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牛”打工仔索赔100亿 法官称浪费司法资源

　　极端维权“最牛”打工仔索赔100亿

　　法官认为没有法律依据浪费司法资源

　　100亿元！在广东省中山市打工的湖南籍青年阿亮(化名)在牛年成为我国有史以来“最牛”的维权者：他将老东家中山市阜沙镇东力公司告上法庭，索要精神赔偿金100亿元，这是迄今为止全国最大劳动争议索赔案件。

　　【案情】天价索赔一告再告

　　2007年11月9日，阿亮进入东力公司工作。当时约定，阿亮进入洗衣机车间做普通员工，但最后他被安排到冲压车间做冲压工。公司没有与阿亮协商，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令他十分不满。而公司方面不愿意因工种的变更而更改劳动合同，因为根据合同第3条约定，阿亮同意公司的安排，在生产部门任职，具体工作内容按照岗位职责要求执行。

　　据阿亮称，去年5月2日，他向东力公司提出辞职申请，但由于车间领导挽留，收回了辞职申请。但一个月后，公司的保安却不再让他进厂，并用暴力手段威胁他。然而，公司提供了阿亮在提出辞职后只打卡不工作的证据，且阿亮一度无法联系上导致无法办理辞职手续。去年6月2日，公司视阿亮长期不上班的行为为自动离职，所以不允许他进入工厂。

　　因发生劳动争议，阿亮曾两次到当地劳动部门调解，起初要求8000元的赔偿，但公司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后阿亮提起了劳动仲裁，除了要求工资赔偿外，还要求10亿元的精神损失费。

　　2008年9月8日，中山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东力公司支付阿亮2008年5月份工资1570.65元及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387.28元，驳回阿亮要求10亿元的精神赔偿等其他仲裁请求。阿亮对该仲裁裁决不服，随后向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起诉。这一次，阿亮要求东力公司支付100亿元的精神损失费。

　　被告东力公司在答辩中称，原告提出100亿元的精神损失赔偿，属于恶意滥用诉权行为。原告是主动辞职，分文不补。

　　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2008年5月30日，东力公司违法解除与阿亮的劳动合同，判决东力公司向阿亮支付2008年5月份工资、赔偿金1963.31元以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387.28元，合计4350.59元。

　　对于阿亮所称的100亿元精神损失费，由于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驳回。一审宣判后，阿亮对一审判决不服，向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庭审】要求连刊十天道歉

　　由于一审判决没有支持他的“天价”索赔，日前，阿亮向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今天上午，该案二审公开开庭审理。

　　在法庭上，独自出庭的阿亮显得很镇定，桌面上堆放着许多应诉材料，一本略显破旧的《劳动合同法》格外引人注目。

　　开庭后，阿亮仍然维持一审时提出的索赔总金额10，000，024，400元，但这次他把100亿元减少了2100元，把减少的2100元加到别的索赔项目中。

　　“由于去年春节期间和3月份我有请假，就不应得到全月工资，所以我在一审时扣除了2100元钱。但时间又拖了这么久，我的误工损失增加了，给我的伤害也更大了，我现在坚持把这2100元也要回来。”阿亮如此陈述。

　　此外，阿亮还提出新的诉讼请求，要求用人单位在中山日报上连续10天刊登道歉声明。审判长当庭驳回了阿亮新增加的诉讼请求。

　　庭审中，双方都同意在法庭组织下调解，但因阿亮坚持精神赔偿金不能少于1000万元，调解失败。

　　法院将择日对该案件进行宣判。

　　【对话】

　　记者：你这100亿元是怎么算的？

　　阿亮：我要求赔偿100亿元是有根据的。公司的行为使我失业，失去了劳动报酬，被迫忍受再次求职的奔波和劳碌之苦，而且使我在精神上产生愤怒、仇恨、痛苦和紧张的情绪，使我的人格尊严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而人格尊严是无价的。

　　记者：你觉得你所称的这种损害值100亿元吗？

　　阿亮：我的愤怒到达了极点，我认为人格尊严无价，值100亿元。

　　记者：为什么最初你只索赔8000元，后来在劳动仲裁时提出10亿元，到起诉时又变成了100亿元？

　　阿亮：他们耽误了我那么长时间，而我的愤怒也与日俱增，现在我的愤怒已经到了极点。再说，时间也是金钱，所以增加了90亿元。

　　记者：你觉得你能拿到100亿元吗？

　　阿亮：我知道他们也赔不起100亿元，但是我觉得法院最终怎么判决，应该听取民意。我个人意见就认为应该判100亿元。

　　记者：目前为止，打官司花了多少钱？

　　阿亮：仲裁是免费的，一审帮对方交了5元钱，自己出了5元钱，二审又交了10元钱，总共是20元。

　　【点评】

　　庭审结束后，审判长刘莉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阿亮提出的索赔数额之大，闻所未闻。根据我国现有法律，在劳动争议案件中，没有规定可以索取精神赔偿费。

　　这种漫天要价、滥用权利的行为，不仅会使案件变得更加复杂，还浪费大量的国家司法资源，使得原本紧张的司法资源变得更加紧张，让渴望得到国家公权力救助的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助。也极容易在企业员工中传染，进一步加深劳资矛盾，使原本在金融危机下经营艰难的企业，因员工不合理维权，大大增加企业经营成本，影响劳资和谐。

　　本报中山（广东）2月2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