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工党中央拟提案呼吁：百万村医队伍不能垮

妥善解决百万乡村医生基本待遇和养老问题，不仅关系到8亿农民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及质量，更关系到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大局

　　法制网记者 朱雨晨 法制网实习生 崔悦

　　“要保证8亿农民人人公平享有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村卫生室作为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的‘网底’不能破，百万村医队伍不能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桑国卫近日发出这样的呼吁。

　　桑国卫副委员长历来关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的建设，关注乡村医生的能力发挥和生活保障。2008年，桑国卫率团两下贵州进行实地调研，与此同时，农工党17个省、市级组织也展开了同步调查，并向农工党中央报送了调研报告。

　　经过翔实的调研，农工党中央了解到，全国乡村医生有百万之多，他们生存压力日益加大，队伍日趋不稳，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农村卫生工作发展的瓶颈。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乡村医生的基本待遇以及养老保险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据悉，在即将召开的“两会”上，农工党中央将重点关注乡村医生问题，拟提交重点提案，建议尽快解决乡村医生面临的难题。

　　一代人的温情记忆

　　乡村医生在40年前曾称作“赤脚医生”。

　　上个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在我国广大农村的田野上，一群挽着裤腿、背着药箱的赤脚医生，凭借着极其简陋的医疗设备和走家串户的满腔热情，为亿万农民送去最基本的医疗服务，为解决那个时代农村缺医少药甚至无医无药的难题作出了积极贡献。

　　以赤脚医生为特征的低投入、广覆盖的农村合作医疗，甚至在全世界为中国赢得了广泛赞誉。直至今天，“Barefootdoctors“(赤脚医生)这个词在国际上依然是一个备受尊敬与肯定的名词。而在中国，与它相连的是一代人的温情记忆。

　　后来，卫生部门推行医生资格认证，大批赤脚医生通过考试，取得行医执照名称也变为乡村医生。据相关资料，目前我国农村已建成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绝大多数的农民患病就诊一般选择村卫生室(所、站)，乡村医生则是农民的“健康守门人”。

　　2005年，一个名叫李春燕的贵州乡村医生变卖家产开办了一家村卫生所，在边远的山区救死扶伤。李春燕的故事感动了无数中国人，她成为这一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于是，社会进一步关注乡村医生群体。

　　乡村医生至今没有正式编制，也没有工资。但他们除担负农村一般诊疗工作外，还协助相关部门完成了大量的公共卫生工作。从儿童计划免疫、妇幼保健到传染病、地方病防治，他们执著地守护着乡亲们的健康。

　　郑金达是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大嶝田乾村一名乡村医生，获得过2006年度“全国优秀乡村医生”荣誉。

　　在田乾村干了38年，郑金达始终把病人当亲人。他说，行医就是行善。需要出诊，他风雨无阻；需转诊病人，他亲自陪护；困难病人，他减免药费……

　　最近两年，郑金达患了糖尿病，但对待工作却一如往常。

　　“乡村医生不仅是每个村民及家庭的最鲜活的健康档案，而且是村民中惟一全天候、最廉价、最好使的钟点工。村民既往病史、用药过敏史和家族病史，甚至连村民自己都不清楚，而乡村医生却对此了如指掌。”北京市卫生局农村工作处处长吕璠曾动情地说。

　　在中国广大农村，乡村医生实行“简、便、廉、效”的拟家庭化服务，做出重要贡献。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张开宁所说，乡村医生的服务即便不是最佳的，但首先是“温情的”。而这种朴素的温情在今天尤为珍贵。

　　乡村医生的困惑

　　“从青春年少到日渐衰老，我们这些‘赤脚’何时才能穿上鞋？”松溪乡村医生杜建民的困惑很有代表性。

　　杜建民是2005年全国优秀乡村医生。上世纪70年代初，他当上了赤脚医生，他妻子当上民办教师。1997年后，根据国家政策，800万民办教师转正，妻子成为正式教师，如今每月退休金1000多元，而他依然“赤脚”。

　　村卫生所定位是非营利性机构，收费低廉，公共卫生工作也只给很少补贴。因此乡村医生生活窘迫，大多数人不得兼做农活，“不以农养医，以家养所”。在闽北闽西山区，乡村医生每月收入平均也就三四百元，最低的只有一百多元；即使在沿海稍富裕的农村，一月也就一两千元。

　　武夷山乡村医生李功华告诉记者，卫生所的收入主要来自问诊费和卖药的利润。不过问诊费少得可怜，一般只能收取几毛钱的挂号费。需要吃药或者是打针，能提取10%至15%的费用。

　　“按理说这个提成基本可以养活自己，可是不行。”李功华说，“村卫生所治疗的基本都是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这些病的用药本身就非常便宜。我们常用的青霉素每支0.5元，而大医院用的先锋青霉素同样剂量要4元钱；退烧药我们用康奈进，只有几分钱一克。虽然同样是提取，我们和公立医院的收入却有着天壤之别。”

