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永图：“铁嘴”与“铁面”背后的人格魅力

　　外语影响了他的人生

　　龙永图1943年在湖南长沙出生，从小在贵阳长大。

龙永图自述其出生在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从小因为兄弟姐妹很多，是在一种比较艰苦的环境里长大的。他出生的时候，正好是抗日战争时期，母亲生他的时候是在长沙郊区一个农民的家里。当时母亲难产两天两夜生不出来，是一个农民救了他们母子俩，她用的办法就是用脚在母亲的背上踹。因为母亲生他出来以后就没有奶，村子里面一个刚刚生过孩子的妇女，给了他第一口奶，养了他一个月。

　　龙永图说，他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文学，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报上发表文章，当时很想做一个作家，考上的是贵州大学中文系。但是，外语系很少人报名，学生不够，外语系的一个老师是他中学的老师，他知道龙永图的英文很好，劝他转系：你不是喜欢文学吗，学了英文以后就可以直接读莎士比亚，读狄更斯了。

　　“学英语一定要注重精读。我当时学外语的条件很差，唯一的英文读物就是《北京周报》。我常常选择好文章剪下来，反复阅读，甚至背诵。学英语，背诵一些精彩的、口语化的、实用的段落是很有帮助的。”从贵州大学英美文学专业毕业后，龙永图被分配到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工作。当时国家给贵州的名额只有两个，龙永图能被幸运地选中，离不开当时的外语系党总支书记许先华的鼎力推荐。当时，龙永图在学校黑板报上发表了一篇作文。那篇作文题目叫《日出》，写的是一匹马很艰难地拉着一辆车往山上走，正好拉到山顶时，太阳出来了。通篇是用英文写的，很漂亮。许先华看了后，觉得龙永图有才气，力荐他去了北京。

　　当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尚停留在“联络”二字上，对外经济贸易业务少得可怜。龙永图除了做办公室杂务、读书看报以外，并无多少“工作”可干。机关事务消耗着他的青春。他只觉得自己的英语水平还可以，但这个水平到底“可以”到什么程度，他并不知道，因为他连外国人都没有见过。转眼，“文革”开始，秩序全乱了，在工作岗位上的事儿就更少得可怜了。龙永图决定到外国游客多的故宫试试自己的身手。正好，见到两名外国老太太正向对方高扯着嗓子，用英语激烈地争论着什么。龙永图见到追了上去，想实际检验检验自己的英语水平。这一追追了半个多小时，直到两名外国老太太都被对方气得“愣”在那儿，龙永图才有机会插上话。他不慌不忙地用英语给争论不休的两位老人做出评判：“您是对的，她不对，有点强词夺理……”并给她们讲了具体理由。老人一听吃了一惊：“你懂英语?连我们争执时的土语都能听懂？”“你们中国人说，清官还难断家务事，你这位中国小伙子怎么断起了我们姐妹俩的家务事？”龙永图这才感到自己的冒失，赶忙比划着解释自己的动因。两名外国老姐妹被他的好学精神所打动，互相间消除了摩擦，以拥抱来感谢小伙子的公正。

　　上世纪70年代初，他成了我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中的一员，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攻读国际经济学专业，毕业后在纽约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等部门工作了7年。这7年对他的影响是刻骨铭心的。在联合国这个国际政治舞台上，他感受到了什么是强权政治，什么叫用实力说话。

　　龙永图感慨地说：“外语对我的人生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在很多重大时刻，都是外语给我带来了机遇。中国入世谈判刚开始时，我并不是马上担任谈判工作的。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我给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署长担任了翻译工作，随后就被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并被告知可能出任外经贸部国际经贸关系司的司长。在党校学习的半年时间里，我都在看关于关贸总协定的各种文件。如果我不懂外语，我就不可能看到关贸总协定上各种文件的原文，可以说外语改变了我的一生。在谈判过程中，外语沟通特别重要。谈判时，我打破了中国在国际谈判上的惯例，改用英文谈判，这样可以知道一些非常细节性的东西，如果找到突破点，可以及时打断对方。这些是翻译做不到的。”

　　龙永图指出，在当今信息化社会，外语有特殊的重要性。懂得英语，在掌握信息的时间竞争上有巨大的优势，可以在第一时间了解全球最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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