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是高危职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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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春节期间回家乡过年，和地方官员吃过几次饭，也见到几位在官场走动的昔日同学。言谈间，他们对当今官场颇多感慨，最流行的一句话是：如今做官成了高危职业。也许是自己从小对官员有偏见，听说做官是高危职业，总是很不以为然。

　　毕：什么职业算高危职业？在一般人看来，井下采煤是高危职业。现在下井的基本上都是农民工，为了养家糊口，明知风险大，也不得不干。消防也是高危职业。元宵节中央电视台放焰火，把新楼烧了，职责所系，消防战士不能不往上冲。张建勇成了烈士，还有几个战士也受了伤。

　　梁：我个人认为，高危职业一定要包括两个要素：一是出现人身意外的概率大，二是后果不可挽回。只有两者在事实上的发生率较高，而且职业回报并没有达到相应高度，才算是高危职业。如果说飞行员、空姐是高危职业，人们就不一定能接受，因为它的风险是建立在高回报前提下的，所以愿意当空姐的趋之若鹜，想当飞行员更难。而愿意下煤窑的人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不用分析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间的关系，凭常识也能说清这些道理。

　　毕：说当官也算高危职业，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感觉说这种话的人，本身就在官场里边，起码也是在官场内外走动的人。这个说法的出现，可能和近几年一些官员被问责有关。因为特大恶性事故，比如矿难事件、毒奶事件的曝光，必须有高级官员承担领导责任，引咎辞职。山西省省长刚到任不久就下去了，给人以不走运的感觉。但不论怎么说，丢掉乌纱帽的风险和煤矿工人、消防战士的生命危险，不在一个层次，不能相提并论。

　　梁：不论是决策失误，还是失职渎职，发生人为灾难，负责官员引咎辞职，承担法律责任，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应有之义。在中国古代，发生天灾人祸，开明一些的皇帝还要下罪己诏，以平息民怨。现代民主政治的特点之一就是权力和责任的统一，不容许存在不负责任的权力。官员不能只享受权力带来的好处，把责任一推六二五。如果出了大事故，没有高官承担后果，老百姓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毕：还有一些人丢官是舆论监督起了作用。比如深圳市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在酒楼公然猥亵一名为他指路的11岁少女。又比如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抽天价香烟，戴江诗丹顿表，被查出贪污受贿。还有辽宁省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无视法律，派警察进北京抓记者，引咎辞职不久后又出任沈铁城际轨道交通工程办公室副总指挥，再度受到舆论关注，只好休息。有了互联网，官员在公开场合的一举一动，开始受到舆论的监督。网民的热议，使得中国大陆对官员监督严重缺位的局面稍有改观。对此，一些官员同病相怜，物伤其类，引发感伤。把官员说成是“高危职业”，就是宣泄这种感伤情绪的一种牢骚。

　　梁：发牢骚的言外之意，就是这个地方非常危险，我早就不想干这个工作了。人有神化自己职业的偏好，愿意强调自己职业的难度和复杂性，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这都不难理解。但把中国的官场说成是惟恐避之不及的风险之地，完全不符合事实。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凡人们都想做的事，必是好事。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如今在中国，除去个人的特殊兴趣和偏好之外，官场是中国所有职业中风险最低、收益最高的地方。不然，怎么解释公务员考试会成青年人求职的热点？某大学出现一个处长的空缺，更不知有多少教授去争。你见过下煤窑有这样激烈的竞争吗？

　　毕：我们谈论官场是不是高危职业，其实并不想和谁达成共识。只是想通过这个说法的流行，判断当今官场的现实和官员的心态。这对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的状况或许有一点帮助。买官卖官在中国古已有之，这个传统如今不仅是死灰复燃，甚至是变本加厉。有人之所以要重金买官，就是因为看中了权力的含金量。买官虽然花了钱，但有了权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权钱交易已经成为常态。今天就是加大反腐败的力度，贪腐官员落马的数量加大，被惩处的概率仍然很低，渎职、失职丢官的概率就更低了。当官还是当今中国最滋润的职业。说到底，因为现在还没有一套官员受到公众严格监督、必须向人民负责的有效制度。如果哪一天，中国官场的权力真正受到制约，官员个个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履职，那才是中国人的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