排斥。”郭田勇说。
“在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扩大投资对社会的总体效果要比发消费券好得多。刺激消费是一个长期战略，发放消费券等做法只能收到一时之效。国家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社会投资，鼓励普通民众创业，加快中小企业发展，从而增加就业。比如降低创业门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放宽民营企业进入领域、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等等。这将从根本上激活整个经济体系，增加民间财富，从而培养起民众长久的消费能力。”外经贸专家梅新育在电话中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当前中国经济紧缩的情况下，提振中国经济的关键是要提振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记者徐伟）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责任编辑：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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