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是企业第一生产力
企业家参政议政是否会使社会利益的天平失去平衡?中小型企业和劳动者的利益是否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需要加以注意的问题
文 | 陆铭
有学者观察到:市场化私有企业必须在预算硬约束下运营,不得不自力更生,因此,它们只能维持小规模,并且投资不足。
可以说,一定程度上,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联盟“是根植于相互熟悉、相互信任的企业家和官员之间的人际关系中的”。
为什么参政议政
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刚刚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有不少借助“戴红帽子”的方式来寻求政治庇护以及获取当地政府在能源、金融等稀缺资源供应上的支持。随着非公有企业在政治上的地位越来越高以及外部市场的日益完善,企业就有了摘掉“红帽子”的想法。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第一次被确定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此后,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摘掉“红帽子”的现象。
缺少“红帽子”的民营企业并没有因此与政治划清界限,相反,非公有企业的企业家们开始越来越主动地加入参政议政的行列。2001年7月1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明确指出,私营企业主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之一,第一次把民营企业家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这被视为民营企业家取得政治地位的一个突破。
到了2002年前后,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主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在1997~2004年间,担任各级人大代表的比例从10.3%提高到了18.2%,担任政协委员的比例从22%上升到了30.6%。
笔者曾经问一个企业家热衷于参政议政的原因。企业家回答,坦率地说,为什么参政议政,一方面是因为企业家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会更愿意追求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企业家参政议政以后,接触的平台就不一样了。而且参政议政的层次越高,接触到的人的层次也越高。这有助于企业发展。
有助于提升企业的价值
“关系是第一生产力”,政治纽带对于企业的重要性,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企业家的政治纽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企业涉足政治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价值,企业可以因此而获得更好的税收政策或贷款政策。在发达国家中,企业家及其代理人通过竞选而成为议员,或者以利益集团游说的形式来确保企业的利益,是企业家们以非市场的手段来实现自身意图的重要途径。
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府权力大量介入市场行为的经济里,政治纽带的重要性更不言而喻。企业家政治纽带的作用大到能够帮助企业进入一些受管制的领域,小到能够用来帮助解决企业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纠纷。在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不完善的情况下,政治身份甚至成为保护投资者的替代机制。
获得政治纽带对于企业主参与决策也是有利的,有研究报告称,在市政建设、环保、税费征收、就业措施等公共决策方面,私营企业主最可能选用的表达意见的做法中,属于前三位的依次是: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呼吁,通过新闻媒体反映,直接向政府领导反映。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如果企业家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他所在的企业便能在金融和税收方面得到优惠,企业的摊派费用也较少,这些实惠在企业的经营绩效上也将有所体现。研究还发现,越是在市场制度和法律保护比较弱的地区,政企纽带的作用越强。
什么样的企业家获得了参政议政的机会
也许正是因为企业家的政治纽带给企业带来的好处,企业家参政议政正在成为一个趋势。那么,什么样的企业家获得了参政议政的机会?
我们的研究显示,来自历史更长、规模更大的企业的企业家,更可能成为更高级别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企业家个人的共产党员或民主党派成员身份能显著提高其参政议政的级别,而且,民主党派身份的作用约为共产党员身份作用的5倍。企业家个人的家庭背景也是影响其参政议政级别的重要因素。比如,父母亲具有领导干部身份的企业家更可能成为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这些发现说明,非公有企业的企业家参政议政,是他们利用自身既有的政治和经济权势进一步获取正式政治权力的过程。
政企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就是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所处的转型期间的生存和发展环境。面对这样的环境,企业家处在一个有些尴尬的境地。他们一方面在建立政治纽带的过程中获得了政府的支持和资源,加快了企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来自政府的干预却也成为了一种负担。
我们的一项研究采取满意度这一指标来对企业家的生存状态进行综合的评价,结果发现,的确,更高的收入能够给企业家带来更高的满意度,但同时,那些认为政府给企业造成的负担变得越来越重的企业家,其满意度则显著更低。从这一角度来看,利用政治纽带来获得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条件和资源,给企业家带来了收入、地位和更高的满足感,但是,这并不是没有代价的。
社会利益的天平会失去平衡吗
企业家参政议政是中国转型与发展中的新生事物。中国在经历30年的改革之后,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困境,那就是,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地方政府拥有制定经济政策的权力,同时,地方政府官员又必须接受来自于上级的考核,而考核的主要指标是当地的GDP增长率,因此,这种“对上负责”的体制的负面影响,往往导致地方政府官员忽视来自于普通百姓的需求。
企业家(特别是非公有企业的企业家)参政议政是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出现的积极趋势,这能够使得政策的制定更多地受到来自于新生力量的影响。不过,我们的研究发现,现有的企业家参政议政模式更多地吸纳了来自于大企业的经济精英,而不是企业家中具有高层次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
同时,我们的研究也发现,父辈的政治权力也可以通过子代企业家的参政议政而得以传承。这样的模式很可能使获得了参政议政机会的企业家更多地代表在政治和经济上拥有权势的阶层的利益。企业家参政议政是否会使社会利益的天平失去平衡?中小型企业和劳动者的利益是否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需要加以注意的问题。■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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