　　李功华说，不是他们不想用好药，但农民的收入，只能选择既便宜又实惠的药。即便如此，村民往往还是没钱看病，赊账就如家常便饭。

　　农工党中央经调研发现，现在，更多的村医碍于亲情、乡情，根本就收不上来诊疗费，有的还被大量的药品赊账压得喘不上气来。

　　2003年7月，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通过《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并从2004年1月起施行。条例指出，取得执业医师资格的卫技人员才能被纳入乡镇卫生院统一管理，和公立医院医生一样领工资，缴四金，享受法定假期。

　　但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好，李功华告诉记者，在福建省，符合资格的乡村医生每个月可以得到政府的60元的补贴，但这一点补助简直就是杯水车薪。

　　“现在我们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现实。”福建古田县凤都村乡村医生吴文钦说。

　　在吴文钦生活的农村，外出务工农民增多，村里看病的人越来越少，乡村医生的收入更缺乏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没有把村卫生所纳入其中，部分地区即使规定门诊可以在村卫生所，但医药费上限仅为7块钱。

　　收入低是大多数乡村医生的共同境遇；而资质，是他们难以逾越的一道门槛。

　　许多积累了丰富经验的乡村医生们渴望取得真正的医生身份。然而，经过一系列考核、培训所取得的学历和证书，包括“乡村主治医师”的职称，都是“地方粮票”。乡村医生不是国家正式医师，要取得正式医师资格，还需进行资格考试。这一道门槛将大多数乡村医生拦在国家正式医师之外。

　　“国家一方面给我们处方权，让我们给农民治病，但是另一方面却不承认我们是一个正规的医生。”吴文钦对此很是感慨，“我在部队医院锻炼过两年，1987年我还考过主治医师。但现在什么都不是，想起来就心酸哪！”

　　青黄不接的队伍

　　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的资料显示，2008年底，全国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总计约90万人，与上年相比，人数减少2万人，部分地区出现了村医空白村。

　　据了解，乡村医生人数在减少现象几年前就开始出现。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8》数据显示，2003年之前，我国乡村医生和卫生员人数基本保持在120万人以上，到了2003年，减少到86万人左右。尽管之后几年，乡村医生数量有所回升，但自2006年起，乡村医生人数又开始递减。

　　北京大学卫生管理学院博士崔斌，2007年专门针对乡村医生情况进行了调查，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平均每行政村卫生室数分别为1.26个、1.32个和0.79个，尤其是西部地区地广人稀，农村卫生服务还有很大欠缺。

　　北京的一些远郊区县甚至已出现了“有室无医”的情况。约66.67%的村卫生室只有1名村医，人数多于3人的村卫生室仅占12.5%。

　　崔斌说：“照这样发展，以后很多村镇的农民就找不到乡村医生为他们看病了。”

　　北京尚且如此，全国缺口有多大？据报道，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里，山西省新增加的“村医空白村”就高达2000多个！

　　卫生部提出，到2010年，大多数乡村医生都取得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执业资格。目前全国约90万乡村医生中，只有不到10%具有执业助理医师资格。

　　老村医退了，年轻村医补充不进来，乡村医生队伍后继乏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的网底正面临着人走网破的威胁。

　　如果有一天，乡村医生都没有了，老百姓怎么办？

　　“不怕少吃少穿，就怕生病住院”，对于农民来说，舍近求远去大医院看病，一远二贵。为此，“小病拖、大病扛”的人不在少数。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表明，农村46%应就诊病人没有就诊，30%应住院病人没有住院。

　　不可或缺的“守门人”

　　通过开展实地调研，以及与“2008年度全国优秀乡村医生”代表们进行座谈，并透过与9个省的部分乡村医生建立起的“村医诉求热线”，农工党中央比较及时、全面地了解到乡村医生的种种困惑。

　　农工党中央参政议政部调研处处长袁建民说：“党内外达成一致认识，乡村医生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我们认为，维护乡村医生的正当权益，就是维护8亿农民的根本利益。”

　　令人欣喜的是，在解决乡村医生“老有所养”问题上，全国已有多个省市正在积极探索建立相关制度。北京、上海、江苏、山东、浙江相继出台了各自的乡村医生养老政策，江苏苏州、湖南新田还把村卫生所纳入“新农合”门诊机构中。

　　农工党中央建议，尽快研究解决乡村医生基本待遇问题，加快建立乡村医生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由卫生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共同研究，制定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项目及政府补助标准，建立规范乡村医生从业行为及绩效考核工作机制，调动乡村医生积极性的鼓励政策和奖惩机制。

　　袁建民处长认为，如果能妥善解决百万乡村医生基本待遇和养老问题，政府就可以花明白钱，办实在事。花钱虽有限，影响却深远。

　　“妥善解决百万乡村医生基本待遇和养老问题，不仅关系到8亿农民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及质量，更关系到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大局。”袁建民说。